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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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劝减佃祖”之谕，显然在此问题上倒退了。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谕告总理事务王大臣：自京师至易州，共经过七个州县，“民人供应差役，急公可嘉”，已降旨将此七州县参年钱粮全部蠲免，“并晓谕业户等，酌宽佃人租粮，使伊等同沾恩泽”，今思尚有佃种入官田土的穷民，亦当加恩优恤，著将本年官地佃户租银，“照定例每一钱者，宽免三分”。［4］
　　对于帝之“劝减佃租”谕旨，一些官员并不赞同，他们提出了硬性规定减租分数的建议。五年六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上疏，奏请制定交租之例，“以恤贫民”。他奏称：“豫省佃户，均系贫苦之人，而地主苛刻者多，宽厚者少，往往于被灾年分，照常征租，穷民无所出，有卖男鬻女以值租者。请酌定章程，如被灾五分，则收成止五分，自应止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则收四分之租，甚至被灾十分，租息自应全免。”［5］
　　乾隆帝读过此疏后，表示赞同，批示说：“著照所请行。至各省可否照此办理之处，大学士会同九卿议奏。”［6］本来这是一次改进处理主佃租务纠纷办法的一次好的机会，皇上皆已亲自批准豫抚之请，并谕大学士、九卿商议可否推行于全国，硬性规定歉岁必让田主减租，实即表示要否定五年前下的“劝减佃租”之谕，如果理政大臣能善体帝之此意，为佃民着想，为缓和主佃矛盾和促进农业生产考虑，就应予以推动，施行于全国，这会对发展、巩固“康乾盛世”起相当大的作用。但是，此时的大学士是张廷玉、鄂尔泰、徐本、福敏、查郎阿、赵国麟，基本上是原来雍正帝任用之大臣，对佃民之利考虑很少，更着重于照顾业主的利益，迟迟未予复议。
　　不久，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上奏，反对豫抚的主张。他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佃户交租之例，“奉旨允行”，“臣窃谓天下之田地，佃种交租，不出于分收、交纳之二法，虽上熟之年，田主亦不能收十分租谷，若有荒歉，惟照收成分数交租，田主断不能收租于分数之外，佃户亦止肯交租于分数之中。业户出田以养佃，佃户力作以交租，民间交易，情可相通，若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势必滋扰，请民田佃种，照旧交收，不必官为定例。”［7］
　　陈其凝之言，纯系诡辩。固然，丰收之岁业主不能收全租，歉收岁月照收成分数减租，此等事例，确实存在，而且有些地区还相当普遍，但另一方面，丰年业主于全租之外另行科索，灾荒岁月颗粒不减收取“铁板租”之地主，亦不乏其人，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基本上决定于主佃之间力量的对比。如果为佃民着想，为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官府当然应该于预此事，制止豪横业主虐佃行为，强制规定歉岁按收成分数减租。可是，户部尚书等大臣，却支持陈其凝之利于田主的主张，搬出五年前的圣谕，于闰六月初一复议此疏时奏称：“该御史所奏，似属平允，请敕下各省督抚，仍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内谕旨，实力遵行，以杜纷扰”。更可恶的是，他们竟驳回了乾隆帝允准豫抚规定歉年减租的圣旨，要雅尔图“勿得拘泥原议”，要他饬令州县官员“加意抚绥劝种，务使主佃相安，闾阎不扰”，实即给雅尔图扣上滋生事端、造成主佃纷扰的罪名。当政大臣的如此议论，使乾隆帝收回了成命，同意户部的意见，照旧执行“劝减佃租”的政策。［8］这些大臣目光短浅，气度褊狭，拖住了皇上，使其在此事的处理上未能前进，按当时封建官员的说法，他们可算是使“圣德有亏”了。
　　继河南巡抚雅尔图之后的主张规定灾年和特恩蠲赋时减租的，还有给事中卫廷璞、御史孙灏和山东学政李因培。李因培于十四年春奏称：山东连遭荒歉，谕许积欠田赋分年带征，此恩“仅及有田有粮之人，而贫者未能沾溉”，请于麦秋收获之前，特颁谕旨，令抚臣广行劝谕，“有田者将本年粮粒，与佃民平分，积年宿逋，不得一概追索”。乾隆帝阅过此疏后，于十四年三月初七日下谕拒绝其议说：“佃民终岁勤动，固宜体恤”，“但有田之户，经营业产，纳粮供赋，亦图自瞻身家，岂能迫以禁令，俾其推以予人”。著令州县官善于开导，“使有田者好义乐从，佃民得沾惠济”。［9］
　　乾隆帝虽行“劝减佃租”之策，不硬性规定业主必须减租，但对有些地方官员实行责令减租之法，以及民间通行的俗例，亦不加以制止，听其自行其是。乾隆四年，两江总督那苏图疏言灾蠲时说：上下两江（江苏、安微）上年被旱，蠲免钱粮，“向例计田派蠲”，现请改为征赋银五两以上者不免，止免五两以下的“穷户”。“至佃户纳租，向照免数量减”。乾隆帝对此习俗，没有干涉。［10］六年十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奏称：下江本年遭受水灾，如到十一月中积水渐涸，闾阎不致冻馁，“则仅谕令业户酌减租息”，若水未退，则请加赈。杨超曾要“谕令”业户减租而不是劝减，显然与帝之“劝减佃租”之谕相冲突，可说是违抗帝旨，罪状不轻，但乾隆帝对此毫不介意，反而批示说：“所见甚是，届期奏闻可也。”［11］
　　乾隆十年六月普免天下钱粮时，乾隆帝亦专门讲到酌减佃租之事，下谕说：“有田之家，既邀蠲赋之恩，其承种之佃户，亦应酌减租粮，使之均沾惠泽。著该督抚转饬州县官，善为劝谕，……一切照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谕旨行。”［12］七月，江苏巡抚陈大受呈报江苏贯彻执行普蠲之旨的三条具体办法，其第三条为减佃租：“吴中佃户抗租，久成锢习，况业户既邀恩免，顽佃尤得藉词赖租，今酌议业户收租，照蠲免之银，酌减分数，如业户邀免一两者，应免佃户五钱。”［13］乾隆帝对此表示赞同，批示说，“所议尚属留心，行之则仍在人耳。”［14］业主免赋银一两，佃农少交五钱租银，这样一来，主佃均平蒙受普蠲钱粮之恩，佃民确实可以得到一些实惠。
　　当然，此例之来，并非偶然，不是因为江苏田主存心宽厚，而是由于佃农的长期斗争，“吴中佃户抗租，久成锢习”，普蠲之谕自会成为他们援以为据进行合法抗租斗争的武器。巡抚陈大受在这一问题上比较明智，才采取了这种预防性的措施，欲图避免佃农联合抗租，破坏封建统治秩序。陈大受此举，有其亲身的经验，四年前，他所管辖的太仓州的崇明县，便爆发了老施二领导的大规模抗租斗争（详后）。在此之后，崇明县向化镇佃农姚八等，又联合反抗，欲减佃租，烧毁业户房屋，拒捕殴伤官兵，太仓州知州只好“传集通县粮户，将本年收租数目，分别田土高下，定为上中下三则，酌减收租”，这才使“业佃允服，地方宁谧”。［15］就连乾隆二十三、四年产厉镇压佃农抗租运动的江苏巡抚陈弘谋，在其颁发的《业佃公平收租示》中，虽禁止佃农抗租，但也不得不宣布：业已批檄各州县官，凡报虫灾者，官员“务即履亩亲勘禾苗，在田勘明收成分数，传谕业佃人等，按照所收分数完租。如因分数多少争较者，即就田内所收，各半均分”。［16］乾隆帝对这些官员实行规定业主因灾减租的办法，亦未申斥其非，听其自作主张。
　　由此看来，乾隆帝确曾想对佃户施予恩惠：歉收岁月或蒙恩特蠲钱粮之时，欲图使佃租有所减少，但由于环境的影响和当政大臣的反对，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实行了“劝减”而不是“令减”的政策，同时对地方官员采取责令田主按年成或特蠲而相应减收佃租的规定，亦予以默认。这对佃户来说，尤其是对抗租斗争比较盛行的地区，还是略有补益的。

二、保护甘肃佃民的“永佃权”
　　乾隆七年九月，甘肃巡抚黄廷桂上疏呈请维护甘肃佃户的永佃权。他奏称：
　　“甘省地处边徼，从前土旷人稀，我朝定鼎以来，流亡渐集。然开垦之始，小民畏惧差徭，必藉绅衿出名，报垦承种，自居佃户，比岁交租，又恐地亩开熟，日后无凭，一朝见夺，复立永远承耕不许夺佃团约为据。迨相传数世，忘其所自，或租粮偶欠，或口角微嫌，业主子孙，既以夺田换佃，告官驱逐，而原佃之家，又以团约炳据，忿争越控。臣查各省业主之田，出资财而认买，招力作以承耕，佃户之去留，凭于业主，非若甘省佃户，其祖父则芟刈草莱，辟治荒芜，筑土建庄，辛勤百倍，而子孙求为佃户而不可得，实于情理未协。应请将当日垦荒之原佃子孙，止令业主收租，果有拖欠，告官押追，不许夺佃。倘立意抗欠粮租至三年者，方许呈明地方官，讯实驱逐，田归业主。若业主贫乏，将田另售，契内注明，佃户系原垦人之子孙，照旧承种，不许易佃。若业主子孙，有欲自种者，准将肥瘠地亩，各分一半，立明合同，报官存案，不得以业主另租与人，长佃户告讦之风。”［17］
　　九月二十九日，户部复议，请如其奏，乾隆帝同意，批准执行。
　　黄廷桂上述奏疏，讲了不许甘肃地主夺田换佃的理由，请予制止。为什么深受皇上信赖的二品封疆大臣会如此重视此事？为什么皇上会亲自阅疏处理佃民换佃与否问题？为什么《清实录》基本上将此洋洋四五百字收载入书？联系当时实际，细加分析，才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田土换佃与否，初看起来，好象是琐屑之事，值不得大僚过问，不应该惊动皇上，其实，此情并不简单，它乃乾隆年间社会生活中的一大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关系到千千万万佃户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地方安宁、农业发展和王朝的兴盛，黄廷桂之上疏和乾隆帝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随着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土地占有的高度集中，从康熙中叶以后起，地价、租额和押租就不断上涨，乾隆年间已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地价之涨，前已简言，现概述租额和押租之情。
　　除了分外科索以外，田主向佃户征收的正额地租，形式多种多样，北方多系主佃按一定比例（或对半，或四六成、三七成，也有主八佃二的）分收粮食，南方多系计亩（或计种籽）收取一定数量的银、米和杂粮，前者称为分成租制，后者叫定额租制。
　　姑以定额租为例，乾隆年间，正额租的数量已相当高，南方一亩田或播种子一斗的田，租谷往往是一石，收二、三石的也不少，最多的高达租谷八石四斗。租额之高，不仅表现在地租的绝对数量上，也表现在它远远超过了生产力的水平。四川泸州优龙乡胡洪林，于乾隆二十五年佃种施金玺六石租的田，当年仅收获四石九斗谷子，全部交租尚且不足。
　　租额既高，而且乾隆年间还在不断上涨。湖北黄岗县小自耕农王绍昌，于乾隆十四年将田一斗二升五合当与孙孟周，田仍由己佃种，言定当银十两，每年纳租谷三石。十六年王又将田一斗五升当与孙孟周，当价十二两，纳租谷六石。乾隆十四年当出佃种之田，一斗种交租谷二石四斗，十六年当出之田，一斗种交租谷三石，仅仅过了两年，同一村庄同一典田佃种之人，后一块田的租额就比前一块田增加了四分之一。
　　造成租额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主增租夺佃。地主为了多收地租，往往要将田土撤回，另换佃户，增加租额。江西玉山县邓贵伯原来佃种邓开章六亩地，年纳田租四石，后新地主严公欲买得此田，以“欲起田自种”相要挟，逼得邓贵伯托原中练长姜复初调处，“两次加租一石五斗，又出小耕银二两五钱”，地租增加了三分之一，方得继续佃耕。四川泸州袁浦将地一块于乾隆四年交阳景先佃种，“每岁议租谷八石五斗”，乾隆八年，袁浦将此地转招刘朝万佃种，“议租二十四石、随租银二十两”。［18］四年之内，这块地的租额上涨了两倍多，如果加上“随租银二十两”，按通行利率三分计算，还要增加利谷好几石。
　　与此同时，押租的数量也越来越大。押租，是农民向地主租地时，事先交付的一定数量的保证金，一旦欠租，地主便要以此扣抵，佃农退佃，如未欠租谷租银，地主则如数退给佃户。押租制起源于元明之际，到了乾隆时期，已经迅速发展，几乎遍行于全国各省。押租的数额相当大，有的接近一年的正租，比较多的是为正租的一至二倍，有的还几乎接近于地价。象湖北宜城县监生杨国点，于乾隆二十五年将山田两处招张起洪耕种，“议定押课钱一百千，课租四十三千。”［19］此田的押租为正租的一点三倍。
　　押租又是地主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或者准确一点说，收押租就是增加地租。虽然押租要退给佃户，但在未退佃之前，钱在田主手里，按江西宁都县的流行办法，佃户承租时不能交足押租钱的，“照依银数，每岁入息三分”，［20］即每年佃农交一笔利银。
　　押租额也在迅速上涨，许多地主为了提高押租而撤地另佃，或逼原佃增交押租。比如，安徽六安州九龙庵有庙田七石，于乾隆二十一年批与张南讹耕种，收押租钱二十两，到三十年，转招朱广文承佃，押租银为四十两。九年之内，押租涨了一倍，四十两押租银按年息三分计，可得利银十二两。又如，湖南衡山县刘毅士，以八百五十两银买寺僧攸月私田五石，租与伍添吉种，得押租银二百三十两，平均每石四十六两，每年还收租谷五十石。过了七年，刘毅士将此田抽出三石，另招聂孔言佃耕，收押租银一百八十两，平均每石六十两，押租涨了三分之一。刘毅士所收全部押祖银二百七十两，如每年借贷与人，按法定利息三分计，可得利银八十余两，能买谷一百二三十石，超过正额租谷五十石二三倍，或者说，刘又可多收租谷一百二三十石。
　　正是由于地租正额和押租银不断上涨，撤田另佃会给业主带来更多的收入，因此清代前期，地主增租夺佃之恶习遍及全国，不管是多年承耕的老佃户，还是从未欠租的良佃，或者是披荆斩棘自费工本开垦成田的原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