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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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集占的这番话，看起来颇似高见和有理，拥有上百万信徒和辽阔回疆的伟大教主两位和卓，怎能为人之奴，羁居异邦为质，应该要“自长一方”，自立为国。而且清朝刚得准部，动乱未已，难以发兵来攻，即使对方来征，我据险坚守，敌军远征数千里外，供应困难，不能久屯，必然撤退，可以不战而胜。霍集占虽然素称精明，善于用智，可是，在这关系到身家性命和统治回部之权的根本问题上，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第一，错看了清朝对回部的政策。清政府不似准噶尔汗，它欲图实行的回部政策与准汗不一样，它仅仅是要回部和喀尔喀四部一样，为帝藩部而已，基本上仍是由和卓、伯克管理回疆，并未剥夺大、小和卓的教主之权，更不会拘和卓为人质或关押于地牢。霍集占所谓为人之奴，完全是危言耸听，乱人心怀。
　　第二，低估了清朝的力量，不了解乾隆帝的为人。霍集占所谓清军不可能来攻，是其一大误解。厄鲁特四部确实是动乱不已。大多数台吉、宰桑降而反叛，此时清军尚未把这一变乱完全平定下去，但是，霍集占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清朝是一个幅员广阔、臣民上亿的强大之国，是当时人们尊称的天朝。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没有能够看清乾隆帝的志向、才干和对回部的态度，不知道这位大皇帝依靠“全盛之时”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要想做出一番超越前人的伟大事业，要将回部统一，纳入清朝的版图，已经定下了用兵回疆的方针。因此，霍集占的所谓清军难来，仅只是他的幻想和希望，不是事实。
　　第三，夸大了己方的优势，忽略了对方长处。霍集占所说即使清军来攻，我拒险坚守，可不战而挫敌，又系谬论。谬误之一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已的力量，好象整个回疆，所有伯克、回民都会听他统治为他卖命，上百万回人一致抗清，其实，这位教主并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伯克和人民不赞同他的叛清活动，或袖手旁观，或归顺清帝，或在高压之下暂时随声附和，时机一到即舍其而去，并没有形成全民据险死守的局面。谬误之二是清朝既有力量赶运粮饷器械供应军需，把进攻延续下去，又能督军猛攻，招抚“回人”，很快就削平叛军，统一回疆。
　　总而言之，霍集占出于独主回疆的目的，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十分谬误的估计，铸成了大错。在他的煽动下，布拉呢敦及部分和卓、伯克决定叛清。霍集占还“集其伯克、阿浑等，自立为巴图尔汗，传檄各城爱曼，集士马峙糗粮器械以待”。在霍集占公开起乱之前，清副都统阿敏道率兵来抚，围库车城。城中人诡告阿敏道说：“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中计，命厄鲁特兵后退，仅带一百名索伦兵进城，被霍集占拘捕。［13］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杀害阿敏道，正式叛乱，大多数回城响应，“回户数十万皆靡”，［14］一场严重危害回疆的大祸，就这样发生了。

二、任用劣帅　败酋逃出罗网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霍集占等扰乱，杀害副都统阿敏道。俟大兵到伊犁，即前往回城，剿灭霍集占等人。紧接着成衮扎布又连上数奏，要求统兵“办理回部”，擒拿霍集占。
　　霍集占的反叛，虽然出乎一个月前乾隆帝之意料以外，但他毕竟早已定下剿抚兼施统一回部的方针，也曾看出霍集占“狡诈”必生事端，因此并未惊慌失措。他于五月十七日、二十日，六月十二日、二十一日，七月二十八日，陆续下达有关此事的谕旨，定下了办理回部的几条基本原则：一是必征回部；二是现先集中兵力平定准部之乱，擒获阿睦尔撒纳；三是征回较易，不需多少军队；四是定于来年进军。
　　十月初二日，他针对有些大臣不愿用兵征回的议论，下谕予以驳斥，指出国家对死事之臣，应当为之复仇，“我大清堂堂天朝”，不能以唾面自干“为自全之善策”。［15］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厄鲁特之乱已基本平定下去，阿睦尔撤纳败入俄国出痘身死，乾隆帝遂于正月二十六日，以“回酋霍集占罪状”，宣谕回部各城。该谕说：
　　“……至布拉呢教、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被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鄂拓，我兵初定伊犁，释其囚絷，令为回人头目，方欲加恩赐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鲁特变乱，率伊犁回人，逃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朕以其或惧厄鲁特骚扰，暂避以图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抚，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犯，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尔等皆无罪之人，朕何忍与叛逆之徒，一体诛戮。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尔等若将霍集占缚献，自必安居如旧，永受殊恩，如执迷不悟，听从逆首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悔之何及，尚其熟思利害，毋自贻误。”［16］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第一次正式明确地宣布了对待回部的政策，阐明了用兵的理由。具体说，此谕讲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君臣之分。谕旨宣布了清帝与布拉呢敦、霍集占有着君臣关系，回部隶属于清政府。谕旨着重讲道，是清军进入伊犁，才将大、小和卓出之于牢，是清朝大皇帝“令（二人）为回人头目”，而且准备封授爵位，赐以田土。这就明白无误地向广大维吾尔族人员指出，两和卓是清帝之属臣，他俩之所以能成为“回人头目”，是由于清帝的赐予，是清帝之威力，是清帝封授二人为回部头目，彼此之间有君臣之分，回疆归属清政府辖治。因此，霍集占之称巴图尔汗，是“僭称”，没有得到清政府允许，未经清帝赐封，是非法的，是叛君行为。
　　其二，用兵之由。谕旨指出，霍集占弟兄原系准汗的阶下囚，关押于地牢，他们竞忘掉清帝将其释放并“令为回人头目”的大恩，不来归顺，率部潜逃，甚至杀害清政府前往招抚的使臣，兴兵倡乱，实属罪大恶极，如不将其擒获，“则回众终不得安生”，因此清帝要遣发大军，“声罪致讨”。其三，专擒“逆酋”。谕旨强调指出，“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连其兄长布拉呢敦，亦念彼系“被迫从行”，而命分别办理，“期无枉抑”。维吾尔族广大人员只要能将霍集占捕捉献送，“自必安居如旧”，成为清帝赤子，“永受（大皇帝）殊恩”，决不株连扰害，滥加屠戮。
　　其四，拒抚剿除。谕旨宣布，如果“回人”执迷不悟，听从霍集占指使，抗拒不降，不献首逆，则大兵一到，“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明确地表述了清帝必平叛乱、统一回疆的坚定立场。
　　乾隆帝坚决主张统一回部、专剿首逆、招抚多数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为进军的胜利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是任人不当，不该把剿平反叛的重任委之于雅尔哈善。本来乾隆帝是依靠兆惠来负责准、回二部用兵之事的，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其由定边右副将军升为定边将军，明确谕告“来年办理进兵，惟兆惠等是赖”。但因当时兆惠还需追剿厄鲁特叛军残部，故他于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委任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管征讨霍集占，另以都统哈宁阿为参赞大臣，副都统顺德纳、副都统爱隆阿为领队大臣。［17］这是一个严重失误。尽管额敏和卓父子效忠清帝，熟悉回务，颇有智谋，副都统爱隆阿是一员猛将，但主帅雅尔哈善太槽糕了，肩负不了征回的重任。
　　雅尔哈善是觉罗子弟，全名为觉罗雅尔哈善。此人是文人出身，从翻译举人任内阁中书升通政使，因事罢官，后厉任（龙安、松江、苏州三府）知府、署江苏巡抚、浙江巡抚、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办事大臣、参赞大臣、兵部尚书。他在松江，苏州任知府时，倒还有点作为，但此后便未有任何建树，特别是于任办事大臣期间，做了一件特大错事。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乾隆帝因辉特汗巴雅尔等台吉、宰桑降而反叛，谕示军机大臣：“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现在巴里坤居住，令雅尔哈善详加体察其情形如何，“倘尚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十二月二十九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称：遵旨详察沙克都尔曼济情形，见其向内设立卡座，又屡遣人探听巴里坤兵马情形。其属人普尔普，首伊与扎那噶尔布等潜通信息。并令伊前赴巴里坤，托病不至。种种可疑，显有叛逆形迹。随于十二月十六日，派兵至伊游牧擒剿，“共斩贼众四千余人，以杜后患”。乾隆帝夸奖雅尔哈善察出沙克都尔曼济“背叛情形”，即领兵擒剿，“办理甚属奋往”，著交部“照军功议叙”。［18］雅尔哈善于第二年被授为参赞大臣，擢兵部尚书，以及荣为靖逆将军，与此次“奋往”擒剿沙克都尔曼济之“军功”，是有直接联系的。但是，雅尔哈善之所谓重大军功，纯属假冒，沙克都尔曼济之“叛乱”，完全是莫须有之事，是一件大冤案。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虽因其弟明噶特随从阿睦尔撒纳为乱，本身处境比较艰难，容易引起清帝的怀疑，但他是坚决效忠清政府的。他拒绝附从叛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余户离开故土投奔内地，“依巴里坤（清西路大军军营）近城以居”。由于长途跋涉，匆促内移，携带粮食牛羊不多，乏粮缺食，不得不向雅尔哈善乞要粮食。雅尔哈善不察来情，疑其有诈，决意剿灭，遂遣裨将阎师相领兵五百，入其游牧，伪称系“失路借宿”。沙克都尔曼济热情款待贵客，‘屠羊以待”。夜半大雪，阎师相以笳为令，突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克都尔曼吉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从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双双被害，其景惨不忍睹。［19］雅尔哈善就是这样以数千无辜之人的鲜血染红了帽顶，伪称平叛，被封为一等伯，擢升靖逆将军。
　　这样一个胆怯畏敌、假冒军功、不谙兵法之劣臣，竟被乾隆帝委付以平回重任，怎能不误军机。雅尔哈善率领满、汉官军八、九千人，于二十三年五月包围了库车城。“回人素懦怯”，不善作战，城内又只有数千人，如果清帅用兵得法，取城并非太难之事。但是雅尔哈善乃一“书生，未娴将略，惟听偏裨等出策，令不画一”，因而迟迟不能克城。霍集占闻报，率最精锐的巴拉鸟枪兵八千，由阿克苏经戈壁捷径飞速来援，这正是清军俘获敌酋的好机会。领队大臣、副都统爱隆阿统兵奋战，初败敌前队三千于戈壁南之和托鼐，“歼贼甚众”，又于六月十六日率吉林、索伦兵二千余人，与霍集占所领五千名续援部队交战于鄂根河侧，迫敌入水，“死者三千余人，拔其纛”，霍集占领余兵八百败入城内。雅尔哈善等将帅，因霍集占困于城中，料想可以将其擒获，十分高兴，督兵攻城。
　　库车城依山岗，系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比较坚实，清军用炮轰打，未能奏效。提督马得胜建议挖地道，突入城内，雅尔哈善同意此议，于城北一里掘入。将近至城，雅尔哈善因乾隆帝急催克城获酋，严令士卒昼夜挖掘，城上之人发现灯光，于城内开挖一道横沟，放水冲入地道，将挖城的清绿旗兵六百余人全部淹死。雅尔哈善“咄嗟无他策”，惟围城坐等，欲图待其粮尽弹绝而自毙。到七月初，前后围城一月余，城中饮食困难，弹矢渐缺。原库车伯克鄂对降清后授散秩大臣，奉命随军参战，鄂对了解敌情，熟悉地形，向雅尔哈善建议：困兽犹斗，敌必不会束手待毙，“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尽，必不坐而待缚”，一定会乘我不备而逃走，“返其巢穴，整兵复来”，那样，事就不好办了。敌若欲遁，有两条路，一是由城西鄂根河水浅处涉水而逃，另一条路是由北山口通向戈壁，逃往阿克苏。“若于二路各伏兵一千，则贼酋可擒矣”。雅尔哈善不听其言，不为防备，不巡营垒，还故作风雅，自命儒将，“终日棋奕”，饮酒为乐。六月二十四日傍晚，一索伦老兵于城下牧马，闻听城中驼鸣，似负重载，立即奔回大营，向雅尔哈善报告：“其驼鸣高且健，贼将遁矣。”这位昏庸的劣帅，正在饮酒，哈哈一笑，自卖聪明地说：“健卒，尔何知？”“酌酒如故”。
　　这位昏帅可帮了霍集占的大忙。正如鄂对所料，两和卓于当日晚上率四百骑潜出西门，涉鄂根河逃走。无独有偶，上有庸帅，下有劣将。把守西门的领队大臣、副都统顺德讷，听到部下报告城中之人夜逃，“尚以昏夜不发兵”，直到天明，才遣兵一百往追，霍集占早已渡过鄂根河，并“去桥断后”，直奔阿克苏，城主不纳，转赴乌什，亦未让进，于是霍集占到叶尔羌、布拉呢敦至喀什噶尔。霍集占的党羽库车城主阿布都亦于八月夜遁突围，余下老弱三千余人投降。［20］擒获大、小和卓的最好机会，就这样被雅尔哈善葬送了，从而使战火蔓延，维吾尔族人员死伤众多，清朝花费了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