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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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钱沣之疏，与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军机大臣阿桂、福长安、和坤向帝密奏：“国泰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请调其至京为官，“消弭其事”。乾隆帝认为这不是办法，于四十六年正月，命军机大臣传谕于易简来京询问，了解国泰有无“不法款迹”。于易简奏称：“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帝又问：国泰屡次保荐吕尔昌（原济南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有无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奏称：国泰与吕尔昌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国泰常委吕尔昌审理案件，“并无交通徇庇之事”。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乾隆帝就此事谕军机大臣：于易简所言，“诚据实之奏”。“朕于各督抚，从不肯寄耳目于藩桌，但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经朕面询，自不敢不据实奏对，是以令其来京陛见。今据所奏如此，是国泰尚系办事认真欲速见长之过，并非有别项款迹”。若将来发觉国泰有弊，“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亦有应得之罪。著传谕国泰并于易简知之”。［55］二月初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以阿桂等曾奏“国泰不宜久任山东”，将正月询问于易简之事告诉阿桂，言于所奏“自为确实”，实即告其不需调动国泰。［56］皇上两次下谕，讲述国泰无不法之事，现在钱沣弹劾国泰贪婪不法，岂非英明君主犯了失察之过？
　　由此可见，御史钱沣之奏，确系冒着很大的风险。观察钱沣经历，才知他之此奏并非偶然，因为他是乾隆年间一位敢于直言的谏官。钱沣于乾隆三十六年中进士，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同年，甘肃捐监冒赈事发，钱沣立即上疏，弹劾两署陕甘总督的陕西巡抚毕沅说：冒赈折捐，固由王亶望枉法，但王为布政使时，毕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毕沅“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照不结各员治罪”。［57］所谓比照不结各员治罪，即要予以重惩，毕沅不是死于刀下，便是发遣充军，至少也要革职籍没。乾隆帝览疏后，责令毕沅明白回奏，几次严谕斥责，后将其降为三品顶带留任。钱沣后来还疏劾和�｜不在军机处办公，另居内右门直庐之非，帝为之训斥和坤，并命钱沣稽察军机处。和坤深恨钱沣，于乾隆六十年将沣毒死。这虽是后话，但钱沣之敢于上疏直言，弹劾势要，却是其一贯的作风，实为难能可贵。
　　乾隆帝读过钱沣之疏后，于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旨说：派尚书和坤、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驰驿前往涿州、德州至江苏省一带，有查办事件，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御史钱沣亦著驰驿前往。第二道旨说：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今特派和坤等人前往秉公据实查办，断无不水落石出之理。叶佩荪由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著令其将在山东任内时之“所有见闻，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之处，逐一据实迅奏，若稍存询隐”，将来查明，“叶佩荪何以对朕”？［58］
　　过了两天，四月初六日，乾隆帝又对军机大臣下谕，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
　　“昨据御史钱沣参奏国泰、于易简等贪纵营私，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请旨严办一折，已面降谕旨，令和坤等严切查究，自能遵照办理。朕辗转思维，折内所称仓库亏空至八九万两不等，和�｜等到彼时，迅速逐一比对印册盘查，自无难水落石出，此事尚属易办。至各属以贿营求，思得美缺一节，不特受贿者不肯吐露实情，即行贿各劣员，明知与受同罪，亦岂肯和盘托出。即或密为访查，尚恐通省相习成风，不肯首先举发，惟在委曲开导，以此等贿求，原非各属等所乐为，必系国泰等抑勒需索，致有不得不从之势，若伊等能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末减。和砷等必须悉心明白晓谕，务俾说合过付，确有实据，方成信谳。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和�｜等惟当秉公查究，据实奏闻。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59］
　　此谕讲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乾隆帝基本上已经相信钱沣之劾疏，认为山东巡抚国泰是在纳贿营私，视下属馈赠之多少，定其升降去留，派和坤等前往查办和处理。其二，晓以自首从宽政策，谕令钦差大臣委曲开导，使送银之官能供出实情，查出确证，方行定案，如不明白晓谕，恐受银收银之人不肯吐露真情，通省官员相习成风，不愿举发，有碍案情的查审。其三，宣布不象甘省捐监冒赈那样复兴大狱，这也对稳定山东府州县官员情绪，促其尽早举发，将起到重大作用。如不明示此意，他们害怕象甘省官员那样革职抄家诛戮或充遣，就会心怀疑虑，既不利于办案，又将贻误地方公事。就此而言，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对查清国泰贪纵营私一案，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当然，乾隆帝之谕，也有其估计不确之处。比如，他认为仓库亏空一事，容易办理，只要按照印册盘查，就会查明，“无难水落石出”。此言未免太浅薄了，这表明他对官场积弊，尤其是仓库钱粮之亏空，所知不多，不知道这里面大有文章，地方官员舞弊之法很多，应付钦差大臣盘查之策也不少，钦差有意上下其手者亦大有人在，并不是一派人盘查就能知悉真相的。此案即系一例。
　　又过了两天，四月初八日，乾隆帝复谕军机大臣：安徽按察使吕尔昌，从前曾任山东府道，“屡经国泰保奏”，现御史钱沣参劾国泰贪婪不法。“吕尔昌系国泰用人”，且在山东历任府道，“钱沣所奏国泰等种种劣迹，吕尔昌断无不知之理”。著两江总督萨载即传吕尔昌到省，“传旨令其将钱沣所参款迹，伊在山东时所见国泰、于易简如何贪纵营私，并伊如何与国泰交结，国泰何以信任保奏伊之处，逐一据实指供，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60］这对清理国泰之案也起了作用。
　　乾隆帝委派了三位钦差大臣，按其职衔之高、权势之大和受帝之宠信看，和坤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还身兼多种要职，是皇上之第一宠臣，此次又在三位钦差中名列第一，显然是这一钦案的主要负责人。刘墉虽系乾隆帝倚任的亲信大臣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但相父已去世七年，本人仅系左都御史，权势、资历当然远在和坤之下。诺穆亲条件更差，仅仅系一工部右侍郎，而且刚因祀天大礼布置不周，遭帝训斥，被帝革去顶戴花翎，革职留任，“十年无过，方准开复”。［61］这样一位渎职遭惩之官，怎敢得罪掌握实权的军机大臣和坤，自然会以其马首是瞻，不敢坚持是非抗违其言。
　　和坤本身就是一个揽权纳贿的最大的贪官，也很有可能接受过国泰馈送之银物，这次对国泰极力袒护。在这样条件下清查国泰之贪纵营私，谈何容易，钱沣的处境，确是相当的艰难。
　　和坤、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及原劾者御史钱沣，于四月四日离京前往济南。“和坤阴袒国泰”，“怵沣”，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不畏其之恐吓。和坤便另施诡计，当他们到达济南时，国泰已早知查仓盘库之信，急忙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象历城县，本来亏空银四万两，现在便以商银补充，暂时掩盖了亏空之情。和坤一行到达历城后，就盘查仓库。“和坤令抽视银数十封，即起还行馆”，实即表示盘查已毕，没有亏空。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数量多少不等，“银色不对，”而帑银却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心知有诈，立即建议将库封存。回馆之后，钱沣了解到借商银充库之情，便遣人宣告于众，如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则将尽没其银。第二天，三位钦差大臣和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色和数量，确与帑银不符，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故，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和坤此时也毫无办法，只好据实向帝奏报。历城县亏银之弊的查清，固与钱沣之正直、多智有关，但也得力于刘墉的支持。刘墉“持正，以国泰虐其乡，右沣”。如无刘墉的支持，和坤完全可以驳回钱沣封库以备再查的要求，以验银无弊而上报，此案就很难破获了。［62］
　　四月十三日，和�｜等奏称：先将历城县库盘查，查出该县知县郭德平亏空银四万两，“有挪移掩饰之弊”。“并询问国泰任意婪索各属员盈千累万各款迹，亦俱承认”，俱系调任漳州府前任济南府知府冯埏经手，从前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身任藩司，一任县库亏空，扶同弊混，甚至见巡抚时长跪回话，卑鄙无耻。其余案内款迹，现在彻底严究”。［63］
　　和�｜等又奏称：四月初八日到省，询问于易简。于称国泰闻钦差前来之信，就让历城县知县郭德平向济南府知府冯埏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按察使梁肯堂说：“国泰勒派属员银两，俱系冯埏经手。”冯埏、郭德平供认此情，冯并“呈出各府州县帮费清单”，“国泰勒派通省属员，婪索银八万两。”复令于易简等人“当面质证国泰，据伊供认前情不讳”［64］。
　　乾隆帝览折后十分愤怒，于四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连下四道谕旨，督办此案。这四道上谕讲了五个问题。其一，将国泰等革职拿问。谕旨说：“国泰身任巡抚，竟敢明目张胆，逼勒派累，任意婪索，通省官员俯首听从”。今据冯埏呈首帮费清单，止系其任内经手之事，从前吕尔昌任内如何勒派之处，著和�｜严行讯问国泰，务令逐一供出，“此案国泰自应按律定拟斩候”。于易简专管钱粮，乃于历城县库听其亏空，“挟同弊混”，又向国泰长跪回话，“实属卑鄙”，著予严究，并命和�｜于五月押带国泰、于易简到京，候帝亲讯。国泰、于易简、吕尔昌、冯埏、郭德平均著革职拿问。其二，盘查东平三州县。钱沣指名参劾的亏空之县，有历城、东平、益都、章邱四州县，今历城既经查出，其余三州县著刘墉一律查办，务使水落石出。其三，限期弥补，不兴大狱。山东亏空，“人数众多”，虽与甘肃上下通同一气公然冒赈殃民者有所区别，但与直隶州县因办公差而有所短缺者也不同，如果各州县官员自知畏法，不以帑银为结欢上司之资，“何以致有亏空”？“今朕格外施恩，不欲复兴大狱，然不可不彻底详查，予以限期，令其上紧弥补”，若不抵补，即从重惩治。其四，追查泄密。国泰为何“闻有钦差过境，恐有盘查”？必有人与其送信，著将于初四日出京前往济南的国泰之家人套儿严切讯问。其五，查抄犯员家产，将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之任所及原籍赀财一并查抄。［65］
　　不久，和坤、刘墉等人之折又送到京城。和�｜等奏：国泰供认，吕尔昌前任济南知府时，“代办物件，并各州县帮费，俱系吕尔昌经手”。于易简尚无婪索属员银两之赃证，惟年节时“收受属员水礼绸缎等物”。乾隆帝于四月十九日就此折下谕：“看来情节不过如此”。国泰系小有才干之人，居心巧诈，因于易简曾在皇上面前为己保奏，“所以故为严厉”，不给予留脸面，而于易简又实系庸懦卑鄙不堪之人，甘心隐忍，曲意逢迎国泰，故通省属员，皆鄙薄藩司，不肯送银与于易简。“此案大概已有根据，不过如此”，和�｜即可一面定案奏闻，一面押带国泰、于易简至京。刘墉、诺穆亲、钱沣查明章邱、东平、益都等三州县仓库钱粮有无亏空后，一同回京。至于山东通省州县之亏空，因人数众多，“且出自国泰之抑勒，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著新任山东巡抚明兴详查妥办，给以二三年之限，令其自行弥补，若复因循延宕，则自取重咎。［66］
　　刘墉等查明历城、东平仓库亏空后，上报朝廷，并称“系因从前办理逆匪王伦滋扰案内，因公挪用，以致各有亏空银三四万两”。国泰、于易简亦辩称，因办理王伦时，“有豫备守城，不准开销之项，各州县因公挪移，致有亏空”。乾隆帝先后下达两道谕旨，对此藉口加以驳斥说：如果真如此，该省巡抚、藩司为何不据实上奏？“况凡地方公务应用钱粮，朕从无不格外加恩，准其开销”。即如两金川平定后，凡军需奏销，经部指驳，仍令川省承办军需大员详悉明，切实具奏，即特降恩旨，概予准销，或径行豁免，“动以千百万计，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山东如真系平王伦时“公用挪移，即应据实奏明，朕必降旨准其报销”。并且，王伦之事，办理不及一月，“即使因公挪移，何致有二百万两之多”？显系由于国泰、于易简“一则恣意贪婪，一则负心欺罔”，以致酿成东省之亏空。［67］
　　四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乾隆帝下谕，宣布对国泰、于易简的处理。谕旨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各属官员财物，以肥囊槖，实属目无法纪，其罪自难宽贷，但念其所得赃私，尚与枉法鬻爵者有间，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于易简身为藩司，明知国泰种种不法款迹，既不据实参奏，“复敢于朕前欺隐”，著斩监候，秋后处决。［68］
　　前任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叶佩荪，现任山东按察使梁肯堂，与国泰同城相居，并未将国泰等纵情婪贿情节据实参奏。吏部奏请将二人革职交刑部治罪，帝命从宽，令将叶佩荪降补知府，梁肯堂降补道员。
　　新任山东巡抚明兴于六月初奏报：山东全省共亏空帑银约二百万两，各府州县官接旨后，设法弥补，已补银五十余万两，现仍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准备到年底再补五、六十万两，余下七八十万两请宽限于明年补齐。乾隆帝批准了明兴的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