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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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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第将这次谈话内容，紧急写成奏折送到北京。此时乾隆帝尚不知晓前述阿睦尔撒纳种种不法行为，只能就此折所报情形进行判断，作出结论。尽管他一向相信阿睦尔撒纳忠于朝廷，对其格外优遇，言听计从，但这次一涉及是分封四汗还是设总汗的原则问题，他便立刻警觉起来，寸步不让。他于五月二十七日谕告军机大臣，认为“阿睦尔撒纳不无希冀侥幸之心”，班第回答四部封四汗之事，“业已降旨，断不可改”，答得很好，“持论甚为得体”。他明确表示，不能让阿睦尔撒纳为总汗，“若止封阿睦尔撒纳为汗，则办理准噶尔一事，全为伊一人集事矣”。但是，他对这位台吉的为人还是了解太少，认识不深刻，认为其仅仅是有此想法，只要班第“正词相拒”，就能制止其异念，“料伊亦不敢速尔妄行”。因此，他对如何安排阿睦尔撒纳，拿不定主意，既说此人有了要当总汗的想法，则“久留彼处，于事无益”，又说若即催促其立即来京，又恐使其怀疑惧怕，“亦有不便”。他把这一难题交于班第解答。他说：如果过些时候，待擒获达瓦齐时，“将伊同众台吉遣回”，“固可安然无事”，但以前曾下谕旨，令其留在准部“驻扎办事”，现在设若将其急邃遣回，又恐其“顿起猜嫌”，不如仍照前旨实行，令班第酌量情形，“善为筹划，不必拘泥朕旨”。对于封准噶尔汗之事，他指出，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都认为不宜封噶勒藏多尔济，“看来众心果有不愿，亦未可定”。命班第密查，“如果不足服众”，则于噶尔丹策零近族内封一人为汗，与阿睦尔撒纳商议具奏。［9］
过了半个多月，六月十五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据班第密奏，阿睦尔撤纳不欲派遣青滚杂卜去招降乌梁海人，班第不允，仍遵前旨办理。可见，只要班第“能果断定夺”，阿睦尔撒纳亦＿“不敢有异词”。［10］此时，乾隆帝仍未想到阿睦尔撒纳会有谋叛之心。
又过了几天，六月二十二日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的密折送到京师，对阿睦尔撒纳的不轨行为，作了如下详细的奏述：
“伊渐志足意满，惟知寻获被抢人口，攫取牲只。又妄自夸能，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及入伊犁，益无忌惮，纵属下人肆行劫夺，不行禁止。……又素性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至查办牧场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尚未办，一意迁延，惟与各宰桑头目私行往来，行踪诡秘。……凡有传行事件，并不用印信，仍仿达瓦齐私用小红钤记。臣等节次理论，终不遵行，动即扬言此处人众欲叛，视萨喇勒如仇，潜行猜忌，图据伊犁，恋恋不已。仰恳特降谕旨，令其速行入觐，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11］
尽管班第、鄂容安把阿睦尔撒纳的谋逆言行讲得已经相当清楚，但乾隆帝仍不相信其会谋反，批示说：“初览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详阅，仍系阿睦尔撒纳希图侥幸，贪得牲只什物耳，并无图占准噶尔确据。”当然，乾隆帝并非庸君，何况此时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执掌朝政二十载，经验十分丰富，不会对亲理军务，“夷务”的将军、大臣之议完全置之不顾。他又批示说，令班第、鄂容安“再细心察看”，如其“占据僭越之形，果有密据，即行密奏，朕另行定夺。如并未至于此极，不过希图肥己，亦不必过于苛求。”同时，他立即于当日下谕给阿睦尔撒纳，嘉奖其“办理诸事，动合机宜”，命其速赴热河，将分封四汗，“赏功策勋”。［12］
过了六天，即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的态度完全变了，相信了班第等人的奏报，认为阿睦尔撒纳确实“欲图占据准噶尔”。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班第、萨喇勒、鄂容安等密奏阿睦尔撒纳意欲占据准噶尔，种种僭越妄行，情迹显著一折。……班第等奏称：阿睦尔撒纳指称防守哈萨克、布鲁特，用钤记行文，调兵九千。……又擅杀达瓦齐众宰桑，抄没家产。私用噶尔丹策零小红钤记，结交奸佞之徒，各处遣人潜行招服。又告谕属下，有哈萨克惧伊，伊在此断不敢前来等语。种种不法之处，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岂必待其生变，始为实据耶！……将此密谕班第等，阿睦尔撒纳若仍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如何擒拿办理，相机完结，伊信用之宰桑等，亦即拿解前来。……事关紧要，伊等务必熟筹妥办。”［13］
乾隆帝虽然正确地作出决定，要擒捕阿睦尔撒纳，以安定准部，保持西北、北方安宁。但是，一则时间较晚，阿睦尔撒纳势力已相当强大，已作了相当充分的起兵的准备，再则更重要的是，他在前些时候处理善后事宜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既不该让阿睦尔撒纳主持平准之后的善后工作，更不该将满蒙汉大军过早撤出准部。
早在五月初二日，乾隆帝就下谕给班第等将军、大臣，命他们在打下伊犁后，酌量存留跟随将军驻扎的士卒，大军“即速陆续分起凯旋”。十三日，他在西路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建议“功成之后，请停止伊犁驻兵”的奏折上批道：不会永远驻兵，只留数百名或一二百名兵士跟随大臣，以听差遣。也可以只派大臣驻扎，不派士卒。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乾隆帝知悉阿睦尔撤纳有“非分之念”而下达命其入觐的谕旨后的第三天，他批准了班第留兵五百的建议，大军撤回，只留察哈尔兵三百名，喀尔喀兵二百名。［14］
此时的准噶尔，经过多年内乱，四分五裂，元气大伤，战斗力已明显下降，如果清军留驻，哪怕只有一、二万人，也可控制住局势，也能制服多数台吉、宰桑，使他们不敢贸然行事，不敢附合阿睦尔撒纳叛乱，而且也可能镇住这位大台吉，使其野心有所收敛。但是，乾隆帝计不出此，一味实行以准治准的政策，幻想仿照对待喀尔喀四部的办法，编旗设扎萨克，让其自行处理属下内部事务，重大要事由朝廷裁处，不派驻大臣和官兵，既收辖治其部之效，又不千里转输，耗费银米，劳累士卒人民，结果，犯了一个大错误，为阿睦尔撒纳的谋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六月二十八日下谕命擒阿睦尔撤纳之后，班第、鄂容安又连续呈报此人阴谋不轨情形，乾隆帝多次批示，催其迅速入觐，以便在热河将其逮捕；如其不来，则令班第在伊犁动手，拿获解京；设若已经起行，则于途中擒拿。总之，乾隆帝主意已定，一定要捕擒阿睦尔撒纳。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三管齐下之计未能生效，阿睦尔撒纳从大皇帝布下的埋伏圈里安然无恙地溜走了。
当乾隆帝于六月底决定除掉阿睦尔撒纳时，这位台吉还不知皇上已经变脸，还把当厄鲁特四部总汗的希望，寄托在大皇帝的施恩上。他知道班第会从中作梗，因此就托科尔沁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向朝廷转奏己情，要求封他为总汗。额驸于六月随大军凯旋，约定于七月下旬告诉消息。科尔沁额驸回京以后，看到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上已从宠信、依赖阿睦尔撒纳，转变为必欲将其擒诛而后快，十分惧怕，不敢上奏，使阿睦尔撒纳的这一打算，完全落空。
阿睦尔撒纳虽还不知清帝已下达擒拿自己的密谕，但从各个方面侦探到的消息，已使他产生了怀疑，估计到通过清帝加封这条途径来达到荣为四部总汗的目的，是很难成功的，班第又不断催促到热河朝觐，一到热河，岂不是自投罗网。因此，他加紧进行起兵叛乱的准备工作。由于他对科尔沁额驸还抱有幻想，所以在预约回信的七月下旬以前不愿和清政府公开破裂，尽力敷衍，并于七月初十日，随参赞大臣、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出发，开始了入觐热河之行，但行走缓慢，不断与亲信密谋，并遣同母异父之弟纳噶察往见班第，进行威胁。纳噶察告诉班第说：阿巴噶斯、约苏图、乌克图与喇嘛等“潜行计议，如不令阿睦尔撒纳统领驻扎，伊等宁剖腹而死，不能贪生，别事他人。”［15］班第立即遣人将此情况秘密赴京奏报。
七月中旬，班第收到了乾隆帝六月二十八日关于擒拿阿睦尔撒纳的上谕，此人已与喀尔喀亲王同行。其后，又收到几道谕旨，令将此人追回军营，或于途中捕捉。班第等回奏，由于有哈萨克贡使同行，恐其惊疑，未能下手，只有待其到达热河再说。其实，这并不是贡使惊恐与否的问题，而是由于班第不能办理此事。他手下只有五百名士兵，而伊犁一处就有喇嘛六千余人，他们大都支持阿睦尔撒纳，在这些喇嘛的影响之下，伊犁地区的准部人员也多数拥护这位台吉，再加上其旧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的部下，起码几十倍于班第的小小军队。处于这样众寡悬殊的恶劣形势，班第怎能公开派兵捕捉阿睦尔撒纳，只好尽量催其入觐，待其到达热河时；就可轻易将其处治了。但是，乾隆帝和班第的希望都落空了，阿睦尔撒纳不愿束手就擒，当他等到八月中旬还未见到科尔沁额驸的回音，便知必然是“事中有变”，就于八月十九日行至乌隆古河，距其札布堪河旧游牧不远的地方，率众潜逃，由额尔齐斯河间道北逸。震动清廷的阿睦尔撤纳的叛乱，就这样发生了。
二、定北将军班第死节
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将军、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一等诚勇公班第，参赞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边右副将军、一等超勇公萨喇尔率兵五百，从伊犁河北尼楚滚将军府第出发，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原来，阿睦尔撒纳已经反叛，其党羽起而作乱呼应，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抢掠西路台站，夺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巴朗、都噶尔、巴苏泰等，纠集喇嘛及“回人”，于二十三日抢掠台站，二十四日占据了伊犁，班第等兵少力薄，无法抵挡，只好撤退。克什木等人率众紧紧追赶，二十九日于距伊犁二百余里的乌兰固图勒，将班第、鄂容安、萨喇尔重重包围。萨喇尔见敌兵势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说：“贼来，当与决战，何至奔逃。”萨喇尔不听劝阻，鞭马逃走，兵多从逃，只剩下司员、侍卫及卫卒六十人。班第与鄂容安“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于事无济，负上托耳。”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亦自杀，但因“腕弱不能下”，命仆人用刀刺己腹而死。［16］
主帅被围自尽，这还是康熙以来清军战史中的第一次。这场九十四年内罕有的大悲剧的发生，与乾隆帝的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阿睦尔撒纳叛逃以后，台站中断，音信隔绝，清廷与班第失去了联系，很久都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过了一个月，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关于班第去向的消息。北路参赞大臣哈达哈报告：据从伊犁逃出的收楞额讷默库告称，班第、萨喇尔由西路从哈什带兵出来。但是，这个消息是不准确的。第二天，西路参赞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了京城。策楞报告：据从伊犁逃出来的索诺木告称：敦多克曼济等“会同喇嘛、回人等作乱，班第、鄂容安被陷。”［17］
乾隆帝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于二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命即令策楞与参赞大臣玉保、扎拉丰阿设法和班第等通信，将下述谕旨传谕班第等人：
“以朕初意，准噶尔危乱之余，甫经安定，若屯驻大兵，恐多惊扰，是以但命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类。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比，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识大义，遽尔轻生。”［18］
在乾隆帝执政二十年来下达的成千上万道的谕旨中，这道谕旨是相当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强调气节，多次宣讲，为臣必须坚守臣节，食君禄，作君事，为国捐躯在所不惜，以身死节，名垂千古。就在五年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除谋叛的藏王后，因被乱军包围力穷自尽。乾隆帝高度赞扬二人以身殉国的崇高气节，在其丧还之日，亲临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二人之子孙世袭一等子，各赐银万两，并建祠于京师，命名先双忠祠。他对雍正九年和通泊之败时为准军所俘未曾尽节的官兵，十分鄙视，以其重生失节，谕令分别处死或罚配为奴。可是，这次他却一反常态，不仅不用以身殉国之义相胁，而且还苦口婆心地劝谕他们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机脱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苏武牧羊十九载为例相劝，确是情深意长，百般宽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细看谕旨，原来乾隆帝怀有深深内疚的心情。
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败及其自尽，固然有其本身的责任，他们的工作有不少欠妥之处。班第身为定北将军，肩负安抚、辖治厄鲁特四部的重任，理应抓紧作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响的上层喇嘛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让他们管好属下人员，安分守法”，各就本业。如果他对“投诚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见，开诚晓谕，有应鼓励者，奏闻加恩”，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使“新附之人，倾心悦服，遇事无不陈告”，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即“伊等可信与否，亦得以灼见”。但是班第却“过于谨慎，气局狭小，好亲细事”，除办理陈奏事件外，“不与伊等接见”。鄂容安虽系进士出身，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历任巡抚、总餐，颇有才干，但不谙军务，又不通蒙古语，“一应机密筹划，未能洞悉”。萨喇尔倒善于征战，也拥有显秩，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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