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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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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集占的这番话,看起来颇似高见和有理,拥有上百万信徒和辽阔回疆的伟大教主两位和卓,怎能为人之奴,羁居异邦为质,应该要“自长一方”,自立为国。而且清朝刚得准部,动乱未已,难以发兵来攻,即使对方来征,我据险坚守,敌军远征数千里外,供应困难,不能久屯,必然撤退,可以不战而胜。霍集占虽然素称精明,善于用智,可是,在这关系到身家性命和统治回部之权的根本问题上,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第一,错看了清朝对回部的政策。清政府不似准噶尔汗,它欲图实行的回部政策与准汗不一样,它仅仅是要回部和喀尔喀四部一样,为帝藩部而已,基本上仍是由和卓、伯克管理回疆,并未剥夺大、小和卓的教主之权,更不会拘和卓为人质或关押于地牢。霍集占所谓为人之奴,完全是危言耸听,乱人心怀。
第二,低估了清朝的力量,不了解乾隆帝的为人。霍集占所谓清军不可能来攻,是其一大误解。厄鲁特四部确实是动乱不已。大多数台吉、宰桑降而反叛,此时清军尚未把这一变乱完全平定下去,但是,霍集占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清朝是一个幅员广阔、臣民上亿的强大之国,是当时人们尊称的天朝。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没有能够看清乾隆帝的志向、才干和对回部的态度,不知道这位大皇帝依靠“全盛之时”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要想做出一番超越前人的伟大事业,要将回部统一,纳入清朝的版图,已经定下了用兵回疆的方针。因此,霍集占的所谓清军难来,仅只是他的幻想和希望,不是事实。
第三,夸大了己方的优势,忽略了对方长处。霍集占所说即使清军来攻,我拒险坚守,可不战而挫敌,又系谬论。谬误之一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已的力量,好象整个回疆,所有伯克、回民都会听他统治为他卖命,上百万回人一致抗清,其实,这位教主并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伯克和人民不赞同他的叛清活动,或袖手旁观,或归顺清帝,或在高压之下暂时随声附和,时机一到即舍其而去,并没有形成全民据险死守的局面。谬误之二是清朝既有力量赶运粮饷器械供应军需,把进攻延续下去,又能督军猛攻,招抚“回人”,很快就削平叛军,统一回疆。
总而言之,霍集占出于独主回疆的目的,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十分谬误的估计,铸成了大错。在他的煽动下,布拉呢敦及部分和卓、伯克决定叛清。霍集占还“集其伯克、阿浑等,自立为巴图尔汗,传檄各城爱曼,集士马峙糗粮器械以待”。在霍集占公开起乱之前,清副都统阿敏道率兵来抚,围库车城。城中人诡告阿敏道说:“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中计,命厄鲁特兵后退,仅带一百名索伦兵进城,被霍集占拘捕。[13]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杀害阿敏道,正式叛乱,大多数回城响应,“回户数十万皆靡”,[14]一场严重危害回疆的大祸,就这样发生了。
二、任用劣帅 败酋逃出罗网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霍集占等扰乱,杀害副都统阿敏道。俟大兵到伊犁,即前往回城,剿灭霍集占等人。紧接着成衮扎布又连上数奏,要求统兵“办理回部”,擒拿霍集占。
霍集占的反叛,虽然出乎一个月前乾隆帝之意料以外,但他毕竟早已定下剿抚兼施统一回部的方针,也曾看出霍集占“狡诈”必生事端,因此并未惊慌失措。他于五月十七日、二十日,六月十二日、二十一日,七月二十八日,陆续下达有关此事的谕旨,定下了办理回部的几条基本原则:一是必征回部;二是现先集中兵力平定准部之乱,擒获阿睦尔撒纳;三是征回较易,不需多少军队;四是定于来年进军。
十月初二日,他针对有些大臣不愿用兵征回的议论,下谕予以驳斥,指出国家对死事之臣,应当为之复仇,“我大清堂堂天朝”,不能以唾面自干“为自全之善策”。[15]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厄鲁特之乱已基本平定下去,阿睦尔撤纳败入俄国出痘身死,乾隆帝遂于正月二十六日,以“回酋霍集占罪状”,宣谕回部各城。该谕说:
“……至布拉呢教、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被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鄂拓,我兵初定伊犁,释其囚絷,令为回人头目,方欲加恩赐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鲁特变乱,率伊犁回人,逃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朕以其或惧厄鲁特骚扰,暂避以图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抚,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犯,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尔等皆无罪之人,朕何忍与叛逆之徒,一体诛戮。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尔等若将霍集占缚献,自必安居如旧,永受殊恩,如执迷不悟,听从逆首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悔之何及,尚其熟思利害,毋自贻误。”[16]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第一次正式明确地宣布了对待回部的政策,阐明了用兵的理由。具体说,此谕讲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君臣之分。谕旨宣布了清帝与布拉呢敦、霍集占有着君臣关系,回部隶属于清政府。谕旨着重讲道,是清军进入伊犁,才将大、小和卓出之于牢,是清朝大皇帝“令(二人)为回人头目”,而且准备封授爵位,赐以田土。这就明白无误地向广大维吾尔族人员指出,两和卓是清帝之属臣,他俩之所以能成为“回人头目”,是由于清帝的赐予,是清帝之威力,是清帝封授二人为回部头目,彼此之间有君臣之分,回疆归属清政府辖治。因此,霍集占之称巴图尔汗,是“僭称”,没有得到清政府允许,未经清帝赐封,是非法的,是叛君行为。
其二,用兵之由。谕旨指出,霍集占弟兄原系准汗的阶下囚,关押于地牢,他们竞忘掉清帝将其释放并“令为回人头目”的大恩,不来归顺,率部潜逃,甚至杀害清政府前往招抚的使臣,兴兵倡乱,实属罪大恶极,如不将其擒获,“则回众终不得安生”,因此清帝要遣发大军,“声罪致讨”。其三,专擒“逆酋”。谕旨强调指出,“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连其兄长布拉呢敦,亦念彼系“被迫从行”,而命分别办理,“期无枉抑”。维吾尔族广大人员只要能将霍集占捕捉献送,“自必安居如旧”,成为清帝赤子,“永受(大皇帝)殊恩”,决不株连扰害,滥加屠戮。
其四,拒抚剿除。谕旨宣布,如果“回人”执迷不悟,听从霍集占指使,抗拒不降,不献首逆,则大兵一到,“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明确地表述了清帝必平叛乱、统一回疆的坚定立场。
乾隆帝坚决主张统一回部、专剿首逆、招抚多数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为进军的胜利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是任人不当,不该把剿平反叛的重任委之于雅尔哈善。本来乾隆帝是依靠兆惠来负责准、回二部用兵之事的,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其由定边右副将军升为定边将军,明确谕告“来年办理进兵,惟兆惠等是赖”。但因当时兆惠还需追剿厄鲁特叛军残部,故他于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委任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管征讨霍集占,另以都统哈宁阿为参赞大臣,副都统顺德纳、副都统爱隆阿为领队大臣。[17]这是一个严重失误。尽管额敏和卓父子效忠清帝,熟悉回务,颇有智谋,副都统爱隆阿是一员猛将,但主帅雅尔哈善太槽糕了,肩负不了征回的重任。
雅尔哈善是觉罗子弟,全名为觉罗雅尔哈善。此人是文人出身,从翻译举人任内阁中书升通政使,因事罢官,后厉任(龙安、松江、苏州三府)知府、署江苏巡抚、浙江巡抚、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办事大臣、参赞大臣、兵部尚书。他在松江,苏州任知府时,倒还有点作为,但此后便未有任何建树,特别是于任办事大臣期间,做了一件特大错事。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乾隆帝因辉特汗巴雅尔等台吉、宰桑降而反叛,谕示军机大臣:“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现在巴里坤居住,令雅尔哈善详加体察其情形如何,“倘尚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十二月二十九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称:遵旨详察沙克都尔曼济情形,见其向内设立卡座,又屡遣人探听巴里坤兵马情形。其属人普尔普,首伊与扎那噶尔布等潜通信息。并令伊前赴巴里坤,托病不至。种种可疑,显有叛逆形迹。随于十二月十六日,派兵至伊游牧擒剿,“共斩贼众四千余人,以杜后患”。乾隆帝夸奖雅尔哈善察出沙克都尔曼济“背叛情形”,即领兵擒剿,“办理甚属奋往”,著交部“照军功议叙”。[18]雅尔哈善于第二年被授为参赞大臣,擢兵部尚书,以及荣为靖逆将军,与此次“奋往”擒剿沙克都尔曼济之“军功”,是有直接联系的。但是,雅尔哈善之所谓重大军功,纯属假冒,沙克都尔曼济之“叛乱”,完全是莫须有之事,是一件大冤案。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虽因其弟明噶特随从阿睦尔撒纳为乱,本身处境比较艰难,容易引起清帝的怀疑,但他是坚决效忠清政府的。他拒绝附从叛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余户离开故土投奔内地,“依巴里坤(清西路大军军营)近城以居”。由于长途跋涉,匆促内移,携带粮食牛羊不多,乏粮缺食,不得不向雅尔哈善乞要粮食。雅尔哈善不察来情,疑其有诈,决意剿灭,遂遣裨将阎师相领兵五百,入其游牧,伪称系“失路借宿”。沙克都尔曼济热情款待贵客,‘屠羊以待”。夜半大雪,阎师相以笳为令,突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克都尔曼吉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从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双双被害,其景惨不忍睹。[19]雅尔哈善就是这样以数千无辜之人的鲜血染红了帽顶,伪称平叛,被封为一等伯,擢升靖逆将军。
这样一个胆怯畏敌、假冒军功、不谙兵法之劣臣,竟被乾隆帝委付以平回重任,怎能不误军机。雅尔哈善率领满、汉官军八、九千人,于二十三年五月包围了库车城。“回人素懦怯”,不善作战,城内又只有数千人,如果清帅用兵得法,取城并非太难之事。但是雅尔哈善乃一“书生,未娴将略,惟听偏裨等出策,令不画一”,因而迟迟不能克城。霍集占闻报,率最精锐的巴拉鸟枪兵八千,由阿克苏经戈壁捷径飞速来援,这正是清军俘获敌酋的好机会。领队大臣、副都统爱隆阿统兵奋战,初败敌前队三千于戈壁南之和托鼐,“歼贼甚众”,又于六月十六日率吉林、索伦兵二千余人,与霍集占所领五千名续援部队交战于鄂根河侧,迫敌入水,“死者三千余人,拔其纛”,霍集占领余兵八百败入城内。雅尔哈善等将帅,因霍集占困于城中,料想可以将其擒获,十分高兴,督兵攻城。
库车城依山岗,系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比较坚实,清军用炮轰打,未能奏效。提督马得胜建议挖地道,突入城内,雅尔哈善同意此议,于城北一里掘入。将近至城,雅尔哈善因乾隆帝急催克城获酋,严令士卒昼夜挖掘,城上之人发现灯光,于城内开挖一道横沟,放水冲入地道,将挖城的清绿旗兵六百余人全部淹死。雅尔哈善“咄嗟无他策”,惟围城坐等,欲图待其粮尽弹绝而自毙。到七月初,前后围城一月余,城中饮食困难,弹矢渐缺。原库车伯克鄂对降清后授散秩大臣,奉命随军参战,鄂对了解敌情,熟悉地形,向雅尔哈善建议:困兽犹斗,敌必不会束手待毙,“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尽,必不坐而待缚”,一定会乘我不备而逃走,“返其巢穴,整兵复来”,那样,事就不好办了。敌若欲遁,有两条路,一是由城西鄂根河水浅处涉水而逃,另一条路是由北山口通向戈壁,逃往阿克苏。“若于二路各伏兵一千,则贼酋可擒矣”。雅尔哈善不听其言,不为防备,不巡营垒,还故作风雅,自命儒将,“终日棋奕”,饮酒为乐。六月二十四日傍晚,一索伦老兵于城下牧马,闻听城中驼鸣,似负重载,立即奔回大营,向雅尔哈善报告:“其驼鸣高且健,贼将遁矣。”这位昏庸的劣帅,正在饮酒,哈哈一笑,自卖聪明地说:“健卒,尔何知?”“酌酒如故”。
这位昏帅可帮了霍集占的大忙。正如鄂对所料,两和卓于当日晚上率四百骑潜出西门,涉鄂根河逃走。无独有偶,上有庸帅,下有劣将。把守西门的领队大臣、副都统顺德讷,听到部下报告城中之人夜逃,“尚以昏夜不发兵”,直到天明,才遣兵一百往追,霍集占早已渡过鄂根河,并“去桥断后”,直奔阿克苏,城主不纳,转赴乌什,亦未让进,于是霍集占到叶尔羌、布拉呢敦至喀什噶尔。霍集占的党羽库车城主阿布都亦于八月夜遁突围,余下老弱三千余人投降。[20]擒获大、小和卓的最好机会,就这样被雅尔哈善葬送了,从而使战火蔓延,维吾尔族人员死伤众多,清朝花费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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