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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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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清廷庆贺殊勋，有功官将青云直上兴高采烈之时，忽然贵州烽烟大起，紧急警报直奏皇城。由于许多土司不愿放弃祖传特权，兼之新任官员料理不善，甚至作威作福鱼肉苗民，因此不少地区发生变乱。雍正十二年七月，苗人老包到处宣传“苗王”出现。十三年二月，以官吏“征粮不善”，古州所属八妹、高表等寨苗人首先起兵，台拱、清江各寨苗民“同声响应”，攻打官兵营房，一时众达二万之多，事态迅速扩大。
清廷对苗民起兵采取的措施极不得力，犯了不少严重错误。首先是起事之前地方官员麻痹大意，兵力部署欠妥。贵州省有绿营兵三万余名，而一些“紧要州县”，却只有几十名兵丁。象台拱厅，原系“九股生苗”地区，雍正十年刚设营驻兵，派参将一员，统兵一千驻戍，此地上下九股数百苗寨便起来反抗，围困兵营，贵州提督哈元生领军六路合击，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平定下去，斩杀和俘获苗人数千。邻近这样易生事端的“九股生苗”之地的黄平州与青溪县，却分别只有兵丁三四十名，不仅不能外出作战，“即看守城池，亦甚不足”，一遇变乱，自然轻易失守。
其次，苗变之后，省府州县文武官员庸碌无能，或如在梦乡毫不知觉，或无力应变，剿抚不力。古州文武官员，“不能善为弹压，一闻聚集之信，不即迅速擒拿”，以至苗民“渐至附合勾结”，声势日大。总兵韩勋拥兵三千，于王岭击败苗民时，“不即行追捕”，“致令蔓延”。都匀府属清平县知县邱仲坦，当苗民围攻凯里时，严谕民人不得逃避，自己却见“贼势凶横”，而退回县城，待苗民攻下凯里转攻清平时，他又“不能巡查防守”，以致一些苗人“入城放火”，狱中犯人乘机全部逃走。平越县知县杨兴道，对提督统兵征剿所需“一切军装粮运”，不认真备办供应，只是一味“饰词推诿，阻滞不前”。平越府知府朱东启见苗民起事，“畏惧苗疆”，借称患病，谓求回乡调理，以避苗乱。贵州巡抚元展成，“平时经理粗邸保纭霸谒沃纭保悦缡虏患幼⒁猓弧跋仁略し馈保嗖簧献啵绫渲保坝指疵Ｎ蘧醪臁！保�2］这样一群笨宦劣员怯官懦将，怎能制止成千苗寨的变乱。
再次，雍正帝用人不当指挥欠妥，领兵人员各持己见，互柑攻讦，钦差大臣“行事乖张”。苗变一起，清帝便调兵遣将征剿，授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以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不久又派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钦差大臣，命副都御史德希寿协助。雍正帝还特命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户部尚书庆复，礼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张照和宪德、工部尚书徐本等，“俱办理苗疆事务”。除贵州本省官兵外，又调广东、广西兵八千，湖南、湖北兵五千，还有四川、云南兵，合计三万余名。雍正帝还命从直隶保定、热河、浙江及湖广西征准部回来的兵丁，抽调五千，前往接近苗疆的湖南，以备应用。大军数万，六省会剿，皇上亲处苗事，钦差大臣坐镇，扬威将军率部冲杀，本来是应当很快平定毫无训练的苗人的，但是，局势恰恰相反，官兵迟迟不能奏效。亲聆御旨的钦差大臣张照，“举动乖张，妄行调遣”，“办理失宜”，偏袒副将军董芳，“专主招抚”，对董所办之事，“极口赞扬”，于哈元生则“痛加丑诋”。巡抚元展成误认为“熟苗必不致反”，哈元生又因过去屡败苗民而骄傲地认为“苗人不难扑灭”，董芳则手握重兵，困守八弓，“仅以招抚为可了事”，哈、董二人互不相下，各自为战。这种局面的出现及其迟迟不能纠正，根源在于雍正帝的决策出了差错。他任命张照为“抚定苗疆”的钦差大臣，就是一大失误。张照并不是低能之人，而是才华出众的大文豪，“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他精明能干，久任刑部侍郎、尚书，颇有建树，但对用兵却并不内行。雍正帝之错在于用非其长，不该用只长于治学理政之人去统率全军指挥征战，更不该对张照这样意气用事因私废公之人委以重任。号称洞察秋毫连大臣在家打牌都能侦悉的雍正皇帝，竟不能了解张照之右董左哈，同意了张照的建议，将大兵一分为二，身为主帅的扬威将军哈元生仅辖滇、黔军，只管施秉以上地区，而为哈之副手的董芳却统率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省之兵，征剿施秉以下地区。在张照的偏袒下，董芳、哈元生之间，文稿往来频繁辩论，专注于划分双方之间的辖地，不致力于征剿，严重地贻误了军机。［3］
最后，官兵军纪松弛，杀良冒功，是造成征剿不力的重要因素。清军所至，烧杀掳掠、“概将空寨焚毁，甚至将已抚之苗出寨当夫者，辄行诛戮”。象八寨协副将冯茂，设下奸计，巧言欺骗，诱杀降苗六百余人及头目兰十余名。官军的滥施屠杀，激起苗民极大愤怒，幸免于死逃脱之人，“播告徒党，诅盟益坚，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因而“蔓延不可招抚”。［4］
由于这些原因，从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古州各苗寨起事，到八月二十三日世宗去世为止，尽管有六省三四万官兵征剿，苗乱却一直延续，而且苗兵还接连攻下黄平、清平、余庆、青溪等州县，围困柳罗、丹江等兵营，“焚掠及镇远、思州，”汉民纷纷逃往湖南等邻近省份，清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驿路四隔”，省城为之戒严，黔省大震，西南不宁。［5］
二、庸碌钦差议停改流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七和初九日，刚举行登极大典的新君弘历，两次降谕严厉斥责“抚定苗疆”钦差大臣张照，并先于八月二十八日谕令其回京，实即解除其钦差之职，不久又责其“扰乱军务，罪过多端”，令严审具奏。这位自命为“以皇考之心为心”的孝子，为什么要罢免皇父委任、信赖的大臣？为什么要如此不留情面痛斥其非并要严惩？张照究竟有何大过？
通观乾隆帝谈论张照的十几次上谕，发现他给张照定的罪状主要是三条。第一条罪是张照奏请抛弃苗疆，力言“新辟苗疆，当因其悖乱而降旨弃绝”。第二罪为张照假传圣旨，说雍正帝曾提出“弃置新疆”，并将此作为“密奉弃置之谕旨”，转告扬威将军哈元生。第三罪系张照到贵州以后，“挟诈怀私，扰乱军务，罪过多端”。［6］
张照确实怀有私心，因而在处理苗变时，领导不力，安排欠妥。他本来就是一个长居京师的文官，不懂军事，又未作过地方官员，不了解苗疆情况。他之所以自动申请前往贵州，是因为他与鄂尔泰一向不和，看到苗变之后雍正帝指责鄂尔泰“措置不当”，便想乘机抒恨打击仇敌。［7］既不谙苗情，又不会兵法，还挟有私心，当然不可能肩负起“抚定苗疆”的钦差大臣重任，以致一误再误，数万大军不能奏效，就此而论，乾隆帝说张照“挟诈怀私，扰乱军务”，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没有冤枉他。但是，乾隆帝给张照定上的第一、第二两条大罪，是否确有其事，究竟有多少根据？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说服力就不强了。
张照提出因苗寨变乱而扔弃苗疆，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是目光短浅庸碌之辈的谬论，应予否定和批驳。但是，张照为什么要这样作？真是假传圣旨与雍正帝无关吗？不是，张照的抛弃苗疆之说，并不是他的创新，而是按先皇雍正帝的旨意上疏奏请的，是雍正帝首先提出要“弃置苗疆”。这个主张有其深刻的军事、政治背景。＿古州、台拱等地的苗寨起事，给予雍正帝很大刺激。尽管他亲自处理苗事，特设办理苗疆事务处，调遣六省官兵征剿，遣派钦差大臣，并多次下谕斥责有关官将贻误军机严令臣僚克期竣事，还以贵州巡抚元展成经理不当，谕令将其革职留任，如仍失职，即行正法。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雍正帝气愤交加，坐卧不宁。原来因办理贵州等省改流有功而特封一等伯的大学士鄂尔泰，只好上疏请罪，自认“布置未妥，筹虑未周”，以致台拱九股诸苗“辄行反复，扰累腹地”，恳乞罢斥大学士职务，削去伯爵。雍正帝谕令解其大学士职，削爵，使其专心养病。这时，一些鼠目寸光才识低下而又自命为英才的官员，纷纷发表议论，对改土归流大肆诋毁，“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8］一些官员出于派系之争，因反对鄂尔泰而反对改流，也乘机而出，大发贬词。
在这军事征剿无效，苗乱滋延及部分臣僚的反对言论影响下，雍正帝动摇了，认为不该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雍正十三年七月十八日鄂尔泰上疏请罪时，世宗降谕说：古州苗疆改土归流之事，鄂尔泰恳请施行，因相信其“居心诚直”，“必有成算”，始允其请。不料从那以后，“苗即数次蠢动，近则直入内地”，询问鄂尔泰，彼“亦以出于意外为词”，可见，“是从前经理之时，本无定见，布置未协所致”，“则朕一时之轻率误信，亦无以自解”。［9］过了半个月，八月初三日他又谕告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说明经理苗疆的目的是为了“安民”、“利民”，不料反而害民，责令地方官员“竭力抚绥”，“救灾恤困”。他说：
“从来经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凶顽，久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计议剿抚，为又安百姓之计。若云利其民人，……
若云贪其土地，则其地本在吾版图之中。纵使日久之后，苗众抒诚向化，输纳钱粮，计算尚不及设汛养兵万分之一，然则国家果何所利而为此哉！……今逆苗突入内地，勾引熟苗，肆行抢掠，良民遭其茶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朕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著将此旨通行晓谕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闻知。”［10］
雍正帝这样接连两次下谕：正式承认经理苗疆是失误，是“轻率误信”“本无成见”之臣僚的错误建议，成了害民之举，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轻率言谈，而是其反复考虑之后作出的严肃结论，这就是他准备要“弃绝苗疆”了。其实，早在雍正十三年五六月，他就有了这种想法，曾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谈过，认为过去不该在贵州古州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应当“弃置新疆”，当时这些王大臣主张，“苗人现在跳梁，此时断无弃置之理，惟有俟事平之后，再行计议”。［11］王大臣的主张，也是主要从朝廷的脸面考虑，在苗变之时宣布放弃苗疆，太丢人了，等平定之后再说，并不是说他们一定坚持要死守苗疆不许抛弃。雍正帝当时虽然同意了王大臣的建议，但仍未放弃原有想法，故派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令察其利害”，即了解和分析弃置与否的利弊。
张照聪明过人，蒙受世宗重用，由一个区区从七品的微员检讨，十二年内超擢为九卿之一的从一品刑部尚书，又被委任为办理苗疆事务处的大臣和抚定苗疆钦差大臣，他当然了解皇上的性格和想法，知道朝廷的态度和朝野的倾向，世宗也知其为人，认为他会贯彻自己的意图，因而才特派他为钦差大臣。兼之他想藉此打击鄂尔泰，因而一到贵州的沅州镇远后，就“密奏改流非策”，并“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12］可见，张照弃绝苗疆的建议，实即来源于雍正帝的主张，并不是他一人冥思苦想的创见，只不过是他夹杂了个人恩怨罢了。
征剿无效，朝野汹汹，世宗犹豫、后悔和动摇，加上张照以其蒙帝宠信善悉君意的特派钦差大臣的身份，公开宣扬欲弃苗疆的圣旨，因而形成“前功几尽失，全局几大变”的严重局面，贵州的改士归流眼看着就要完全失败了。［13］
三、乾纲独断 平定苗疆
（一） 坚主用兵 迅速平变
正当苗疆改土归流处于危急之时，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世宗胤镇病死，弘历继位，坚持改流，军政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早在雍正十三年五月成立办理苗疆事务处时，弘厉就是经管此事的王大臣之一。通过兰个多月的工作，他对苗情、军机、政论和父皇意图，以及张照的性格、想法，都很了解。他很关心苗疆的去向，不赞同废弃新疆的主张。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必须认真对待，妥善处理。他一即位就明确地强调“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急务”，坚持要将改土归流进行到底。他严厉斥责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假传圣旨，反复论证皇父并无弃绝新疆之意，并谕令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刑部将张照严审定罪。这样，一下子就煞住了车，捂住了主张抛掉苗疆之人的金口，挽转了反对改流的狂澜，从政治上统一了朝廷对苗疆坚持用兵的思想。
乾隆帝采取的另一重要决策是更换统帅，惩办失职官将。他一即位就将张照撤下来，委任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统领军务”，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童芳以下，俱令听张“节制调遣”。他多次降谕，慰抚张广泗，寄以厚望，授与大权，言及苗疆用兵事关重大，旷日持久，尚无头绪，“是以命卿为经略，总统军务，一切惟卿是赖”，并命张兼领贵州巡抚，增拨兵饷一百万两，使张广泗感激涕零，誓尽全力平苗报恩。［14］乾隆帝多次下谕，指责张照扰乱军务，副都御史德希寿随声附和，贵州巡抚元展成抚绥不当，玩忽公事，轻视民命，文武不和，扬威将军、贵州提督哈元生事先不能豫为防范，用兵又观望迟疑，筹谋无术，调度失宜，稽迟军务，副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仗恃张照之势，与哈元生“有意龃龉”，仅以招抚为事，皆令革职拿解至京，严审定罪。这样一来，事权统一，赏罚严明，对保证平定苗疆起了很大作用。乾隆帝对剿抚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禁止滥杀，欲图以“德”济“威”。他于九月二十一日谕总理事务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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