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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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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世祖实录》卷34，页3。
［7］《清文献通考》卷20。
［8］《清文献通考》卷20。
［9］辽宁省档案馆藏，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
［10］《清文献通考》20。
［11］《清高宗实录》卷67，页19，20。
［12］《清高宗实录》卷67，页19、20。
［13］《满文老档·太祖》卷8，21；《清太宗实录》卷1，页10，12。
［14］《清世祖实录》卷86，页5、6。
［15］本书关于逃人法的叙述，参阅了《历史研究》1979年第9期杨学琛所写《关于清初的“逃人法”》。
［16］《清高宗实录》卷19，页28。
［17］《清高宗实录》卷25，页16，17。
［18］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
［19］《清世宗实录》卷103，页1。
［20］《清高宗实录》卷157，页19。
［21］《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
［22］《圣武记》卷14，《军储篇四》。
［23］赫泰：《筹八旗恒产疏》，《皇清奏议》卷45。
［24］中国第一厉史档案馆藏，乾隆二十二年《内务府呈文》。
［25］《清圣祖实录》卷150，页14。
［26］《清文献通考》卷39。
［27］《清文献通考》卷5。
［28］《清高宗实录》卷504，页12，13。
［29］《清高宗实录》卷600，页33。
［30］《清高宗实录》卷900，页32。
［31］《清高宗实录》卷1018，页21、22，卷1025，页29，卷1138，页33，卷1212，页23。
［32］《清高宗实录》卷1261，页10。卷1323，页41。
［33］《清高宗实录》卷369，页15，卷777，卷20，卷780，页7、30。
乾隆前期的七大贪案
第三章 整顿吏治 痛惩贪官
第一节 乾隆前期的七大贪案
一、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正法 藩司萨哈谅敛银千两论斩
乾隆皇帝弘历为了创造“盛世”延续“盛世”，而不断制裁墨员整顿吏治。他之所以这样作，主要是有鉴于明朝的灭亡。顺治元年六月二十日，即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一个半月，摄政王多尔衮谕告“众官民”，宣布记取明亡于贪官之因，要严厉惩处贪婪官吏。他说：
“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见用，所以贤者皆抱恨隐沦，不贤者多夤缘倖进。夫贤既不得进，国政何由而理，不贤用贿得官，焉肯实心为国，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1］
过了三个月，九月初七日，多尔衮又传集大学士冯铨、洪承畴、谢升及六部侍郎、都察院、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翰林院、五城御史、锦衣卫、鸿胪寺等衙门官员，对其训示说：“明祚沦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纳贿所致。若居官黩货，不恤生民，耻孰甚焉，其切戒之。”［2］
顺治元年十月初十日，世祖的即位恩诏里专列禁贪一条，遇贪即惩，罪不容赦。恩诏说：“朝廷高爵厚禄，优养臣僚，原欲其尽忠为国。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倖进，无功冒赏，巨憝得以漏网，良善必至蒙冤，吏胥舞文，小民被害，政之紊乱，实由于此。”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3］
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皆多次下达专谕，讲述惩贪尚廉的必要，擢用清官，惩办劣员。尤其是雍正帝更大力整顿吏治，惩罚了一大批贪官。这对巩固统治、发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熟读列祖实录的乾隆皇帝弘历，也深知此举之至关重要，故多次强调人臣“尚廉”，不断惩处贪官，破除官官相护恶习，为创造“盛世”延续“盛世”服务，而且也确实收到了不小成效。现从其执政期间审断、惩办一百余起文武大臣的案件中，选择部分案例，作些评述。
乾隆六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值得记述、评论的重要月份。这一月，发现了四桩贪污案件，当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惩罚，两员大臣被勒令自尽，另外两位官员被判处纹刑；监候待决。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弹劾山西布政使萨哈谅的奏疏，送到皇上面前。喀尔吉善疏称：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兑钱粮，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吓诈司书，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赃不法，给领饭食银两，恣意克扣，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萨哈谅者革职，其贪婪不职各款，及本内有名人犯，该抚一并严审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尔吉善参劾山西学政喀尔钦之疏又到。喀尔吉善奏称：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乾隆帝批示：喀尔钦著革职，“其败检淫泆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著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该抚严审定拟具奏。［4］
乾隆帝看过这两份弹章后，十分气愤，于三月初八日下谕痛斥这两员贪官说：“朕御极以来，信任大臣，体恤群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以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奋勉，砥砺廉隅，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黩败检以干宪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秽迹昭彰，赃私累累，实朕梦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敢于狼藉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饰风俗，澄清吏治，十有余年，始得丕变，今不数年间，而即有荡检逾闲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并不知凛遵国法，将使我皇考旋转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废弛，言念及此，朕实为之寒心。昔日俞鸿图贿卖文武生童，我皇考将伊立时正法，自此人知畏惧，而不敢再犯。今喀尔钦贿卖生童之案，即当照俞鸿图之例而行，若稍为宽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饬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萨哈谅、喀尔钦二案，著吏部侍郎杨嗣璟前往会同巡抚喀尔吉善，秉公据实严审定拟。若杨嗣璟有意为之开脱，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悦，亦断难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系朕先有访闻，始行参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尔吉善著该部严查议处。凡为督抚者，遇该省贪官污吏，不思早发其奸，或题参一二州县以塞责，而于此等大吏，反置之不问，且妄意朕心崇尚宽大，遂尔苟且姑容，以取悦于众，返之于公忠体国之义，甚可愧赧，且国法具在，朕岂不能效法皇考乎。可传谕各省大小臣工知之。”［5］
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着重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官员不该贪污。乾隆帝没肴笼统地、抽象地从理论上讲大臣不应贪赃枉法，也许他认为这不能打动臣心说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手法，从物质条件上来数落墨吏之谬误，从欺君忘恩的高度来斥责贪官。他所说的对群臣“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渥”，并非虚夸之词，而是确有其事。姑且不谈位列从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来的多次恩赏，单就养廉而言，从雍正帝创定养廉银制度起，到此谕下达之日，清朝官员，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确实相当可观。按规定，山西学政一年的“养廉银”为白银四千两，约可购米四千石，如依亩租一石计算，相当于四千亩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养廉银更多，一年为八千两。拥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学政全家完全可以过上高级生活，还可以年年买田添产，根本不需勒索民财来养家。这四千两、八千两足够学政、布政使“养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还要贪赃枉法，苛求民财，这些官员真是愧对“圣上”，有负“皇恩”。
其二，贪官应予严惩。不重罪污吏，不仅百姓遭殃，受其盘剥勒索，国赋难以收齐，帑银库谷被其吞没，而且将使国法名存实亡，雍正帝十几年“旋转乾坤”辛苦整顿吏治的成果荡然无存，那时，法纪废弛，贪污盛行，后果不堪设想。乾隆帝专门列举了俞鸿图的例子。俞鸿图是河南学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贿营私”，为刑部议处斩立决。雍正帝降旨说：“俞鸿图著即处斩。学政科场，乃国家与贤育才之要政，关系重大。”“今观俞鸿图赃私累万，则各省学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抚与学政同在省会，深知学政的优劣，仅因“督抚有所请托分润”，故代学政隐瞒，嗣后如各省学政有考试不公徇情纳贿之弊，将督抚按溺职例严加处分。［6］乾隆帝谕令依照此例惩治喀尔钦。
其三，积弊需要革除。官官相护，是清朝宦海多年积弊。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平时仗权横行，各显神通，吞没国赋，侵盗库银，榨取民财，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风吹草动，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实在是惊涛骇浪，巨船将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帅，抛出一二名知县，应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脱漏于法网之外，照旧腰横玉带，身著蟒袍，头戴乌纱帽，仍然是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藩台大人、臬台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来察的钦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辅、九卿或亲友嘱托，或为地方官员厚礼所动，或胆小怕事碍于情面，从而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含糊其辞，不了了之。刚过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历，深知此弊，严厉训诫吏部侍郎杨嗣璟不得“有意为之开脱”，否则，其身家难保，而且还着重指出，此系帝“先行访闻”，巡抚“始行参奏”，令将巡抚喀尔吉善交部严察议处，并警告各省总督、巡抚力戒此弊，不然，“田法具在”，必将重惩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当今天子“并非无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来，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过严之弊，主张宽厚施政，以诚待臣，优遇文武官员，不料萨哈谅、喀尔钦竟以帝为“无能而可欺之主”，违法负恩，“秽迹昭彰，赃私纍纍”，督抚又以帝“心崇尚宽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贪官污吏，取悦于众，因此他非常生气，予以严厉斥责，表示决心要重惩犯法劣员，革除互为包庇的积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谕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对九卿下达长谕，进一步申述了惩贪尚廉之事。他一共讲了六个问题。其一，廉洁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最高美德。谕旨的第一句话就是：“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为君之仆、为民父母的文武官员，需要注重许多事情，但为政清廉，廉洁奉公，却是各级官员必须最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严惩贪官污吏。乾隆帝说，登极以来，崇尚宽大，体恤臣僚，于常俸之外，特加双俸，连教职微员，亦予恩赐，目的是让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尽管“务崇宽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贪官污吏，朕亦断不肯姑容”。萨哈谅、喀尔钦之“贪婪败检”，必予惩治，并降谕旨，通饬各省督抚引以为戒。其三，贪官乃衣冠禽兽。谕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贪官污吏说：“贾谊云：上设礼义廉耻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其四，群臣不应匿过不奏。谕旨责备群臣不劾贪污之事，着重指出，萨哈谅二人的种种劣迹，系帝访闻查出，而九卿中并无一人言及，石麟曾为山西巡抚，廷臣中亦有山西人，“岂竞漫无见闻”？科道等官，“动云风闻言事，所奏率多无关紧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转未有入告者”，不要以为“朕处深宫”而无一见闻。乾隆帝还严厉斥责反对劾治墨吏之人，痛骂“谓喀尔吉善参奏喀尔钦之事为过当者”是“岂复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满官怀疑汉员。乾隆帝说：“现今满尚书六人，朕可保其无他，而汉尚书中所可信者，不过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励九卿持廉尚洁。乾隆帝语重心长地说：“九卿为朕股肱心膂，才具虽有短长，操守何难自勉，若于此不能自持，其他更复何望。自兹以往，务宜各砥廉隅，交相劝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7］
乾隆帝将廉洁作为官员的最高美德，把洁身自好注重操守作为各官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倡廉洁奉公，正身爱民，鄙视赃员严惩贪官，这种看法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于国有利，于民有益。当然，在封建社会里，是不能实行廉洁政治的，封建专制制度，租赋制度和土地制度，决定了清官廉吏只能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官员难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断惩治贪官，毕竟还是应予肯定的。尽管以上谕旨本身还有相当不妥之处，比如，他既过分相信满员，认为六部满尚书皆无贪污之事，可以为其担保，又过高估计了自己用人识人的能力，好象汉尚书中只有他新用的人才不是墨吏，这就太脱离实际了。其实，不仅汉尚书难保无贪婪之事，满尚书也不例外，兵部尚书鄂善马上就要因收受贿银而出丑了。
乾隆帝连续下谕，处理萨哈谅、喀尔钦贪污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谕说：喀尔钦于山西学政任内贿卖文武生员之事，今俱审实，萨哈谅于布政使任内滥行酷虐贪婪之处，亦已审实。朕对萨哈谅、喀尔钦如此施恩，授为藩司学政，而二人不图报恩，廉洁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贿卖文武生员，纵容家人营私舞弊，滥行酷虐贪婪，“辜负朕恩，实莫此为甚”，若不将二人“从重治罪，抄没家产，则国法不伸，将来人亦罔知惩戒”，著将二人家产严查入官［8］。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门侍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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