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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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误用贪臣主持“捐监”　好事办坏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乾隆帝弘历下了一道后来使他十分后悔的谕旨。这道上谕是批准陕甘总督勒尔谨于甘肃捐监的请求。乾隆帝在这道谕中说：
　　“勒尔谨奏报肃州、安西两州收捐监粮一折，已批交该部议奏矣。甘省捐监一事，上年止准令肃州以西收捐本色。昨据该督以甘省通省仓储，一时未能全行足额，奏请仍照旧例，口内各属，一体收捐，业经部议，准令本色报捐，仍饬该管上司，核实稽查，勿使滋弊，业已允行。第念此事，必须能事之藩司，实力经理，方为有益。尹嘉铨谨厚有余，而整饬不足，是以改擢京职，特调王亶望前往甘省。王亶望自必来京陛见，俟其到时，朕当面为训示，交令妥办。但董饬稽查，乃总督专责，著严切传谕勒尔谨，于王亶望到任后，务率同实心查办，剔除诸弊，如仍有滥收折色，致缺仓储，及滥索科派等弊，一经发觉，惟勒尔谨是问。”［1］
　　管理户部的大学士于敏中赞同勒尔谨之奏，“即行议准”，帝听从其言。如果单就上述谕旨而言，本来不会有什么错误。甘肃“向称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时有灾荒，若能通过捐监，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捐为监生，筹集几百万石粮食，也可在歉收岁月对灾民加以赈济，于国于民，俱为有利。过去甘肃也曾有过这样的“旧例”：“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2］乾隆三十一年舒赫德奏请革此“旧例”，帝从其请。现在恢复此例，未尝不可。而且，奏请者陕甘总督勒尔谨，此时确未存非分之想，并不企图通过捐监来营私舞弊，榨取民财，侵吞帑银。就此而论，乾隆帝之批准勒尔谨的请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大为谬误，关键在于乾隆帝不该用王亶望来主持此事，这一失误，铸成了大错。
　　王亶望何许人也？为何被帝当作“能事之藩司”？原来，此人并非市井细民，而是巡抚之公子。其父王师，进士出身，由知县历任知州、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直到江苏巡抚。王师勤政爱民，平冤狱，导民垦荒，从大学士高斌规划直隶水利，多所建树。王亶望以举人捐纳知县，先后任甘肃山丹、皋兰诸县知县、宁夏知府、浙江布政使，署浙江巡抚。乾隆帝认为王亶望有才干，特将其由人称美缺、要职的浙江布政使，调任地处边僻的甘肃布政使、委以开捐收粮的重任。
　　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任王亶望主持开捐，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勒尔谨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之为国为民着想的收粮备赈的捐监一事，竟会因帝委派“能臣”王亶望来经理，而使自己成了刀下之鬼？
　　就在王亶望赴任之后的第六个月，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上折奏称：收捐的安西州、肃州及口（内）外各属，到九月底止，共捐监生一万九千零一十七名，收各色粮八十二万七千五百余石。乾隆帝览折后顿起疑心，于十一月十九日就此事下谕，除了肯定王系“承办认真”外，着重指出此事“情理多有不可解处”。谕旨具体讲了有四“不可解者”。其一，甘肃人民艰窘者多，安得有二万人捐监？若系外省商民到此报捐，则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何以舍近而求远？其二，甘省素称地瘠民穷，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焉有如此之多余粮供人采买？若言商贾从他处搬运，至边地上捐，则沿途脚价所费不赀，商人怎肯为此重费捐纳？若系收至近地，边民素无储蓄，为何忽然之间有此丰赢？其三，半年收捐之监粮，即多至八十余万石，一年则应有一百六十余万石，如此下去，年复一年，积聚日多，势必添设仓库收贮，陈陈相因，不免潮湿损坏，似此经久发红的陈粮，怎样动用？其四，若言每岁春间出借种籽口粮需费甚多，如不开捐，则不得不采买，岁需价银一百余万两，但是，此谷毕竟系购自民间，与其敛余粮归之于官，复行出借，何不如多留米谷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谕旨责令总督勒尔谨将此四“不可解”逐一详细查覈据实上奏。
　　不久，勒尔谨遵旨上奏：甘省报捐监生，多系外省商民，由于新疆开辟，商贾流通，兼之路远物稀，“获利倍厚”，安西、肃州又为边陲门户，商民皆必经过此处。近年粮价平减，他们以买（卖）货之银，就近买粮捐监，较赴京捐监更为捷便，故“倍形踊跃”。甘省过去虽称地瘠民贫，“盖藏原少”，但连年收成丰稔，殷实之家积粮日多，实系本地富户余粮，供捐生采买，并非运自他处。今报捐之例，“在捐生出余赀买粮上捐，固所乐从，而本地富户粜粮得价，亦无勉强，虽敛粟归官，实复散之于民，均称利便”。乾隆帝一时找不出什么破绽，便批示说：“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当为可也。”［3］其实，勒尔谨此奏，全系按王亶望之意，“饰辞具复”，把皇上的疑问搪塞过去，实际上号称捐监所收的八十余万石粮食，井无颗粒入仓，完全是纸上之数。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亶望擢任浙江巡抚。这也许是皇上奖其捐监有功吧，因为，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捐监开始，不到三年，就收到“监粮”六百多万石，约有十五万名商民纳粮而成为监生。监粮之多，监生之多，这不仅在陕甘是空前未有之事，就是在全国，也算是名列第一。地瘠民贫粮食短缺的甘肃，三年内突增六七百万石“监粮”，确是了不起的大事，对甘省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要知道，此时甘肃全省在册田地只有二十三万六千三百三十余顷，征田赋银二十八万余两、粮五十二万余石，银粮合算不过征粮八九十万石。现在“监粮”有六七百万石，超过甘省全年额赋七八倍，数目之大，可想而知。如果再联系到十几年前平准定回之战中，从陕西等省运往甘肃肃州供应前线军营之用的军粮，一石米的脚价需数石米，更可想象出这六七百万石“监粮”价值之宝贵。
　　乾隆帝在擢任王亶望为浙江巡抚时，做梦也未想到这位“能臣”所收的六七百万石“监粮”，竟全系纸上之数，仓库之中一粒未有。四十五年春乾隆帝五下江南时，王亶望在浙江竭力逢迎，“供张甚侈”，帝虽戒其毋再如此铺张，但还特别下谕，以其母邓氏年逾八旬，而加恩赏给御书匾额及大缎二疋、貂皮四张。
　　此时王亶望官居从二品，身为一省之主的封疆大臣，又以“能臣”见知于帝，家财数百万，富贵荣华，志得意满。他万万投有想到，气象之报，竟使他这位“能臣”原形毕露，成为声名狼藉死于刀下的大贪污犯。
　（二）雨多生疑　天子觉察伪报旱灾吞没赈银巨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河州回民苏四十三聚众起义，帝派和�｜、阿桂至甘督办。四月和�｜到甘肃后上疏奏报军情，言及入甘境即遇雨。阿桂上报征战之情，亦屡称雨水太多延滞用兵。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连年奏报干旱，大起疑心，立即警觉起来，降旨询问阿桂：“该省向来年年报旱，何以今岁得雨独多，其中必有捏饰情弊”。谕令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仔细访察办理，据实上奏。［4］
　　乾隆帝确算经验丰富，相当英明。他从雨水之多，立即察觉到甘省年年报旱之可能有伪，并且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甘省连年的赈灾用谷必有虚饰吞没之弊。事情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阿桂很快就查明，“监粮”未收粮食，而是折收银两。
　　乾隆帝谕令闽浙总督兼管浙江巡抚的陈辉祖，查讯在浙丁忧的王亶望，又命接替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呈报监粮私收折色实情。四十六年六月初，王廷赞向遵旨询问的军机大臣、大学士、九卿供称：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仍旧如此办理。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买粮石之事，故定一名交银五十五两的数额，甘省粮价较贱，此数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将此事改归首府办理，由其收捐，仍将收来之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按季申报，道府并加结于上。
　　王廷赞此供，纯系巧言编造，隐匿真情。乾隆帝于六月初十日下谕驳斥其非说：“所供殊不足信。”甘肃收纳监粮，原为仓储赈济起见，自应收取本色粮食，焉能公然定数私收折色，且从无一字奏闻。若言甘省粮贱，五十五两银买的粮食，已符定额，则该处收成自必丰稔，为何每年又需赈灾？如灾赈属实，粮价必昂，则五十五两银必不能买足所定的粮数。“二者均不可解”。“可见所供尽属支离，其中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冒销情弊”。且捐监一事，自应听凭本生自行平买，交纳粮食，为何必欲官为收银，并交首府总办？“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时惟阿桂、李侍尧为中外最能办事之人”，且于此事又从未经手，毫无回护，著传谕二人，即将此案实在情形，详悉查明，据实具奏。［5］
　　乾隆帝此谕，将王廷赞驳斥得体无完肤，尤其是论述粮贱则必系丰收，为何又要年年赈灾？如果赈灾属实，粮价必贵，五十五两之银焉能购买额定捐监之粮数？两者不能共存，必有一真一假。这段话讲得十分透彻，王廷赞是无法掩饰和回辩的。而且他又据此分析出，官府“恐有竟不买补、虚开赈济”的冒销情弊，已经将此案的性质作了明白无误的正确的结论，为彻底侦破这一大案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当然，此时局面还不明朗，他只能根据已有的很少的材料，作些分析论证，还不可能看到这不是“恐有”冒销之情，不是少数官员所作的局部之弊，而是根本未收粮食，省府州县各级官员通同作伪，将全部“监粮”的折银尽行吞没。
　　此谕下达后的第三天，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陈辉祖之折封京。陈辉祖奏，查讯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私收监粮折色一事，据王亶望供称：“风闻有折色之事，当经责成道府查禁结报，且意在捐多谷多，以致一任通融”。
　　王亶望此供又系诡辩，乾隆帝于六月十三日下谕对其驳斥，并宣布要彻底清查此案。他说：著传谕陈辉祖，再行审讯王亶望，将当时道府是谁，如何私收捏报，令其逐一供明复奏。并传谕阿桂、李侍尧，即将王亶望在甘肃时结报监粮之各道府，查审具奏。至于捐收监粮，原为仓储起见，今既称私收折色，仍行买补粮食还仓，且以捐多谷多为能事，则该省之粮充足可知，但为何“每年又须赈恤”？且即欲收捐，亦当听该生自行交纳本色，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得贵价，“何须官为包揽，以致弊窦百出”？“朕于监粮一事，本为甘省地瘠民贫，每岁不惜百十万赈济，以惠养穷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转为累民之举，“徒令不肖官员，借端肥橐，所关甚大”。况此事不发则已，今既经发觉，自应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积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但亦断不能因罚不及众，辄以人多不办为词”。即从前之结报各道府，此时已经升调者，人数不多，无难治罪。
　　“况中外人材不乏，断无少此数人便不能办事之理。此而不严行查办，将何事不可为也”。著传谕阿桂、李侍尧：“务将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销勒买各情弊，并向来蒙混出结之道府，严切根究，据实指名参奏。倘阿桂等此次稍存瞻徇，代为担承，将来别经败露，伊二人其何以对联耶”。［6］
　　乾隆帝此谕，比三天前下达之旨，在三个方面将案件的审理，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一，他明确指出，不肖官员已将“监粮”这一“惠民之事”变成“累民之举”而大发横财，再一次并且更为清楚地将此案定为贪污案。其二，断定此案为并非三五劣吏之作恶，而是集团贪污，省府州县官员通同作弊，“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其三，宣布要坚决彻底根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一定要严行查办，并责令阿桂、李侍尧不得徇情瞻顾，否则后果自负。
　　过了四天，六月十七日，因阿桂奏报“连遇阴雨”，“大雨竟夜”而无法进攻，乾隆帝又连下三谕说：“甘省如此多雨，而历来俱谎称被旱，上下一气，冒赈舞弊”。“甘省向年俱奏雨少被旱，岁需赈恤，今阿桂屡奏称，雨势连绵霶霈，且至数日之久，是从前所云常旱之言，全系谎捏。该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监粮一事，年年假报旱灾冒贩，作弊已属显然”。著王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总督勒尔谨和藩司王廷赞，为何“从前俱以雨少被旱为词”，命其据实供吐。他并令王大臣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甘省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伊之生死，总在此番实供与否”。［7］
　　这样一来，乾隆帝已将此案的基本情节和性质，以及牵连的人犯，均已了解无遗，并一一作了结论，责令钦差大臣、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严切究办，二位大臣当然会全力以赴，认真办案，不敢瞻顾徇私，因而整个案件便迅速彻底查明。
　　七月初，阿桂、李侍尧将王亶望等在甘肃将“监粮”折收银两，在省包办、冒销赈粮等种种弊端，全行查出，向帝奏报。乾隆帝于七月三十日下达的一道上谕，对此案情形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谕旨说：“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经勒尔谨奏请开捐，议准允行，原令只收本色粮米，其时王亶望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银两，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于是王亶望又倚任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毫无忌惮。”［8］
　　从案情来说，阿桂之奏和帝之谕旨已讲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并不复杂，也不神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