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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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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其他民族人民深受其害。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奏请继承明朝改流之制，革除这些土皇帝，将土司地区改隶清朝政府直接管辖，但屡遭中央因循苟且的管事大臣议驳。雍正四年云南总督鄂尔泰上疏痛言土司制度祸国殃民，恳请改土为流。
世宗早已知道土司“生杀任情”、夺取属民牛马妻女等等罪过，当即批准鄂尔泰的建议，并升任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经过五年的招抚和进剿，终于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的大多数地区，废除了土司制度，委任流官管辖，实现了“改土归流”。［16］这对增强祖国的统一，促进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部分土官敌视改流，不少新上任的满汉官员又苛索民财，豪猾胥吏欺压土民，鱼肉百姓，因而不断发生骚乱，尤其是雍正十三年春贵州苗疆的大动乱，更使州县失陷，省城戒严，一些胆小怕事的官员，以此为借口，激烈反对改流，雍正帝也开始动摇不定，几乎使这一重大的改革中途夭折（详见本章第三节）。
在进军青海、经营西藏、实现改土归流方面连续获胜的形势下，勇于进取的雍正帝准备向准噶尔部进攻，任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分统北路、西路大军，进驻阿尔泰和巴里坤，伺机攻故，不料傅尔丹大败于和通泊，岳钟琪部牧场被劫，军事上遭到了重大失败，这一任务只有让他的爱子乾隆皇帝来完成了。
四、神童脱颖而出 父祖宠爱
回顾往事，审视现局，放眼未来，无疑会使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勇气倍增，信心十足，豪情大发。他自然会深深感到，他的处境比曾祖父顺治帝福临、祖父康熙帝玄烨好上千百倍。这两位皇帝即位之时，不过是一无所知只会打闹年方六七岁的小小幼童，衣食都不能自理，哪能治理国政，大权当然旁落他人之手。何况战乱频仍，国库如洗，民心不顺，大有朝不保夕丧失天下的危险。而今日的新皇帝弘历，已是二十四岁文武双全的英俊君主。他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从小就为父祖宠爱，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六岁就学，受书于谨厚刚诚的庶吉士福敏，据说能过目成诵，课业进展迅速。康熙六十一年春，他拜见皇祖父于圆明园，圣祖玄烨看到这个不到十一岁的孙子聪睿俊秀，十分喜爱，命养于宫中，让孝懿仁皇后之妹贵妃佟佳氏与和妃瓜尔佳氏精心抚育。如此优遇，超过了其他皇孙。这位年近古稀的祖父，曾经亲自给小孙子讲课，并以《爱莲说》相试，弘历毫不惊慌，“诵解融彻”，祖父非常高兴，夸奖备至。为了让这个可爱的龙孙得到更好的全面培养，玄烨让弘历向其十七叔果亲王允礼学火器，向二十叔贝勒允祎学骑射。弘历勤学苦练，技艺日增，深通家传妙法，不管是在圆明园练射，还是在南苑行围，他经常能屡发屡中，这个垂髫的小孩如此英武，观者莫不称赞。这年夏天，弘历由父母带领，随祖父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在皇祖赐与居住的“万壑松风”中读书。有一天，他看见御舟停泊于晴碧亭，听到祖父叫他，立即迅速跑去，直趋岩壁而下，玄烨怕他摔跤，叫他不要快跑，以免蹉跌，其爱护之情确非寻常。还有一次，弘历随父母向皇祖间安拜觐，玄烨非常高兴，笑容满面，连声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圣祖往木兰秋狝，弘历跟随，入永安莽喀围场。玄烨用枪射中一熊，见熊倒卧在地后，命弘历往射，欲图让他得到初次打围就猎获大熊的美名和吉兆，有意对他特别培养，不料差点出了大祸。弘历刚刚上马，大熊突然立起，年方十一岁的弘历面临这一庞然大物拼死反扑的危险，毫不惊慌，控辔自若。玄烨赶忙再发一枪，将熊击毙。回到帐中告诉妃殡说：“此子诚为有福”，而且“福将过予”，如果他到熊的面前时熊才立起，后果不堪设想。一个久御朝政威震四海的英明天子，对这一小小孙子如此特殊培养和宠爱，必然会在政界中产生巨大影响，文武百官必然会理解到这些行为的深刻含意，也就是说它在康熙帝择立嗣君问题上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礼亲王昭梿为此专门写了《圣祖识纯皇》短文，评论说：“由是（圣祖）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17］
皇祖如此垂青，皇父必然要更加宠爱。若按一般常情，以母亲之身份高低和孩子的年龄大小来定诸皇子的地位，那么，弘历没有什么优势。他排行第四，生母是四品典仪凌柱之女钮枯禄氏，十三岁嫁与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地位并不高，连侧福晋（即侧妃）都不是，《清史稿》称其为“格格”，不过是地位低微没有封号的小妾。除去早殇的弟兄以外，他的三哥弘时，母为知府季某之女，被封为侧福晋，他的六弟弘瞻，母刘氏为管领刘满之女，封贵人，他的五弟弘昼之母耿氏，虽也和钮枯禄氏一样是所谓的“格格”，但甚受胤镇宠幸。因此，弘历之所以得宠，不是靠生母和其他什么外在因素或偶然的机遇，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天资和才干，以此博得了皇祖的赞赏和欢心，对胤禛的继位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因而当然会得到皇父的特殊宠爱。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大臣和九卿，谕告说：己预将嗣君之名书写于密封的锦匣内，放置在乾清宫正中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日后需要时即从这里取下宣读。这个预定的嗣君，不是别人，而是刚刚十二岁的皇四子弘历。雍正十一年正月，世宗封弘历为宝亲王，从此命他每年代祀北郊，并让他了解对准部用兵的军机大事。雍正十三年春，贵州苗疆骚动，世宗特命弘历、果亲王允礼等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直接处理涉及改土归流是否坚持实行的重要国务。
位从小就靠自己本事脱颖而出的英俊君主，执掌大权后，当终要继承他祖先勇于进取的优良传统，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第一步就是要革除弊政，安定人心，解决苗疆叛乱及与准部议和问题，以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下阶段大踏步前进准备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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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892，页22。
［2］《清圣祖实录》卷23，页18，卷29，页3、4、5；昭梿：《啸亭杂录》卷1《圣祖拿鳌拜》。
［3］《清圣祖实录》卷99，页8、10；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
［4］《圣武记》卷2，《康熙裁定三藩记》。
［5］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6］《清圣祖实录》卷36，页7。
［7］《清文献通考》卷1。
［8］《清圣祖实录》卷147，页27，卷244，页13。
［9］《清圣祖实录》卷244，页3。
［10］白晋：《康熙大帝》中译本页20…22。
［11］《雍正朝起居注》五年一月十七日条、五年二月初三日条。
［12］《清世宗诗文集》卷1，《谕布政司》。
［13］《清世宗实录》卷24，页11。
［14］《上谕内阁》，雍正四年七月初二日谕；《朱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李卫奏折：乾隆《苏州府志》卷8，《田赋》：同治《建昌府志》卷3，《赋役》；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5，《舆地》；乾隆《夏津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清高宗实录》卷911，页6。
［15］昭梿：《啸亭杂录》卷1，《理足国帑》；《皇朝经世文编》卷26，《论增兵筹饷疏》；魏源：《圣武记》卷11。
［16］《清世宗实录》卷20，页17，卷81，页16，卷143，页2、14；《朱批谕旨》鄂尔泰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奏；《圣武记》卷7。
［17］昭梿：《啸亭杂录》卷1。
“政尚宽大” 纠错补偏
第二节 “政尚宽大” 纠错补偏
一、主宽容 戒繁苛
乾隆皇帝弘历虽然对先帝胤禛励精图治的精神和刚强果断的作风十分敬佩，对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高度赞扬，但对这位君主的严酷手段和政令的繁苛则很有反感，尤其是对由此而可能引起的潜在的政局动荡更是非常担心，因此即位初期，便坚决地确立了“政尚宽大”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这一方针迅速得到贯彻执行。
从严酷到宽容，由繁苛至宽松，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是很难实现的转变。清朝诸帝皆一致强调“敬天法祖”，都以尽孝为律己治国之首务，均赞颂先帝是神纵英武，标榜自己是循皇考旧制扬先祖之业绩。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指责前君的弊政和予以废除或纠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有可能被扣上忤逆不孝、擅改祖制的罪名。特别是新君执政不久，威望甚低，所用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尚书和督抚将军，基本上是先皇倚任的臣僚，那些弊政多系他们经办，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少人就是凭靠苛刻而由末弁微员青云直上荣任大臣的，他们能紧跟当今皇上革弊兴利吗？很难。
尽管面临层层障碍和不小的阻力，弘历并未胆怯畏缩犹豫迟疑。这位从小依靠个人的努力赢得父祖宠爱而超越诸弟兄君临天下的年轻皇帝，继承了列祖列宗勇于进取善以智胜的传统，坚决推行以宽代严的方针。他想出了一条妙法，既可改变皇父严酷之弊，又不授人以冒犯先帝的把柄，即大讲雍正帝当时以严治国的必要性，将其弊委过于官僚，并反复论述己之主宽与义皇之严的内在联系。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这位刚登上帝座三十多天的新君，便下谕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王大臣，讲述以宽代严之事。他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兹当（朕）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以臻致平康正直之治，……（故）朕主于宽。”［1］
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主要讲了三个间题。一是肯定了皇祖康熙帝玄烨以宽治国方针的正确，认为这项方针使得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全国一片欢乐景象。二是说明皇父雍正帝的主严，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怕出现过宽之弊，因而振饬朝纲，澄清吏治，目的还是为了“惠爱”赤子，究其用心而论，与康熙帝的宽大方针并不矛盾。第三点最为重要，是下达这一谕旨的主题，即正式宣布以宽治国，详细论证己之主宽是十分必要的，是因时制宜，是以柔济刚，相辅相成，与皇父之政并不冲突，要求总理事务王大臣认真体会己之“宽大居心”和“用宽之意”，严明振作，使己能“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
过了五个月，弘历于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十一日，又下谕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及领侍卫内大臣一等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等总理事务和协办总理事务王大臣，进一步明确地讲了雍正年间严刻之弊是臣僚所为。他说：皇父即位时，见人心玩忽，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办事，小人不畏法度，故不得不加以整顿，以革除积弊。不料群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因而奉行不善，“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累”。他又讲道，为了改变严刻之弊，他留心经理，以“减去繁苛，与民休息”。［2］
弘历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是亿万臣民尊奉的真命夭子，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威，但要实现这一以宽代严的转变，也并非易举之事，它遭到了许多官员的阻挠和反对。不少大臣习于官场旧俗，胸中毫无主见，遇事不计其是非曲直和对国计民生的利病，专以“迎合揣摩”皇上心事为重，希图“保全禄位，固结恩眷”，因而在雍正年间“专主于严”，而现在则因新君“宽大居心”，又“专主于宽”，甚至故意疏纵废弛，欲求宽厚之名，以博皇上青睐。［3］有的大臣，惯弄权术，苛刻严酷，更竭力反对宽大之治。象贵州平越人王士俊，雍正元年始任河南许州知州，六年晋广东布政使，九年擢湖北巡抚，十年升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他的前任田文镜严督州县开垦，以少报多，迎合雍正帝劝垦之意。王士俊继任后，督促更加严厉，授意州县官多报开垦，多报则超迁议叙，少报则严批申饬上疏弹劾。地方官员畏其权势，希望得到他的宠信，纷纷上报新垦大量荒地，一县有报数十顷的，全省多达数千顷，其实，所谓垦田，多系虚名，不过是将新垦地的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乾隆帝即位后，户部尚书史贻直极言河南垦荒之弊，“小民鬻儿女以应输将”，弘历下谕，斥责田文镜“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王士俊“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实害”，令王士俊解任来京候旨，不久，命王署兵部侍郎，寻转署四川巡抚。就是这个被言官劾为“奸顽刻薄”、“苦累小民”而离职降调的酷吏，竟于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密奏时政，声称：“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4］
王士俊的这几句话，十分厉害。其一，他不是仅只针对某一事或儿件事，而是指向所有之事，是囊括乾隆帝即位以来十一个月的整个朝政。其二，他明确指出，群臣条陈皆是“翻驳前案”，即翻驳皇父雍正帝时候的案。这些人竟敢既翻先帝之案，又加以驳斥，实属狂妄，确系谬误。其三，更严重的是，他以指责群臣翻驳前案为名，影射新君，实际上把乾隆帝定为专翻皇父所定之案的不肖之子。归结到一点，彻底否定新政，否定乾隆帝以宽代严革除弊政的指导方针。这不仅涉及对新君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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