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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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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奏准斩杀私通大金川之奸细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及其嫂阿扣和汉民王秋，断了莎罗奔安插在清军里的内应。他“申明纪律，整顿营伍，亲身督战，露立风雪之中，连霄达旦攻克碉卡”，军威大振。
傅恒之下的大将四川提督岳钟琪，深感皇上不念前过起用重任的厚恩，决心报效朝廷，立功建业。尽管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翁，但从乾隆十三年四月抵达军营后，便尽心竭力从事征剿，提了不少十分中肯的建议。尤其是张广泗战败被斩无法对岳排挤以后，他更为发奋，于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统领党坝之军，进攻、康八达山梁。他所辖之兵，号称一万余名，但因要防守二十五座营盘、一百零五卡和粮台塘站，以及伤病，只剩下七千余人可供进剿之用，其中大半系附近土司之兵。他用这支以土兵为主的军队，猛攻敌碉，夺毁大战碉、小战碉各数座，打下木卡、石卡、木城、石洞十八座（处），焚金川藏民粮食十二仓，取平房四十六间，斫破大皮船四只，攻占跟杂一带地方，南北四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前后杀贼甚众”，为数月以来罕有之胜。［8］岳于此月奏请用兵三万五千，以一万由党坝水陆井进，直捣勒乌围；以一万由甲索夺马牙冈、乃党、两沟，径抵河边，与党坝之兵会合，攻取勒乌围莎罗奔住碉，留兵八千于卡撒防御刮耳崖莎罗奔之侄郎卡来援，俟取勒乌围，前后夹攻，夺占刮耳崖；余兵七千分守营盘，防护粮运。他向帝表示：“专责臣办理，一年内可成功”。［9］此奏深受乾隆帝赞赏。岳钟琪又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三日，连续领兵一千余名，猛攻界于康八达与木耳金岗两山之中的塔高山梁，将其石城轰坍，又火焚木耳金岗战碉二座、卡二处，击杀金川藏兵一、二百人。乾隆帝闻知甚喜，批示说：“欣悦览之，汝调度有方，实可嘉悦，总俟克成大勋，从优议叙。”［10］岳虽因年老和昔日进剿西藏时“染受寒湿，左手足麻木不仁”，金川山高路险，难于乘骑，但在攻打火烧梁、木耳金岗、革什戎岗、康八达等三十余处时，仍“策杖扶人，徒步督战”。［11］岳钟琪的战功，鼓舞了三军士气，对扭转清军的被动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十三年十二月末，金川军营右汉满士兵三万八千余人，加上十四年正月陆续调来之兵，到二月初，总数当在四万名以上，超
过大金川藏兵七、八倍。大军压境，枪炮众多，连下碉卡，士气振奋，傅恒、岳钟琪决计深入，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不料，从京城方面连续传来圣旨，乾隆帝要经略收兵息战班师回朝，使广大官兵诧讶不已，议论纷纷。
二、获胜无望后悔用兵 下诏班师
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弘历下谕，宣召经略大学士傅恒、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回京说：
“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凶暴，绥辑群番，并非利其民人土地，而从前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屡经贻误，是以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视师，熟察形势，相度攻剿。经略大学士傅恒自奉命至军，忠诚劳勋，超出等伦，其办事则钜细周详，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则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击碉夺卡，大著声威，诚为仰副委任。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师颜，而机务重大，部务殷繁，诸大臣皆为此一事，驰骋经营。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巨，素深倚毗，岂可因荒微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擒获渠魁，扫荡巢穴，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尚书达勒当阿、舒赫德各有部职，亦未便久旷，总督尹继善统制全秦，边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军营一切事宜，交与该省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等，尽现在兵力，足以调派，即傅尔丹，尚有满兵在彼，亦应暂留，殚心筹画，妥协办理，以竣军务。”［12］
过了两天，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详言必须班师的理由，认为“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因“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命议政王大臣“通盘筹酌，详议具奏”。议政王大臣立即集议，奏称：“王师除逆安边，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经奏悉，限于地势，讵可劳师糜饷，从事于人力难施之荒徼，应请撤兵，召经略大学士还朝。”乾隆帝从其议，即于当日正式下诏班师说：
“经略大学士傅恒自抵军营，即诛渠魁，克碉卡，军威大振。贼首穷蹙求降，经略大学士志期殄灭种类，欲俟各路兵丁齐到，一举荡平，不肯允降。朕思蠢尔穷番，何足污我斧钻，既已乞降，允宜网开三面。且经略大学士心膂重臣，久劳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已降旨召令还朝，赞襄机务，所有纳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随宜酌办。内大臣傅尔丹暂留，统领满兵陆续撤回。其各路满汉官兵未抵营者，于所至之处，著班第、纪山、高越知会统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营，不必前进。……大兵既经撤回，军糈亦无庸挽运。……”［13］
又过了一天，正月十八日，乾隆帝以奉皇太后之命，下诏封搏恒为一等忠勇公说：
“……朕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仰蒙垂询，朕以班师纳降具奏。钦奉慈谕：息众宁边，乃国家太平长策。皇帝御极十有四年，予从不问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闻，因系军国重务，时惦予怀，近见皇帝宵旰焦劳，尤为注切。今既下诏撤兵。实我大清国景运兴隆亿万年社稷苍生之庆。大学士傅恒忠勤宣力，谋勇兼优，成绩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奖励，予心如是，皇帝以为何如。朕念经略大学士傅恒殚心为国，实冠等伦，超锡五等之崇班，允协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谕，封为忠勇公，铭勋册府，光我邦家，朕实嘉焉。”［14］
乾隆帝是于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傅恒为经略的，并于十一月初三日为其出师饯行，拨款四百万两，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对其寄予厚望，要其“振旅兴师”，“犁庭扫穴”，“迅奏肤功”。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就改变初衷，要下诏班师？总观乾隆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日关于止兵的近二十道上谕，可以使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此意由来已久，是他经过长期反复考虑而慎重作出的结论。促使他这样作的主要因素有五。其一，进攻难以获胜。乾隆帝原本以为，金川乃一偏僻之区弹丸之地，只要派遣数千绿旗士卒，征调附近土司的土兵，就可势如破竹，迅速“直捣巢穴”，“擒获渠魁”，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川陕总督张广泗领兵三万，一挫于马邦、曾达，经略大学士、一等果毅公讷亲和张广泗统军四万再败于腊岭，用兵两年，被挡于莎罗奔所居勒乌围数十里外，寸步不前。这时，他才知道金川气候恶劣，地形险峻，藏民誓死反击，进剿很难成功。他在正月十五日谕召傅恒回京的同时，告诉军机大臣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
金川“坚碉难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天险非人力可施”。敌之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进攻，只毙其半；而土兵，绿旗死者已达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其一人，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15］在此之前，他多次讲到“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难”，卡撒“坚碉林立”，“险峻逾常”，勒乌围、刮耳崖“险必更甚”，若早知“征途险阻如此”，决不派遣傅恒前去了。他还忧心忡忡地说：悬军深入，歧径莫测，敌军设伏断后，“种种可虞，险著讵宜尝试”！［16］他的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金川藏民凭险死守，“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清军极难取胜，并常有败师殒将的危险，是迫使乾隆帝后悔用兵下诏班师的决定性因素。
其二，费银巨万，国力难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京奔赴金川时，军营只有汉土兵二万四千九百余人。经过朝廷增调满汉官兵及随行夫役，以及佥征土兵，到十二月中，人数大增。办理粮饷的刑部右侍郎兆惠和署四川巡抚班第的奏折，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送到北京。他俩奏称：“现在通筹各军粮，计口预备”，卡撒五万人，党坝三万余人，甲索一万余人，马奈、正地各五千余人，“各有存积”。［17］官将兵丁役夫已有十万余人，到了十四年二月初，人数又有所增加。四川布政使高越于十三年十二月初奏称，现驻军营官兵夫役，月需米二万一千余石，今又添满汉官兵和运夫，约添二万余石，从本年十二月到明年（十四年）五月，共需二十五万石。当时，从成都运米到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姑按高越的计算，每月需米四万余石，一年就是五十万石，一石脚价银十八两，每年仅食米一项，就需脚价银九百万两。另外，还有其他开支。高越又奏称，从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五月，“一切需费”，约银八百七十万余两。［18］除去二十五万石米的脚价银四百八十万两，则其他项目的用费为三百九十万两，相当于五个月内食米脚价银的百分之八十。照此推算，每年食米的脚价银和其他开支，应需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相当于全国田赋银总数一半以上。数量之大，实在令人吃惊。
乾隆帝在得知高越奏折后的第四天，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谕说：前据高越奏称，川省军需，年内至明年五月，尚须拨银八百七十万两。“金川小丑，初不意糜费如许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儿及二千万”。［19］又过了七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论述“金川用兵，定不过（十四年）四月初旬之期”的理由时讲道：若四月初不能收局，“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两，“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若迟至（十四年）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两，倘若“悉以掷之蛮荒绝傲，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20］如果联系到乾隆帝即位时国库已有银二千四百万两，十三年之久只增加了三百万两，更可显示出这二千七百万两之宝贵，怎能轻易掷于金川。巨万军费，非此时清政府所能承担，这是促使乾隆帝决定停兵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其三，“疲于供亿”，民力难堪。月需四万余石米的军粮，每门重二千佘斤的大炮，上万枪铳，数以十万计的大小炮子，以及军装刀枪剑戟，等等，数量浩繁，而川省道路崎岖，骡马难行，全靠人们肩挑背磨，十分艰难。四川布政使高越曾上专疏奏称：“蜀中輓运军需，全资民力，轮流更替，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众。一出桃关，山路崎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成都米价昂贵，民食艰难。”［21］乾隆帝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报，深知军需转运的累民，多次下谕讲到，川省军兴以来，“一切夫马粮饷，供亿浩繁，内地民情，疲困殊甚”，“川省物力虚耗”，“川省疲惫”，“川省夫马钱粮拮据”，“川省连年困于征发，民力实已劳惫不支”。他又就征剿对各省的危害说：“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22］他于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再次下谕解释必于四月初收局时讲道：若不早日收兵，“劳费无已”，“非惟川省民力难支，即沿途各省，半属边境，骚动可虞”。［23］他很担心差重役繁，民难支撑，将怨愤反抗。他曾多次下谕讲到：“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啯噜流匪，遇事逞凶”，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24］他之所以很早就限于十四年四月初完功和后来令傅恒立即回京，便与此有关，“盖深有见于此也。”［25］
其四，军情紧迫，贻误政务。征战以来，军中事务繁多，军情瞬息万变，胜败难卜，不仅阵前将帅精力高度紧张，京师帝、王、大臣运筹数千里之外，亦甚烦劳，因而影响了政务的妥善裁处。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下谕，专门详细讲述此事，把它作为必须班师的一条重要理由。他说：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朕昨御斋宫，偶一检点应发之旨，遂有数件。“六部为天下政务根本”，经略大学士以阁臣而兼理户、工两部，今专任于军旅，而尚书之在军前者，有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兵部尚书瑚宝亦暂留于陕甘。军机大臣之中，大学士张廷玉年老休暇，大学士来保、尚书陈大受、汪由敦、纳延泰所理之吏、户、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属紧要”，而他们近来“晨夕内直”，承旨办理军前事务，便难照常料理部务，自会旷误。金川军务一日不竣，则诸大臣一日无暇，“朕亦不忍更责以旷误部务之愆”。直隶诸省督抚州县，“因供亿军行”，必使吏治民事“迟延耽误”。今“聚能办事之部院大臣，悉赴行间，致旷内外诸务”，实不应该。经略大学士“宜深为内外政务筹虑”，早还朝一日，即可早办一日之事，诸臣亦得各事其事，“朕亦得安心万几，不致惦念”。［26］
其五，厚爱经略，虑其有失。任经略之前，傅恒本来就因为是孝贤皇后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宠爱，超级提拔，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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