布列斯特要塞 作者:[苏联] 谢·谢·斯米尔诺夫-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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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那么痛苦，船舷边上那一下看来懂得还真不轻。
　　他好不容易才睡着，噪音又把他弄醒了。装舱的焦炭轰轰隆从头顶直泻进隔般来。这样继续了大约一小时光景。接着，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人声和警犬的吠声，有人下到焦炭堆上走了两圈，铁舱盖发出咣当一响——一切都静了下来，货舱封闭了。
　　罗马诺夫和梅利尼克搞不清”阿丽耶尔”号在汉堡又停了多长时间，是一天、两天还是三天，直到他们感到船体在颠簸摇摆时，才爬出了自己的藏身之所。他们出海了！
　　头一个从焦炭堆里爬出来的是罗马诺夫，他把旅伴也拖了出来。梅利尼克已浑身无力，动弹不得了。在这口铁棺材里，他们喝不上一口水，吃不上一口饭，前头这一段路还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但这是一条自由之路，回归祖国之路。为了踏上这条路，他们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直至献出生命。
　　轮船在基尔停泊时，他们又钻进了焦炭堆，捱过了搜查，但后来任凭战友如何呼唤，梅利尼克却再也没有醒来。他昏死过去了，罗马诺夫无法使他恢复知觉。
　　说不清罗马诺夫后来又坚持了多少时间。饥渴之苦越来越以忍受，后来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虚弱感，对一切都变得那么迟钝，那么无动于衷，他什么都记不得了。
　　在瑞典大港哥德堡，工人们卸焦炭的时候，发现了“阿丽耶尔”号的一个舱里倒着两具尸体，穿着德国集中营的战俘衣服，背上还有‘SU”两个大字。
　　请来了医生。被发现的尸体中有一具真是尸体，另一具还在微微喘气。他被送进了医院，哥德堡的装卸工人群情激昂地议论着这一事件。这两个俄国人的逃亡是由汉堡到瑞典的商船上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战俘逃亡事件。
　　几天后罗马诺夫才在瑞典政治警察的监狱医院中醒来：中立国对他的态度并不十分殷勤，它惧怕凶狠的德国邻邦。罗马诺夫痊愈得很慢，很不容易。等到他稍有好转，便有几个讲俄语的人来到他的床前转了几次，劝他别回祖国，可以要求在瑞典政治避难。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要求见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
　　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日的，最后到了斯德哥尔摩，见到了当时苏联驻瑞典公使、列宁著名的战友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仑泰。使他失望的是这位公使竟否决了他经同盟国回国的一切方案。“您的这份仗已经打完了，”她要罗马诺夫在瑞典的苏联侨民区留下来。
　　一九四四年，在芬兰放下武器后，罗马诺夫回到了祖国。然而，要塞和俘虏营里的经历对他的健康影响极大：到家时他疾病缠身，后来在医院度过不少时光。据说，那常常使他卧床不起的肺结核不仅是布列斯特要塞经受考验和集中营受苦受难的结果，也是他从汉堡码头上最后奋身一跃胸部狠狠撞在“阿丽耶尔”号船舷上的结果。
　　但他并没有向疾病屈服，他不畏病痛缠身，战后又念完了第二个大学，现在莫斯科某设计部门担任建筑工程师。
　　一九五七年，当罗马诺夫恢复党籍的时候，在党委他看到了自己作为战俘在集中营拍下的照片。它是在我军所缴获的一套希特勒匪帮的卡片中偶然发现的。卡片上有一张罗马诺夫的相片，穿着战俘的衣服，带着令他永世难忘的号码牌：29563，表格中一丝不苟地填写着他所受到的每一次惩罚和拘留。
　　最后几行记载上还加盖了一个带四字的公章：“29563号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集中营逃跑，未捕获。”
　　罗马诺夫对着这张照片沉思地端详了许久，脸上忽然舒展开一个明朗的微笑，他说：“这个号码运气不错。集中营里抽彩还没见谁赢过呢。我真走运。”
　　可是党委委员们知道，问题不在于号码的运气。他们一致同意恢复罗马诺夫苏共党员的党籍。
第十六章　为生而战的士兵
　
　　俄国医生！这四个字里头包孕着多少重大而光荣的含义。当人们回忆起我国医学界那充满丰功伟绩的历史时，人们的记忆中将会浮现出多少激动人心的姓名和场面啊。
　　穿着血污的白罩衫、抢救塞瓦斯托波尔英雄的皮罗戈夫，被病人团团围住的鲍特金。那位为自己接种鼠疫苗苗以测定他所发现的疫苗是否有效的医生，那位嘴对嘴吮吸白喉病儿喉咙里脓痰的谦逊的乡村医生。苏联外科学的泰斗尼古拉·布尔坚科、亚历山大·维什涅夫斯基。还有一支由普通医生、医士、护士、卫生员组成的无名大军。这是一支同死亡作战的大军，是为生而战的士兵，每日每时他们都在大地上推进着无比重要、无比人道的事业。
　　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所有的职业中大概只有一种职业不会改变自己活动的性质，这就是医生。和平时期他们是为生而战的士兵，战争时期他们仍是同死亡作战的勇士，只是工作条件已有了巨大变化。无数脚穿厚油布大靴子的年轻姑娘一直同步兵战士们同甘共苦，她们冒着敌人的机枪火力，冒着遍地开花的炮弹和迫
　　击炮弹，用雨布拖着伤员，或者干脆把他们背在背上，可又有谁来叙述这些姑娘，叙述这些连队和营队卫生员的事迹呢？！团卫生队或师卫生营的军医和医助们冒着炮火在挤满伤兵的病房里工作，军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坚守工作岗位。可又有谁来叙说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呢？！敌人把他们同战斗部队的官兵一样加以杀戮，而他们虽同样佩带着士兵和军官的肩章，但却无法同敌人枪对枪、炮对炮地战斗一场，无权直接对敌人复仇，他们似乎只能用拯救那些手持武器进行战斗的人并使他们返回战斗行列的努力来间接参加战斗。
　　然而、多少战场上的老兵直至现在还含着泪水回想那把半死不活的他们从火线上拖下来的无名姑娘，或者为外科军医那双金子般的手祝福，梦想着要同拯救过他们生命的白衣战士重逢。紧紧地拥抱他们！成千上万的战俘之所以能够熬过希特勒集中营地狱般的苦难，现在还活在人世上，只是因为在他们的身边生活着以崇高义务为己任的同样无权的囚徒——俄罗斯的医生们！
　　法西斯把战俘营变成了疾病和死亡的工厂，变成了灭绝人类的工厂。而在他们这种灭绝活动的道路上，俘虏中的医生构成了唯一的障碍，他们是同死亡作斗争的唯一战士。希特勒分子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同集中营医疗室以及医生们的活动妥协，因为第一他们要把战俘作为劳动力来使用，第二希特勒政府不得不装装作了，似乎他们也在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给予敌方被俘官兵以医药帮助。医生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机敏而广泛地利用他们的条件，拯救饿得濒死的人，宣布他们是病人，把他们收藏在传染病房，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他们参加集中营的地下斗争，帮助囚徒逃跑。被秘密警察发现之后，他们就要忍受酷刑和折磨，就要被处死；而在集中营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则同其他囚徒一样忍受饥饿、毒打和嘲弄。
　　布列斯特的医生们从头至尾经历了这条道路。他们之中有无数直正的英雄；这些人于心无愧地完成了自已的职守，在保卫要塞的日子里是这样，后来在被法西斯俘虏后还是这样。
　　在布列斯特市内有一家州立医院，战前的主任外科医生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伊利英①。这是个身材魁梧、体格强健的中年人，宽脸盘，粗犷，很象个农民，两只大手倒象个工人，在手术台上动外科手术创造了不少奇迹。他在这里工作多年，成百上千的布列斯特人靠他那把手术刀救了命。
　　【　①伊利英现为莫吉列夫市州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作者注】
　　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那个难以忘怀的凌晨，伊利英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首先跑到武装部。但那里的人对他说，没有接到任何动员令，随即他又朝市执委会赶去，但没有见到一个人。这时他在街上见到了州卫生局的几个工作人员，便决定同他们一道撤离城市。这位医生知道，他不能留在布列斯特，在这儿大家不仅知道他是个外科医生，而且还知道他是个积极的共产党员。
　　他们要经过伊利英家门口。医生请同伴在外稍候，跑进家门去通知妻子。但这时医院的急救车开到了他家门口，一个护士万分激动地朝伊利英跑了过来。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爱的，快到医院去吧！那边伤员都堆成山啦！一个大夫都没有。孩子们都快死啦！”
　　伊利英进退维谷，不知所措地站下了。他曾认为在这之前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完全正确的。他想撤离城市，遇到哪个部队就参加进去。医生曾坚定不移地认为，现在战争打起来了，他的岗位在军队里。他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落到希特勒匪徒手里，他将会有个什么下场。可是，现在一看见面前这位激动得浑身颤抖、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护士，从她那儿了解到医院里的情况之后，他突然第一次对自己的行动有了另一番评价。他应该回医院去，哪怕只待一段时间也行，把那里的秩序整顿一下，把护土和卫生员的情绪鼓动起来，把医生们都找来，把接收伤员的事好好组织一下。他为他没有这样做而感到羞耻。
　　他转身朝站在拐角上等他的那几个同伴走去，老远就朝他们挥挥手，坐进了救护车。他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行动计划。他马上到医院去，用最快的速度把非党医生召来，这些人留在城市里用不着特别担心安全，他要从他们之中指定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然后再立刻撤离布列斯特。
　　但他却没有想到医院里等着他的却是那样一种局面。楼内楼外全都挤满了伤兵，足有两千来人。人们把伤兵往这里送，在街上遭到炮击与轰炸的人也往这里爬。
　　“大夫！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亲爱的！……”当他跟护士挤过人堆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呼唤。他小心翼翼跨过躺在地上、流淌着鲜血的人们。
　　他还没有走进大门，就清楚地意识到，要离开这里可是难上加难。
　　护士和卫生员看到他来了，一个个欣喜欲狂，他表面上镇静如常。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立刻使人们镇静下来，产生了信心。他聚精会神，紧皱眉头，而说话的腔调也同平时一样，威严而生硬。伊利英的同事们这不会想到，这位大夫心里是多么没底，思想和感情正进行着一场多么复杂的斗争。
　　他命令一个卫生员坐汽车到各医生的家里去一趟，命令他们立即到医院报到。他诊察了头一批伤员，下令把一个从机场送来的腿被炸烂了的中尉飞行员立刻放上手术台。他在各病房巡视一周，指示如何把伤员安排得更有秩序。而在这段时间里，思想上缠着他的仍然只是一个看来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不能留在市内，但又实在难以离开。
　　他到底也没能解决这个矛盾，匆匆忙忙洗净了手，穿上手术衣，戴上帽子、口罩，来到手术台前。
　　飞行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脸色因失血过多而变得煞白，两只眼睛睁得老大，注视着医生。他这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几乎全要锯去，伊利英还对他说，手术不能进行麻醉，因为没有时间等待这位中尉进人昏睡状态，其他伤员也正在等待给他们动手术。飞行员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手术开始了。
　　起初，不论伊利英多么努力想要把思想集中于手头的工作上，他却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他的手指虽在习惯性地飞快地做着动作，但意识中总有一个潜在的角落在继续思考着摆在他面前的驱之不去的问题。可是，逐渐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被这躺在手术台上的小伙子所吸引。
　　伊利英知道这手术有多么痛苦，这位年轻的飞行员将忍受多大的折磨。他以为中尉会喊，会呻吟，但中尉却。沉默着。甚至当他锯骨头的时候，伤员也没有哼上一声。有那么一瞬间，医生甚至以为他的患者疼昏过去了。他朝飞行员的脸上看去，只见脑门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两片嘴唇紧紧地抿着，紧张得成了铁青色，但两只眼睛却还是那么虎虎有生气，充满了痛苦。于是，突然之间，他对这个如此勇敢地经受着痛苦的孩子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怜悯和慈爱之心。别的他什么也不想了，他只想赶紧把这个手术结束。
　　“完了！”他缝完最后一针，俯身对飞行员说。
　　然而，那一声静静的、安详的回答却是多么出乎他的意料：“谢谢你，医生！…”
　　伊利英只觉得一阵激动使他喉头发紧，他赶紧转身朝盥洗池走去。
　　这时他明白了，那个久久使他不得安生的问题，如今在他的内心中已得出了答案。这充塞整个医院的两千伤残人的命运，要比他个人的命运更为重要。不久前在他还认为是互相矛盾、水火不容的东西——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一个医生的责任和一个人的责仁—一忽然间统统汇成了一体，变成了他现在所做的和将来还要继续做下去的事情。他在这里，在手术台旁，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在进行战斗但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兵。他坚定了信念，他将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决不离开这里，不管他将遭到多大的威胁。
　　他留了下来。这一天他一直工作到精疲力尽，整个城市已经被敌人占领，德国人进了医院，但他还在工作。他在手术台旁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又几乎是一整天，只是偶尔跑去换一换被鲜血浸透的手术罩衣。在他的患者中，有一些原来曾在要塞战斗，被俘以后被抬进市立医院的人。
　　后来，则是沦陷后可怕而漫长的岁月，那是充满灾难、残暴和死亡的生活。终于有一天，秘密警察登门来抓他了：有人向希特勒匪徒报告，伊利英是个共产党员。
　　他被捕之后，集体请愿书立刻象雪片似的向市政当局飞去。过去被他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的人以及这些人的亲戚朋友，都为他向占领军求情。尽管伊利英在监狱里也度过了不少难熬的日子，希特勒分子还是不敢杀害这样一个在城里深孚众望的人，最后终于把他释放了。不久，伊利英医生同游击队取得了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