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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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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熬ψ辰。锌尚в谩薄＃�22］三月二十九日，乾隆帝又收到了班第的另一奏折。班第评述用兵以来的军情变化说：“去岁初迸兵时，我师颇锐，连克碉寨，各番畏惧，降附甚多，日久渐懈，……防御更疏，致贼伺隙来攻，转多惶惧。及张兴事败，众兵愈馁，张广泗益加愤懑，将阖营将弁一概谩骂鄙薄，至不能堪。”［23］
乾隆帝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在三、四两月在将帅任用上实行了重大的变动。尽管张广泗连续奏报军情及进攻之法，保证要于夏秋获胜完事，但乾隆帝已经对这位他曾誉之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无出其右之川陕总督，有些失望，不愿再让其总负此任了。他首先于三月谕令班第不必忙于办理粮饷，留在军营，“与张广泗协商一切军务，佐其不逮”。这里虽说是让班第与张“协商”，形式上仍系张为统帅，但班第身为兵部尚书，又系钦差大臣，这种“协商”便非仅仅参谋而已，而是实际上包含了监督、决策的性质了，并且，谕中还明确讲到，让班第对张广泗“夏秋告捷”的保证“留心察看”，如若未能奏效，须预为筹画良策，更显示出班第在军事指挥上权限、影响之大，张广泗已经实际上不再是督军进征的惟一统帅了。［24］
接着，他谕令班第与张广泗商议，可否用岳钟琪以提督、总兵衔“统领军务”。张与岳向有旧怨，雍正十一年，张以副将军身份上疏，痛诋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调度失宜，贻误军机，使岳被罢官问罪。因此，张对用岳之议，甚为不满，奏称岳有“纨袴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贼警则茫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但是，因有皇上特谕，只好呈称愿遵旨将岳调赴军营，令其赴党坝军营统领。乾隆帝不顾张之明从暗抗，特下谕旨，赐岳以提督职衔，令其奋勉图报，立功之时，从优议叙。［25］
这两项措施，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班第连续上奏，使乾隆帝对前线军情有了更多的更为真实的了解，班第还对张广泗赏罚不公偏袒属员之过有所匡正。岳钟琪于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军营后，对揭示张之弊病及关于用兵之法的建议颇为中肯，后来还立下了大功。但是，乾隆帝采取的另一更为重大的措施——用讷亲为经略，却铸成了大错，严重地危害了对金川的军事进攻。
三、用短弃长 经略讷亲误国丧命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乾隆帝连下四道上谕，任命讷亲为经略，现摘录如下：
“四川大金川军务，历时许久，尚未就绪。总督张广泗厉练军情，尚书班第专办筹饷，现在竭力办理，各省官兵亦已调集。但此番狡寇，负固猖獗，非寻常小丑可比，应遣重臣前往，提挈纲领，相机商度，乘时策励，则军声振而士气一，及锋而用，可期迅奏肤功。大学士、公讷亲，……著速来京，给与经略大臣印信，驰驿前往，经略四川军务。”“……此番驻师日久，兵气不扬，将士懈怠，现在各省调拨官兵，云集川省，张广泗一人未能独任，且自张兴覆没之后，益加愤懑，其抚驭将士，亦未能恩威并著。……惟大学士讷亲前往经略，相机调度，控制全师，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泗，而军中将士亦必振刷归向，上下一心，从前疲玩之习，可以焕然改观，成克期进取之效，即后此之善后机宜，亦可一手办理，抒朕西顾之忧。”“……可传谕张广泗，诸凡同心协力，务期早得渠魁，速歼群丑，俾番蛮慑服，咸知向化，一劳永逸。”［26］
这四道上谕，表明了乾隆帝处理金川之役的三个问题。其一；狠下决心，誓平金川。这最明显地反映在讷亲的出任经略上。讷亲可不是一般的文武大员，而是乾隆帝之第一亲信宠臣，是体现帝旨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实际上的大宰相。讷亲，姓钮祜禄氏，是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是康熙初年四大辅臣之一、一等公遏必隆的孙子，其姑为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后。雍正五年，讷亲袭父音德之三等果毅公，授散秩大臣，十一年任军机大臣，十三年八月受世宗顾命，十月被高宗授为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晋一等公，从此以后，讷亲极受乾隆帝宠爱和栽培，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诸职，多次口衔帝命，巡视地方，审理要案，勘察河工，检阅营伍。讷亲从乾隆四年任协办大学士起，十年迁大学士，十一、十二两年任首席大学士。在军机处，讷亲任职更长，从雍正十一年直到乾隆十三年，连任十六年军机大臣，而且从乾隆十一至十三年，皆为名列第一的领班军机大臣。换句话说，在乾隆十一、十二年，讷亲既是首席大学士即人们尊称的首辅，又是领班军机大臣，其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受帝之宠信，可想而知。乾隆帝本人便曾多次讲到对讷亲无微不至的培养和极其特殊的宠爱：论培养，“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讲恩遇，“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谈重用，“朕向所倚任者，亦无出于讷亲之右者”。［27］至于清朝文献中群臣言及讷亲为帝“厚加倚任”，诸军机大臣中惟其一人单独入见面承帝旨，等等记载，更是屡见不鲜。［28］乾隆帝能将这样一位不可须臾离的最为倚任的军国重臣和一等宠信之爱卿调任经略，远征金川，可见他的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誓灭“川蛮”了。
其二，形势需要，舍其（讷亲）莫属。乾隆帝让讷亲远征金川，是由于国家军政财经严重形势的迫切需要，使他认为只有走此一着，才能使全盘皆活。张广泗统率三万大军，进攻小小一隅的金川，长达两年，竟阻于险碉，寸步不前。三军“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奏凯之日，遥远无期。经济上，军需浩繁，费用无限，仅在乾隆十二年下半年，三万士卒和两万多役夫，日需米面五百石。十三年四月以后，兵卒四万和各色人员，将近十万，食粮倍增，姑按一日八百石计算，从四川运至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还不包括对民间的科派），八百石就是一万四千两，一月为四十二万两，一年为五百零四万两，如果加上官兵军饷、枪炮弓箭弹药器械、战马饷料，等等用费，又将倍增。在乾隆十三年前后，这样巨量的用费，清政府是无力长期支付的。战事延长，旷日持久，调兵各省，沿途骚扰，西南地区不得安宁，朝廷忙于处理军务，贻误了其他重要事件的裁处。乾隆帝为了挽转战局，急需派遣一位军国重臣前往主持军务，而尚书班第的“力量、识见、物望，均不能胜此重任，张广泗亦未必倾心信服”，所以不得不把讷亲派去，以便凭藉其位极人臣势倾朝野的威望和才干，“慑服张广泅”，改变低下士气，统率全军奋勇冲杀，早日获胜。［29］
其三，获胜有望，促其成功。此时乾隆帝还是认为，张广泗有军事才干，但川兵疲弱，张御下无方，“督责过严”，使将弃怀怨，因而不能克敌。现在增派陕甘锐卒万名，赶运大炮枪铳弹药，四万大军对付四千藏民，以众凌寡，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起用宿将勇将，曾以兵五千败敌十余万的原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被任为四川提督，原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被授为内大臣兼镶黄旗护军统领，曾单骑定乱兵的勇将任举从固原提标参将升为总兵，前赴金川军营。兵多将勇，炮厉粮足，重兵围攻，胜利是有希望的。讷亲之被任为经略，对全军官兵会有很大影响，“俾军令肃而士气奋”。这样，“娴于军旅”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得专意征剿”，当讷亲抵达军营时，即或“尚在征剿”，也可“资其（讷亲）威略”，促进胜利。而按照乾隆帝的估计，讷亲将于五月底六月初到金川，此时，依总督张广泗奏报的计划（张早已多次保证获胜，四月底五月初又奏称，兵分十路，定于五月初八日开始进攻），“计经略抵营之日，正当告捷之时”。［30］清兵已经胜利，讷亲有经略之名，凭经略之衔可戴建树奇勋之桂冠，既无需亲临前线指挥，劳神费力，鞍马劳顿，又不冒战阵厮杀难免死伤或战败溃逃的危险，有乐无苦，坐享其福。这可是乾隆帝对其第一心爱宠臣的又一特殊栽培和极大恩遇了。
乾隆帝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制定了如此的制服金川的锦囊妙计，便静待蜀西早报捷音了。不料，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与川映总督张广泗呈报官兵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腊岭、卡撒、党坝、甲索、乃赏、马奈、正地诸路攻战情形的四份急折，同时送到北京，奏称诸路进攻被阻，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副将唐开中受伤，总兵治大雄患伤寒，“一时统领乏员”，已调原固原提督段起贤、副将胡大勇来军营，乞简发曾经保举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十余员来川作战，并奏请督军筑碉，以己碉逼金川守兵之碉，“与敌共险。”［31］
讷亲、张广泗上述所谓前进遇阻等语，显系玩弄文字游戏，将其失败真情予以掩盖缩小，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遇阻，而是重大的失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兵丁大量伤亡。奏折没有谈到士兵伤亡情形，但是，这一问题相当严重。讷亲、张广泗于五月底至六月初发动进攻时，汉土官兵有四万余名，经过这次战争，及相继的几次小的进攻，除去死亡及伤病遣回者，到九月初只剩下汉土兵二万五千一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32］可见伤亡之惨重！
其次，士气低落。两军相逢勇者胜。如果兵无斗志，哪怕有百万之众，亦如一群绵羊，任人宰割，一遇风声鹤唳，便会狼狈溃散，兵败如山倒。此时清军，刚遭大败，总兵战亡，副将重伤，经略束手无策，总督智穷才尽，因此士气异常低落，“士无斗志”，战辄奔逃，“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33］闰七月二十七日，官兵三千余人，由卡撒攻喇底二道山梁，领兵的副将、游击，畏缩不前，督至沟口而止，带兵的守备等官又复落后，金川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冲下迎战，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三千余名士卒竟见敌兵数十名而“闻声远遁，自相蹂躏”。［34］确系罕见。乾隆帝闻此不胜愤怒，连说“殊为骇听”，“实出情理之外”。［35］
再次，筑碉株守，实为无策。讷亲，张广泗原来是制定十路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党坝、美卧、甲索、乃当、正地五路，攻勒乌围，以卡撒、腊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刮耳崖。莎罗奔住居勒乌围。岳钟琪早就主张从党坝进攻，因为，党坝至勒乌围不过五六十里，只要攻破党坝右边的康八达，“便可直捣巢穴”，而卡撒、腊岭中阻刮耳崖，即使打下刮耳崖，离勒乌围还有一百余里，道路险阻，又要耽误许多时间。这次讷亲、张广泗统率大军从腊岭进攻，惨遭失败，畏惧金川之战碉，攻一碉动辄死伤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因此欲筑碉相逼，以碉攻碉。殊不知，这样一来，清军龟缩碉中，怎能前进，坐耗大量钱粮，天长日久，饷道堵塞，水源断绝，敌兵乘虚来击，必致全军覆没。因此乾隆帝痛斥讷亲、张广泗之谬议。这一在军史上实为罕见的攻敌之法之出现，正说明此时清军已陷入“智勇皆困”计穷策尽的绝境。
尽管乾隆帝相继下谕数十道，教诲、督促、斥责讷亲和张广泗，要他俩重整军威，克期破敌，可是毫无效果，二人除了连上奏疏辩解外，拿不出任何办法，军务毫无进展。乾隆帝十分恼怒，将二人革职削爵问罪，于十三年十二月斩张广泗，抄没其家，以遏必隆的遗刀，送往军前，勒令讷亲用其祖之刀自裁。
对于讷亲、张广泗用兵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将帅曾作过评述。四川提督岳钟琪于十三年六月任举阵亡之后，在七月下旬上奏，讲到这一问题，认为主要是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度不当，如土兵怯懦，官兵守营放卡防台护粮用兵太多，以致真正用于进攻之兵太少，深感力单不足，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私通其嫂阿扣，恐与大金川莎罗奔“暗通”。督臣不允己请，不增派兵归己，从党坝进攻，等等。乾隆帝对此深表赞同。
接替讷亲之任的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十四年正月上疏，详言讷亲、张广泗之失误，时人皆以其言十分中肯，广为传述，现摘录如下。傅恒奏称：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防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未察情形，惟严切催战，任举败殁，挫锐气索，晏起偷安，将士不得一见，不听人言，军无斗志，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无如贼碉层立，得不偿失，先后杀伤数千人，尚匿不实奏。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一碉）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
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36］
以上傅恒、岳钟琪对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点：经略无谋胆小偷安，督臣指挥失宜，诸将逗留失机，金川地形险要，守兵拼死反击。这些都是事实，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说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决定作用、更为根本的因素，他俩没有提到，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他俩是不敢涉及，没有胆量讲出来。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的重大失误。
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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