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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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而下，以断其后路，并令冷角寺一带官兵由西北合轰官寨，沿河向南拿栅，以断贼人下水之路。但荣噶尔博以及喇嘛科尔等处遁回贼人全聚于此各碉寨内，而贼酋等复悉索噶喇依一带番人均于此合力抗拒，枪炮倍为紧密，且高矗�陡削，兵力难施，因又令官兵砍伐树林作为柴捆挡牌，并将口袋装盛沙土，令官兵葡匐地上，头顶柴捆土袋，以手扳转而行，一至矗�沿，层层堆起，赶运木植，连起三层高栅以击矗�下之贼，并于地道中运往炮位，轰击从矗�下挖沟抗拒之贼，共计高矗�八层，均被官军连日逐步抢占。……（十五日夜里）维时预备攻打勒乌围官寨之兵，奴才海兰察率同纳木扎格勒尔德自官寨东南进攻，普尔普、台斐莱阿自南进攻，福康安、特成额、明仁从西北进攻，而伍岱攻其东北，奴才丰升领带兵为各处策应，其额尔特、岱森保于攻得木城之后又併力前往攻打，官兵四面围攻，呼声动地，抛掷火弹，诚如流星闪电，官兵乘势各自攀援上登。贼人始犹抗拒，及见我兵四围蜂涌而入，胆落欲逃，被我兵歼戮者更为不少，遂于十六日子刻将勒乌围官寨攻克。”［29］
　　阿桂将此胜用红旗报捷，只用了七天的时间，于八月二十四日丑时送到木兰行在。乾隆皇帝大喜，立于当日下谕：“此实仰赖上天眷佑，成功迅速，而将军、参赞实心宣力，调度得宜，将领弁兵各奋勇集事，均属可嘉”，著将阿桂等交部从优议叙。［30］他于八月三十日读到阿桂等呈叙战事详情的奏折，知悉此战攻获敌方“碉房、寨落、木城、石卡六十余座，杀贼数百人，夺获枪炮刀矛无算”，高兴极了，下谕说：“此皆由上天垂佑，尔等同心协力，方能成此大业，嘉悦之外，儿欲垂泪，更当合力前进，速成大功，以俟厚奖。”［31］
　　阿桂、丰升额、海兰察等已于八月十七日即继续进军，追讨逃至噶拉依的索诺木。此时，满汉官兵有七万余人，加上土兵，将近十万。清军于四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抵达噶拉依官寨，团团围困，猛烈进攻，官寨无力抵挡。索诺木之母阿仓、姑阿青及索诺木之姊妹于十八日离开官寨，二十日到达阿桂军营投降，阿仓并向将军呈准，差人往谕索诺木出降，二十八日索诺木之长兄莎罗奔冈达克来营投降。阿桂、丰升额、明亮三路大军齐抵噶噶依官寨，激烈攻打，索诺木再也抵挡不住了，于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带同兄弟并伊妻及其大头人、喇嘛、大小头目和藏民二千余人出寨，乞免诛戮”，阿桂遵旨将索诺木及其他头人槛送京师，并红旗报捷，至十二日，用了八天时间，赶送到桃花寺行在。［32］乾隆帝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嘉奖将帅官兵，随即于四月二十七日举行郊劳大典，次日献俘社庙，并御门受俘后，将索诺木等“寸磔”，又上皇太后徽号，勒碑太学及两金川地。乾隆帝大封立功人员，封定西将军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赐御用鞍马、紫怼⑺耐帕�补褂、金黄带；对副将军果毅公丰升额再赏一等子爵，封参赞大臣海兰察为一等超勇侯，封副将军明亮一等伯，对领队大臣奎林、福康安、和隆武、普尔普等各封晋爵位，其他将弁士兵及从征土司、土目、土兵，各奖赏有差。
　　将军阿桂遵照帝旨，紧张安排金川善后事宜，主要是安插降番和治理新区。阿桂、丰升额、明亮三路进军以来，陆续收纳了“投出番人二万有零”，除将形迹可疑及罪大之人及时正法外，其余人员分别安插到革布什咱、绰斯甲布、梭磨、布拉克底、巴旺、明正、卓克采、从噶克、丹坝、木坪、沃什、瓦寺等十二个土司，各土司又将他们分别安置于各寨，委派头人管束，“垦耕安业，尽力农功”。大小金川人丁分居力单，从此再也不能滋生事端。
　　乾隆帝谕在金川设镇驻兵，阿桂遵旨议奏，于大金川驻兵三千名，在勒乌围设总兵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噶喇依设副将一员，噶尔丹寺、茹寨、马尔邦、曾达各设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于小金川安兵三千名，美诺设总兵一员，底木达、僧格宗、翁古尔垄、约咱各设参将等官。每兵三人，给地亩一分，“两人当差，一人耕种”。官兵所需盐菜银七八万两，于江浙等省酌裁名粮抵补。帝命此银由正项开支，余依议。［33］
　　乾隆帝于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行受俘礼后，颁下《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之碑》文，命勒石大成殿阼阶前。此文对二征金川的原因、经过、艰苦及皇上本人之功过，作了较好的评述，现摘录如下：
　　“（金川）阴谋负恩，已自戊寅年（乾隆二十三年）始。盖戊辰（乾隆十三年）之师，实缘其跳梁不靖，而师既临境，彼即穷蹙乞降，遂以赦罪颁师。甫十年而其酋郎卡即与革布什咱搆衅，又四年遂与绰斯甲布及三杂谷为敌，而逆子索诺木凶悖益甚，自恃地广人众力强，与各土司搆兵迄无宁岁，故各土司昔畏之如虎，而以势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为业已受其降，不宜复加兵，且蚁斗蛮触，不足以劳三师，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随宜弹压，令弗越内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宽，逆首转以为无足惧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则与索诺木水火相仇，继乃狼狈为奸，于是索诺木计杀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敕以归，而僧格桑亦侵占鄂克什地界，且发兵围其土司色达拉之官寨，期于必取。总督阿尔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发兵之请。是役也，或咎阿尔泰依违误事之过，而余则以为阿尔泰之过，皆余之过。盖金川因其地险众悍，久蓄异志，是以有杀至维州桥之谣，则其不忘内地，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师深入屡胜，即不宜赦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误也。甫十年而郎卡背恩作乱，以及逆子踵其迹，皆不即发兵问罪，惟令地方大吏随宜处置，又屡误也。
　　以至尾大不掉，终于兴师，故予不答人之议为穷兵黩武，而转咎己之类于姑息养奸。盖中国之制外域，张挞伐则彼畏而敛迹，主和好则彼轻而生心，汉唐宋明之覆辙，率可鉴也。若谓予穷兵黩武，则予赖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万余里，岂其尚不知足，而欲灭蕞尔之金川，以为扬赫濯纪勋烈之图哉。虽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失，然费帑不及三千万，成功不过五年，兹两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而费帑至七千万，成功亦迟至五年，则以跬步皆险，番奴效命死守，故得延至今日。而我将军阿桂立志坚定，决机明敏，两副将军及参赞、领队诸臣同心合力，各军士敌忾奋勇，凡经大小数百战，而后成功，视平伊犁定回部，费力转不啻倍蓰。设非天恩助顺，众志成城，则金川未易言灭，而国威或致少损矣。是不可不记。”［34］
　　魏源在《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亦对用兵金川之因及其艰难，作了如下的评述：
　　“初，乾隆二十年，平准、回两部，辟地二万余里，用兵五年，用帑银三千余万两。金川地仅千里，不及准、回两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银至七千万。功半而事倍者，则以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誓死，兼三难而有之。方其神施鬼设，伺间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骤，或七萃从石缝而出，或千矛随炮声而入，险万阴平，艰百石堡（肃注：险峻万倍于邓艾之阴平，艰危百倍于唐代之石堡），自蚩尤以来，未有凿凶裂缝□目詟魂如兹役者。……非乘国家全盛之物力，与庙堂宵旰之忧勤，固烈不臻此，非前狃于钟琪之宽大受降，后激于温福之债辕失律，亦劳不致此。然则穷武节殚飚锐以事之，奋伐深入，圣心亦岂得已哉！”
　　乾隆帝再征金川，虽然耗银七千万两，用兵五年，双方士卒死伤众多，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然而，自此以后，金川及其邻近地区，皆享宁谧。金川地区屯田发展，人丁日增，到乾隆五十年，即停兵以后第十年，金川“屯事日兴，荒土尽辟”，垦地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五亩，“降番”己因“久沐深恩，各安耕作，遇有差遣，莫不奋勉出力，无异内地民人”，而“改土为屯，除去降番名目”。［35］这对金川及其邻近地区藏、汉人民的安定生活及经经发展交流，均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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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高宗实录》卷896，页30；卷903，页30；卷919，页23、25；卷930，页3；卷934，页10；卷936，页5。
　　［2］《清高宗实录》卷927，页19、20、21、22。
　　［3］《圣武记》卷7，《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啸亭杂录》卷7，《木果木之败》。
　　［4］《清高宗实录》卷902，页8；卷903，页2。
　　［5］《啸亭杂录》卷7，《木果木之败》。
　　［6］《清高宗实录》卷936，页5。
　　［7］《清高宗实录》卷937，页20…32。
　　［8］《清高宗实录》卷937，页34。
　　［9］《清高宗实录》卷938，页5、29。
　　［10］《清高宗实录》卷937，页34、43；卷938，页24；卷939，页1；卷939，5。
　　［11］《清高宗实录》卷939，页4、50。
　　［12］《清高宗实录》卷939，页2、4、5、25、50。
　　［13］《清高宗实录》卷939，页2、3、6。
　　［14］《清高宗实录》卷939，页10。
　　［15］《清商宗实录》卷938，页35、36、38。
　　［16］《清高宗实录》卷939，页32，卷940，页5。
　　［17］《清高宗实录》卷937，页21；卷938，页38；卷939，页13、55；卷949，页12；卷1004，页24、25、26。
　　［18］《清高宗实录》卷941，页21、31；卷944，页15、18；卷949，页12；卷991，页30、31；卷1004，页24、25、26。
　　［19］《清高宗实录》卷939，页57、58。
　　［20］《清高宗实录》老邵旬页7、8。
　　［21］《清高宗实录》卷946，页17、13、21、22、25。
　　［22］《清高宗实录》卷950，页12。
　　［23］《清高宗实录》卷950，页13、14、15、16。
　　［24］《清高宗实录》卷950，页22、23。
　　［25］《清高宗实录》951，页2、3、4、5、8、9。
　　［26］《圣武记》卷7，《乾隆再定金川记》。
　　［27］《清高宗实录》卷952，页7、8。
　　［28］《清高宗实录》卷64，页4…5。
　　［29］军机处月折包第2776箱9156包37513号，乾隆四十年八月十六日，阿桂奏折录副。转引自庄吉发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30］《清高宗实录》卷989，页15、16。
　　［31］《清高宗实录》卷989，页35。
　　［32］《清高宗实录》卷990，页5；卷991，页16；卷995，页8；卷1000，页9、25、26、70。
　　［33］《清高宗实录》卷1004，页46、47、48、49。
　　［34］《清高宗实录》卷1007，页19、20、21、22、23。
　　［35］《清高宗实录》卷1192，页4；卷1297，页31。
一征准部　生擒达瓦齐
第七章　乘机征准　开拓新域

第一节　一征准部　生擒达瓦齐

一、力排众议定用兵
　（一）准部内乱　三车凌来归
　　乾隆十八年十月，清定边左副将军、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扎萨克、和硕亲王成衮扎布，在塔密尔军营里，听到哨探禀报，杜尔伯特大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通称三车凌）遣使巴颜克什克等前来，呈述准部内乱，征战不停，要求归顺，部众三千余户在额克阿喇勒待命。成衮扎布立遣守汛将士往侦。因准部首领一向善用计谋，他怀疑车凌之来有诈，恐其藉此率兵入侵，便调遣军营的喀尔喀士卒，严加防范，并派使者飞速奏报朝廷。
　　乾隆皇帝阅完报告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谕告军机大臣：
　　“朕观车凌等来降，似非叵测，何也？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尔搆兵不已，俱令车凌等相助，两家胜败既难预定，即幸而所从者胜，亦仍受其约束，自不若归降大国，冀得妥生。伊等既经来至边卡，将情事实告，应即令其入内休息。可速传谕成衮扎布，即遣军营明白历练大员，前往晓谕，告以尔等率众投诚，业经奏闻大皇帝，大皇帝念尔等俱准噶尔台吉大员，输诚向化，甚可嘉悯，今所驻额克阿喇勒，乃我边卡外地，倘有追兵至此，未便应援，或有所失，朕心深为不忍，即可移入卡内驻扎。……从前准噶尔台吉阿喇布坦、丹济拉等投诚，俱封以显爵，优加赏赉，其宰桑及部落人等，皆授官分产，至今安居乐业。伊等入见后，朕自格外加恩，此时先令成衮扎布动用官项牛羊，赏给伊等，以为接济，其驻牧处所，另行酌定。至准噶尔素称狡诈，固宜派兵防范，但伊等天性好疑，亦不可启其猜嫌，倘车凌等愿留卡外居住，我虽预备，无庸宣露，若已入卡内，则更无可疑，不须过为防范。”［1］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非常重要，是清政府改变对待准噶尔部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西北地区形势的剧变发生了强烈影响。乾隆帝讲的这番话，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他敏锐地察觉到准部大变，准确地把握住准部内乱这一至关重要的实质问题。谕中所说“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尔搆兵不已”，就是对准部长期纷争内战不停的混乱局面的很好归纳。乾隆帝虽然在即位后积极争取与准部议和，双方建立起朝贡的正常的和平关系，但他并未把它置之脑后不闻不间，而是密切注视着准部形势的变化。乾隆十年三月，西藏郡王颇罗鼐遵旨派人前往准部刺探消息后，向清政府报告，准部人员“出痘死者甚众”，噶尔丹策零连续对属下台吉及邻近部落用兵。十一月，乾隆帝获悉噶尔丹策零于九月病故，“恐伊部落内，彼此心离，易生变乱，或潜至边境，偷盗牲畜”，谕令西北两路将军“固守边疆，严谨卡伦”，预为防范。［2］
　　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准部达什达瓦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