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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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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均系旗下世仆，因效力年久，伊主情愿令其出户，现在各旗及外省驻防内，似此者颇多，凡一切差使，必先
尽另户正身挑选之后，方准将伊等挑补，而伊等欲自行谋生，则又以身隶旗籍，不能自由。现今八旗户口日繁
，与其拘于成例，致生计日益艰窘，不若听从其便，俾得各自为谋。著加恩将现今在京八旗在外驻防内另记档
案及养子开户人等，俱准其出旗为民，其情愿入籍何处，各听其便，所有本身田产，并许其带往。此番办理之
后，隔数年，似此查办一次之处，侯朕酌量降旨。此内不食钱粮者，即令出旗外，其食钱粮之人，若一时遽行
出旗，于伊等生计，不无拮据，其如何定以年限，裁汰出旗之处，交与该部会同八旗都统，详悉定议具奏。”
［3］
同日，他又下了允许宗室王公的“包衣”出旗为民之谕。该谕说：
“至宗室王公等包衣户口，有因其效力年久，据该王公等咨请拨附旗下佐领者，现今八旗另记档案及养子
开户者，俱经查明办理，如仍旧准其拨附，则旗人众多，伊等不能遽得钱粮，生计未免艰窘，彼此均无裨益。
嗣后宗室王公等包衣户口，拨附旗下佐领之处，著停止。再宗室王公等包衣户口，滋生日繁，该王公等养赡，
亦恐拮据，著该宗室王公等，会同各该旗都统等，将各包衣户口，亦著查明办理一次。此次办理之后，隔数年
，似此办理之处，侯朕酌量降旨，庶此项人等，均得一体谋生。该王公、都统等，即行遵旨办理。”
乾隆帝在谕中所说“开户家奴”，亦常简称为“开户”，原来皆系八旗异姓贵族（王、公、侯、伯、子、
男）、官员、富裕旗人的“包衣”（即奴仆）。从太祖努尔哈赤起，至本谕下达之日，清帝及八旗王公贵族官
员占有大量包衣。包衣的主要来源有，掠民为奴，逼民投充，民人因罪入官（或为清帝占有，或赐与王公贵族
官员，或发卖），买民为奴，民人随母改嫁与旗人或过继与旗人。宗室王公一般都有上千包衣。象统军入关的
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仅“投充人”便有一千四百余丁，连带家口，多达数千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
明只收留从其他王公官员等人的逃亡包衣，就有一千余人。尚可喜因子之隆“蒙恩尚主”，遗派八百一十五名
包衣进京服侍公主，他还有在辽东庄园耕地的包衣一千八百余名。清初开国有功的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除
去关内包衣外，在关东种地的包衣还有一百一十九户五百六十四人。顺治五年，整个八旗满洲有五万五千三百
三十丁，而包衣却有二十一万余丁，加上其妻室几女，当有百万之众。
早期，上百万的包衣，主要是耕种家主庄园田地，纳租养主，同时，还有部分包衣从事家务劳动，随主从
征厮杀，形成了“若无阿哈（包衣），主何能生”、“满洲籍家仆资生”的局面。［4］康熙以来，由于满洲官
员、兵丁的阵亡、负伤等因素，一都分包衣被家主收为养子，令其披甲当差（包括少数为官作宦），领取钱粮
，养赡主人。
由子广大包衣激烈反对家主的“任情困辱”、“非刑拷打”，大批地不断地逃亡，顺治十年至十一年初，
“一年之间，逃人多至数万”，庄主不得不招民佃种。一部分旗人家业衰落，将地典卖，许多庄头和包衣也暗
中典卖主地。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八旗官员庄田和兵丁份地，大都已由佥丁拨庄的农奴制经营方式，过渡到
招民佃种收租的一般封建租佃制，“资佃耕种，收取租息”，代替了早年的“满洲籍家仆资生”。［5］
旗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许许多多旧日种地之包衣无地可种，需要庄主“养赡”。不少家主境
遇恶化，自身尚且衣食不周，焉能供给包衣吃穿，有的还索取赎身银两，将包衣放出本户，令其自谋生路。于
是，从康熙中年以后，陆续有包衣脱离本主，自行开户，另载旗册。到乾隆时，这种“别载册籍”的“开户家
奴”，不管是北京八旗，还是外省驻防，人数都相当多，成为影响八旗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众多的“开户家奴”，处理办法不外有三：一是将其释放出旗，载入民籍，从包衣变为“平民”、“
民人”。二是提高其身份，使开户家奴与“正身旗人”（即非包衣的八旗满洲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取消其“
旗下世仆”之奴籍。三是维持现状，因循苟且，不予解决。第二条，应是解决“开户家奴”问题的中策，但是
，此策难以实行。近两百年里，主奴有别，家主尊贵无比，包衣极为低贱，已经成为清朝社会生活中牢不可破
的传统，要想打破主奴之间的界限，化奴为主，奴主相等，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一办法根本无从谈起。而且
，此时八旗生计问题已很尖锐，人口增多，官职、兵缺有限，正身旗人尚难谋上一个领取钱粮的位置，开户如
再提高为正身旗人，人多职少之矛盾必然愈加尖锐。
第一条，释放“开户家奴”出旗为民，当是上策，可是阻力很大。尽管有些家主已经得到赎身银，释放了
包衣，有些包衣经过斗争已取得了“民人”身份，脱离了旗籍，但是，要让大量“开户家奴”摆脱家主的辖束
，出旗为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小事。须知，一百年以前，乾隆帝之曾祖父顺治帝福临，便因为包衣是“先朝
将士血战所得”，而严惩收容逃亡包衣的“窝主”，重责谏阻的汉官。［6］康熙帝也和其父一样，尽力控制包
衣于八旗之内，根本不许包衣出旗。就是乾隆皇帝本人，即位初期亦同样实行列祖列宗保障家主权利的政策，
于乾隆三年批准了一条新订的“旗人开户例”，规定：“凡八旗奴仆，原系满洲、蒙古，直省本无籍贯，带地
投充人等虽有本籍，年远难考，均准其开户，不得放出为民。”［7］这条法例讲的是，凡系八旗满洲、蒙古正
身旗人（不论官民）的奴仆，无籍贯者，或虽有祖籍但年代久远难以考订者，均不准出旗为民。第二年，他又
批准了一个更为详细更为苛刻使包衣很难出旗为民的法例，规定：
“国初俘获之人，年分已远，及印契所买奴仆之中，有盛京带来，带地投充之人，系旗人转相售卖，均应
开户，不准为民。又，八旗户下家人，有本主念其世代出力准令开户者，亦准其开户。……乾隆元年以前八旗
家奴经本主放出已入民籍者，准其为民，若系乾隆元年以前放出至元年以后始入民籍者，令归旗作为原主户下
开户壮丁。至于赎身之户，均归原主佐领下作为开户。”
虽然乾隆帝本人曾经批准了维持旧制的法例，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他治理国政的才干迅速提高，经验愈加
丰富，更加感到在“开户家奴”问题上需要承认现实，有所改革，因此才于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连下两道谕旨
，彻底解决“开户家奴”问题，将他们释放出旗为民，并允许宗室王公的包衣出旗。
遵照帝谕，户部会同八旗都统会议后上奏，对开户家奴出旗为民提出了下述一系列具体建议：开户家奴中
，凡在京文武官员，由吏、兵二部定议，将其调补汉缺，外任绿营将弁和文官，“即令出旗为民”，其系现在
捐纳候缺人员、进士、举人、生员等，亦即准其为民；闲散人等（即无职之开户家奴），令各该旗询明愿入何
处之籍，咨地方官，令其入籍，仍造册送户部备查；其系现食钱粮之人（指披甲为旗兵者），情愿退粮为民者
即令出旗，仍在当差者，待缺出时裁汰。乾隆帝批准了这些建议。［8］
根据帝谕，大批“开户家奴”和宗室王公的包衣被释放出旗，转入州县，成为民人，不再是旗奴了。象一
等子范文程家，其子孙便遵依帝旨，将关东庄园的包衣，“恩放出户家奴十四户”，在盖平等县“入于民籍”
。［9］
乾隆二十四年，又颁布了“八旗户下家人赎身例”，规定：“凡八旗户下家人，不论远年旧仆及近岁契买
奴仆，如实系本主念其数辈出力，情愿放出为民，或本主不能养赡，愿令赎身为民者，呈明本旗咨部转行地方
官，收入民籍，不准求谋仕官。至伊等子孙，各照该籍民人办理。”［10］
八旗“开户家奴”、“赎身户下家人”和宗室王公部分包衣的出旗为民，使八旗的旗下家奴人数大为减少
。顺治五年，八旗有包衣二十一万余丁，相当于满洲正身旗人的四倍，过了一百六十多年，满洲人丁增加了三
倍多，照此类推，包衣总数当为八九十万丁，可是，此时包衣才十七八万丁。可见，乾隆帝确曾释放了数以十
万计的包衣男丁及其家属出旗为民。
这是清朝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在“包衣”这一关系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的
十分敏感的重大问题，敢于突破祖制的束缚，厉行改革，于国于民，皆有裨益，确应对其此举给以充分的肯定
。
另外，乾隆帝对家主残酷杀害包衣之事，十分不满，予以从重惩处。乾隆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刑部议奏：
镶红旗满洲三等护卫释伽保，图奸家人破脸之妻金氏，未能如愿，将破脸毒打致毙，“实属行止有亏”，请照
故杀奴婢例，革释伽保之职。乾隆帝查阅案情后，认为拟议不当，下谕令将释伽保发往黑龙江，并修改律例。
他在谕中着重指出：
“家主之于奴仆，虽系名分有关，而人命至重，岂容轻易致毙。如果奴仆逞凶犯上，情罪重大，家主责打
之时，不暇详审，以致受伤身死，情尚可原，若寻常小过，及偷盗财物等事，罪不至死者，辄行殴毙，草菅人
命，已属不法。今释伽保因图奸仆妇不遂，即将伊夫破脸毒殴，腿断骨折，立时毙命，凶恶已极，甚属可恶，
释伽保著革职，发往黑龙江，余依议。
朕为天下主，凡遇命盗案件，于律无可宽贷者，尚且反复推详，冀其有一线可轻之路，凡身为职官之人，
何得因系奴仆，遂忍心立毙其命。据定例，故杀奴仆者，降二级调用。恐不肖官员，恃有职衔，谓打死家人，
罪不过降革，且任内有加级记录，又可抵免，遂致恣意残害，如释伽保之流，此风断不可长。从前定例，尚未
明晰，即以故杀而论，恶仆逞凶，其主杀之，乃故杀也，今释伽保之因奸毒杀其仆，亦得以故杀论，又岂可同
日而语者。此处著九卿分别详悉定议具奏。”［11］
刑部之拟议及旧有家主故杀奴仆例，确是太为偏袒不法主人了。人命关天，怎能因其系殴死包衣，家主遂
得安然无恙仅以革职了结，何况革职之罚，又可以加级记录抵消，这样一来，凶手更是一无所失万事大吉了。
由于有此律例，为官作宦之家主有恃无恐，可以随意打死包衣，可以任意奸淫奴婢仆妇，凶横残暴，无恶不作
，而包衣则因官府偏袒家主，又有王法具在，即使不幸惨死于主人之手，亦无法伸冤叫屈，除了逃跑之外，别
无他法，只有忍气吞声，遭受主子的虐待。这一律例，助长了官员家主作恶之风，加剧了包衣的灾难，也激化
了主奴之间的矛盾，促使不少包衣被逼潜逃或直接武力反抗，打死打伤凶横主人，从而自然会影响到封建统治
秩序的稳定。乾隆帝有鉴于此，果断更改旧律，令九卿重议。九卿遵旨议奏：家主图奸仆妇不遂，毒殴奴仆致
毙，将伊主不分官员、平人，悉发黑龙江等处当差。至奴婢罪不至死，而家主起意打死奴仆，则将家主处以降
级调用之罪，“虽有加级，不准抵销”。乾隆帝批准此议，改革了行之多年祸害包衣之旧例。［12］这对减轻
家主对包衣的虐待，促进满族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改定“逃人法” 颁行《钦定督捕则例》
“逃人法”，是清政府关于惩办逃亡的包衣（通常称为“逃人”）和收容包衣的“窝主”之法例。“逃人
法”乃清朝之独创，康熙《大清会典》载称：“逃人之例，创自国朝”。为了控制住包衣，使其耕种家主田地
侍奉主人，从太祖努尔哈赤起，就严禁包衣逃走，违者处死，窝主按盗贼论，没为包衣。［13］顺治元年清军
入关以后，摄政王多尔衮、世祖福临虽皆任用汉官，沿袭明制，汉化程度很深，而且他俩在治政上还算比较开
明，但于逃人一事，却因包衣系八旗王公大臣“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之役”，包衣逃亡，将使家主“
驱使”无人，“养生”无赖，因而多次制定法例，严办逃人和窝主，包衣三次逃走者处死，窝主处死，或籍没
家产，流徙东北。康熙年间，“逃人法”有所松弛，处罚较前减轻了一些，雍正二年修定了一些规定，又有所
松动，但还未作原则性的变动。
乾隆帝即位以后，对这成为顺治年间祸国殃民的五大弊政之一“逃人法”，决心从根本上进行修改。此时
，“资佃耕种，收取租息”的封建租佃制，已取代了清初“满洲籍家仆资生”的农奴制，这就使严惩窝逃、控
制包衣的旧的“逃人法”，既显得没有必要，又带来了很多麻烦，为贪官污吏敲诈良民提供了机会。因此，乾
隆帝谕命大学士徐本等人撰修新的督捕则例，改定逃人法。乾隆八年徐本等人遵旨修完书稿，经帝审批同意后
，命名为《钦定督捕则例》，颁行全国、原顺治十一年的逃人法、康熙十五年大学士索额图等奉敕修定的《督
捕则例》停止使用。
乾隆帝之《钦定督捕则例》，有两卷，共一百零三条。与过去的“逃人法”相比，此则例有很大的不同。
其一，减轻了对逃亡包衣的处罚。原来规定，包衣三次逃走者，获后处死，现在改为免死，发给各省驻防官兵
为奴。同时，还明文规定，对逃走一欢、二次的包衣，如其家主不领回，则免死刺字，交与州县，“与居人一
体管束”。这就是说，只要包衣的主人不予追究，不把包衣领回走（在当时多数旗人家业衰落的情况下，不少
家主并不想到官府去索要奴仆），包衣就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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