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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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作者有反清思想，或因其人依附帝之政敌，而掀起大狱，严予诛戮。最大的案子是曾静、张熙案。曾静崇信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深受其著作反清思想的影响，指使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毋忘是岳飞的后裔，应当起兵反清，书中还指斥雍正帝有弑父、篡位、逼母、杀兄、屠弟等罪行。事发之后，已故之吕留良被开棺戮尸，一大批吕留良的弟子、族人、亲友被株连。
　　乾隆帝更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惩，讽上者诛，连歌功颂德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藉此讹诈诬告良民。象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遂被安徽巡抚闵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帝谕令严查。闵鹗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之曾孙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上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戴世法、戴世得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帝于四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戴世德、戴世法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8］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十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请按“大逆律”将已故之卓长龄等“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9］
　　乾隆帝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案子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一十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钞》。乾隆帝读过其诗集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乾隆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姑容，则与卫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谕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
　　乾隆二十年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其一，“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其二，“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其三，“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其四，“又曰‘人间岂是无中气’，此是何等语乎？”其五，“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觏耶？”等等，等等。
　　他在这道谕旨中还着重指出，胡中藻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之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胡中藻、鄂昌令拿解，待其至京，著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严审定拟具奏。［10］
　　不久，查审完竣，乾隆帝下谕：胡中藻即行处斩。鄂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鄂尔泰著撤出贤良祠。“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11］
　　其实，胡中藻之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帝君的，乾隆帝兴办此案的目的，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其父雍正帝之故技，兴诗文之案来惩治自己想处罚的大臣，通过诛戮胡中藻来惩罚鄂尔泰，抬高自己的君威，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所兴文字冤案数倍于其父祖，竟达六十余案，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帝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敢议论时政，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能为前车之鉴的政洽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繁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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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高宗实录》卷900，页7、8、9。
　　［2］《清高宗实录》卷900，页32。
　　［3］《清高宗实录》卷919，页5、6。
　　［4］《清高宗实录》卷931，页19、20、21；卷958，页23。
　　［5］《清高宗实录》卷958，页22、23。
　　［6］《清高宗实录》卷934，页1、2。
　　［7］《清高宗实录》卷1037，页20、21。
　　［8］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稿：《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1986年再版，页449…490。以下简称《清代文字狱档》。
　　［9］《清代文字狱档》页539…552。
　　［10］《清高宗实录》卷484页18…23。
　　［11］《清代文字狱档》页49…105。
严父慈祖　多情帝君
第十四章　严父慈祖　多情帝君

第一节　多子多孙的老寿星

一、严令“天家金玉”习文练武“讲求大义”
　　乾隆皇帝有十七位皇子和十个公主，还有皇孙、皇曾孙、皇元孙上百人，五世同堂，确可算是一位福寿双全的老寿星。
　　乾隆帝在教子育孙这一重要问题上，继承了太宗以来重视皇子教育的优良传统，并记取了皇祖康熙帝玄烨晚年诸子争位的教训，对皇子、皇孙既抚爱备至，又严加管教。他严格执行皇子皇孙到了六岁必至上书房（尚书房）上学的祖制，让满了六岁的皇子、皇孙、皇曾孙、皇元孙都按时到达上书房学习。上书房有二处，一在乾清宫左边，五楹，西北向。另一处在圆明园勤政殿东，屋有三进，设有乾隆帝亲书之“先天不违”、“中天立极”、“后天不老”三匾额。他指定学识优异的内阁学士、翰林为师傅，教授课程，又特派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为总师傅，“稽查督饬”，规定皇子们每日卯时进，申时出，“攻五经、史、汉、策问、诗赋之学，禁习时艺”，还选择八旗弓马好、清语娴熟的武将数人，更番入卫，教授皇子骑射，名叫“谙达”，又称“俺达”，亦设总谙达。
　　乾隆帝严令皇子、皇孙在书房读书，即使派遣一些皇子、皇孙担任职务，也要求他们无事之时仍入书房学习，有事外出须呈奏，不能擅自离开书房，另往他处。乾隆三十五年五月，当他知悉皇八子永璇（九年后封仪郡王）未经奏闻，并未告诉师傅，就因私事，擅自离开书房进城，十分恼怒，于五月初七日下谕严斥其非，惩治有关人员。他说：“阿哥等在书房读书，所以检束身心，自当出入有常，跬步必谨，如每月派祭奉先殿等事，原可循例径行，其余或有他故外出，必须以实奏闻，庶举动不得自由，且有合于出告之礼。今八阿哥以己事入城，并未奏知，又不关白师傅，殊属非理。且皇子每出，例派散秩大臣、侍卫等护行，非惟体制宜然，亦所以致其防闲，使不得行止任情趋于所便也”。乃八阿哥仅带亲随及园门护军数人策骑同往，有何急务而匆忙如此？“纵不自重，其如大体何”？长此以往，“相习效尤，无所顾忌，必将肆意游行，无所不至。且恐外间愚妄之徒得以藉端诡遇，驯至结纳依附诸弊，皆从此隐伏，其所关系尤巨，不可不为先事之防”。况阿哥等渐皆长成，“尤宜慎于所习，即在书房，原非专事儒生占毕，惟当循循规矩，使心志不至外驰”。且兄弟辈朝夕相聚，砥砺交责，“尽化其畛域忮忌之见，亦甚有益”。四阿哥派管武英殿，六阿哥派管内务府，绵恩阿哥派管前锋统领，遇有应办事情及与同事大臣商酌，自可各就官所办公，“其无事之时，仍当日理常课，即文书画诺，亦可携至斋中，正复并行不悖，其他更不容稍有旷废矣”。［1］
　　乾隆帝又着重讲了为什么要严教皇子的原因。他说：发现八阿哥的私自入城，因而予以训诫，“小惩大诫，未必非诸皇子之福。在八阿哥惟当益深感惧，即众阿哥亦当共知奋勉，方不负朕教育成全恩意”。“且朕非特慈爱诸皇子，为之杜渐防微，实敬念我祖宗贻泽之长”，惟期世世子孙永守无失，“因不惜谆谆教迪。诸皇子宜善体朕心，恪遵祖训，志日笃而业日修，复彼此相亲相爱，式好无尤，方能永承福庆”。［2］
　　他因教授皇八子的师傅观保、汤先甲未曾劝阻八阿哥，将其革职，并训诫总师傅、师傅说：“师傅为诸皇子授读，岂仅以寻章摘句为能，竟不知随事规劝，俾明大义，而总师傅则尤当尽心诲导，凡事纳之于善，勿使稍有过愆，方为无忝厥职，今于八阿哥擅自出入一节，漫无觉察，所司何事！”［3］
　　乾隆帝之所以要强调将诸皇子关在书房读书，“检束身心”，“庶举动不得自由”，是充分地、深刻地理解了此举之重要性，因为前车之鉴太多了。至少有两个问题使他特别担心和格外警惕。其一，结党营私，争谋大位。远的如太祖努尔哈赤亡后八和硕贝勒之间互不相下，近的皇祖在世时诸皇子之间的互相激烈倾轧，在在使人感到预防皇子私出宫门结交党羽的必要。其二，骄横跋扈，欺凌大臣。康熙年间，诸皇子和下五旗诸王“皆习尚骄慢，往往御下残暴，任意贪纵”，象皇十子敦郡王允□，以两广总督杨琳系其属下，竟遣阉人赴广，“据其署内，搜索非理”。乾隆帝之亲弟和亲王弘昼，“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上以孝圣宪皇后故，优容不问，举朝惮之”。［4］讷亲乃乾隆初年帝之第一宠臣，竟遭和王之殴，可见皇子之横。乾隆帝牢记殷鉴，严格管教诸皇子，不许他们私离书房违制外出，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
　　乾隆帝对教授皇子的师傅、总师傅，要求非常严格，一旦发现他们懈弛旷职，立予惩处。乾隆五十四年三月，这位已是八十高龄的天子，竟亲自查阅了内左门登载上书房师傅入直门单，发现自二月三十日至三月初六日，“所有皇子、皇孙之师傅竟全行未到”。他异常恼怒，立即召见皇十七子同军机大臣及总师傅刘墉等人，“面加询问”，如系阿哥等不到书房，以致师傅各自散去，“则其咎在阿哥，自当立加惩责”。皇十七子永璘奏称：“阿哥等每日俱到书房，师傅们往往有不到者，曾经阿哥们面嘱其入直，伊等连日仍未进内。”乾隆帝更为气愤，于三月初七日就此事下达专谕说：皇子等年齿俱长，学问已成，或可无须按日督课，“至皇孙、皇曾孙、皇元孙等，正在年幼勤学之时，岂可少有间断”。“师傅等俱由朕特派之人，自应各矢勤慎”，即或本衙门有应办之事，“亦当以书房为重”。况现在师傅内多系阁学翰林，事务清简，并无不能兼顾者，“何得旷职误功懈弛如此”！书房设有总师傅，“并不专司训课，其责专在稽查”，今该师傅等竟相率不到至七日之久，无一人入书房，“其过甚大，而总师傅复置若罔闻，又安用伊等为耶！此而不严加惩创，又复何以示做”！著将有关人员交部议处。阿肃、达椿身为满洲，且现为内阁学士，其咎更重，均著革职，各责四十板。［5］
　　第二日，三月初八日他又下谕，指责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刘墉辜恩溺职，将其降为侍郎衔，仍在总师傅上行走，免去其兼之南书房职。稽璜年迈，王杰兼军机大臣，不能随时督察，免去其兼总师傅之职，“改派阿桂、李绶为总师傅，以专责成”。［6］过了七天，他就吏部对旷班的有关人员拟议的惩处意见，作了下列批示：总师傅大学士嵇璜、王杰降三级从宽留任。胡高望、吉梦熊、茅元铭、严福、程昌期、秦承业、邵主清、万承风等革职从宽留任。
　　乾隆帝不仅严厉督促皇子上学和师傅认真授课，而且对皇子的学风也很注意，不让他们陷入纯书生圈子中，而要他们讲求治政之道。他虽然很喜欢皇十一子永瑆，因其“幼工书”，聪慧勤学，常幸其第，但对其渐染汉人书生习气而颇为不满。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他就此事降下一谕：“朕见十五阿哥所执扇头，有题画诗句，文理字画尚觉可观，询之出十一阿哥之手，幼龄所学如此，自属可教，但落款作兄镜泉三字，则非皇子所宜，此盖师博辈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与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且于蒙养之道甚有关系。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矧以虚名相尚耶？……
　　若十一阿哥方在童年，正宜涵养德性，尊闻行知，又岂可以此种浮伪之事淆其见识耶？……阿哥等此时即善辞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朕初不以为喜，若能熟谙国语，娴习弓马，乃国家创垂令绪，朕所嘉尚，实在此而不在彼。总师傅等须董率众师傅教以正道，总谙达亦督令众谙达时刻提撕劝勉，勿使阿哥等耽于便安。著将此谕实贴尚书房，俾诸皇子触目惊心，咸体朕意毋勿。”［7］
　　乾隆帝对皇子皇孙的严加管教，督令习文练武，又爱护关怀备至（详后），皇子皇孙等无不勤奋学习，进步很快，造诣颇高。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就此专写《皇子读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