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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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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遣兵数千 欲图速平大乱
乾隆帝知悉雅尔哈善坐守军营、老师靡饷、纵酋逃脱的消息后，极为震怒，连下数谕，痛责其过，将其革职解京，依法处死，并斩副都统顺德讷和提督马得胜，勒令参赞大臣哈宁阿自尽。乾隆帝命纳穆扎尔代替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以三泰为参赞大臣，并明确谕告军机大臣：“办理回部，仍于（定边将军）兆惠是赖”，协办军务的有富德、阿里衮、舒赫德等大臣。纳木扎尔历任副都统、都统、参赞大臣、署定边右副将军等职，久理军务，因擒捕反叛的和托辉特首领郡王青滚杂布，而被封为一等勤襄伯，世袭罔替。富德，行伍出身，由护军因功连续升迁，乾隆十五年任至副都统，征准时又累立军功，擢参赞大臣，授正黄旗蒙古都统，赐云骑尉世职。阿里衮系将门之后，清开国元勋、众额真、弘毅公额亦都之曾孙，历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和户部、刑部、工部尚书，兼镶白旗汉军都统、征准时，佐定西将军达尔当阿，任领队大臣，颇有治政经验，从军时亦有勇有谋。舒赫德，任至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一征金川时任参赞，征准时首言阿睦尔撒纳必叛，多次建言军务，颇有见解，平回初期，以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寻授副都统、参赞大臣。从两位将军和这些大臣来看，应当说是群英荟萃了，能够胜任征回之重担，乾隆帝这次算是用人得当。
将帅虽然有勇有谋，勇于征剿，可惜的是，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能尽其所长，不仅不能速奏凯歌，而且还差点全军覆没，遭受惨败。束缚将军手脚、造成这样危险局面的主要负责人，不是别人，而是世称英君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重大错误。一是过分轻敌，二是急于求成，冒险用兵。征讨准汗达瓦齐时，他吸取了雍正九年傅尔丹轻敌冒进惨败于和通泊的教训，认真对待，欲图调集满、蒙、汉五万大军，远征漠西，不料，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来归，准部内乱，用兵异常顺利，西、北两路仅用了以降人（厄鲁特）为主的一万一千余名“哨探兵”，不到三个月就进入伊犁，很快擒获了达瓦齐。二征准部，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同样是轻而易举，势如破竹，没有打过大仗，未曾发生鏖战，很快就逼使阿睦尔撒纳东逃西窜，重要叛酋陆续落网，大获全胜。名列“十全武功”
之第二、第三次武功，如此轻易地到手，使这位早期用兵相当谨慎的名君顿易常态，产生了严重的轻敌思想。兼之，“回人素懦怯”，大、小和卓木被准汗拘于地牢令为人质，既然清军能打败回部的征服者——准噶尔汗，难道剿除回部还不是易如反掌。
因此，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报霍集占杀害副都统阿敏道，要求带兵前往剿灭时，乾隆帝立即拒绝这一要求，并严加驳斥说：“其回部事宜，俟荡平伊犁之后，愿可从容办理”，“纵回人妄逞鸱张，俟平定厄鲁特后，再行办理，亦有何难，成衮扎布等所奏，殊不识事体轻重”。［21］六月二十一日，以成衮扎布一再提出攻剿霍集占，乾隆帝再次指责其奏“殊未悉合机宜”，并明确宣布：“其办理回人事宜，即缓至明年，亦未为迟。且即遣兵办理回人，亦不过派兵四五千名，着一大员统领，已足胜任，亦无庸成衮扎布亲任”。［22］兆惠亦为此事，屡遭皇上申斥。兆惠察觉大、小和卓有叛乱的迹象，驻师济尔哈朗，欲图待机往剿，遭帝责其“急回部”，“失轻重”。一直到十二月匆七日具体决定剿回的军队数目时，乾隆帝仍令，“往办回部，派兵二千名”，另调屯田兵兰千作为“应援之兵”。［23］过了几天，听到厄鲁特叛军残部“投往回部”，才又下令增派绿旗兵，凑足八千，留一二千屯田，用六七千进剿，便可“均觉裕如”。［24］
二十兰年六月爱隆阿等大败霍集占来援库车之“最精巴拉”鸟枪兵八千，以及一些回城的陆续归顺，使乾隆帝更加认为回人懦弱，大功即可告成，愈加急迫地敦促兆惠务必于近期擒获二和卓平定回疆。他于七月二十五日谕告军机大臣，令其传谕兆惠：“回人素称选懦，近来屡经剿捕，畏我军威，乞降相续”，“如擒获霍集占，各城自然归附。兆惠其加意奋勉，以奏肤功。”［25］九月二十六日他谕示章嘉呼图克图：“今大兵所至，闻风效顺”，“霍集占不日就擒，即可蒇事。”［26］
（二）遭帝严责 兆惠冒进被围
定边将军兆惠等人，在皇帝这样严厉督责下，当然要加速进兵，就无法冷静估计形势，既勇往又妥善，被迫走上了冒险侥幸的道路。兆惠于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初收到令其前往库车（时库车仍未降清）的谕旨后，立即上奏说：“当即领兵八百名速进，一抵库车；即与雅尔哈善（时尚未斩）协心剿贼，断不肯半道回京，有腼颜面。”［27］乾隆帝对其“毅然以剿贼自任”，“不肯苟且了事”，大加赞赏，奖其“器识实出诸臣之右”，乃“一急公任事之大臣”，表示“深为嘉悦”，谕加恩赏戴双眼孔雀翎，“以示优奖”。［28］
在回疆多数城庄“从逆”，“回户数十万”附合二和卓为乱的严重形势下，身为堂堂天朝大将军的兆惠仅带兵八百就从伊犁出发，前往库车，行程上千里，确实太危险了。但是，帝命难违，厚恩必报，这位过去多次主张“持重”而被皇上斥为“怯懦”的大将军，不得不冒险行军了。开始还比较顺利，八月初九日出发，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已在木兰行围的阿贵图大营看到兆惠呈报收复库车拟往阿克苏的奏折，二十三日又收到兆惠招降阿克苏城，“领兵速进”，往攻叶尔羌，并报告大伯克霍集斯等率部来归，乌什、和闻、沙雅尔、赛哩木等城相继降顺。乾隆帝闻讯，异常高兴，接连下谕宣布捷音。一再笑说“霍集占不日就擒”、“大功即日告成”，并于九月二十九日谕令军机大臣安排回部善后事宜，重新恢复因用兵而中断的伊犁屯田，令正在前往回疆参加平乱的定边右副将军、喀尔喀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率其喀尔喀兵士返回游牧休息，令厄鲁特汗罗布藏多尔济领其“宣力有年”的厄鲁特兵回游牧，让赴叶尔羌“协剿逆匪”的参赞大臣富德来京，留其所领的索伦、察哈尔兵于吐鲁番等处。［29］先前为了“必于今冬竣事”平定回部，乾隆帝曾于八月二十一日下谕，增派健锐营兵一千名、索伦兵二千名、察哈尔兵一千名，前往回疆，现改令将二千名驻防伊犁，其余分驻库车和阿克苏。［30］
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披挂甲胄，登晾鹰台，举行大阅，八旗官兵列队进退，枪炮齐发，声震天地，威武雄壮。在右部哈萨克及布噜特使臣面前显示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军成。然而乐极生悲，就在这一天，定边将军兆惠遇险求援的紧急奏折，送到了皇帝面前，顿使俩月来欢庆胜利的喜悦气氛一扫而空，乾隆帝不得不日夜操劳，赶调兵马增援。
原来，兆惠领兵四千余名，从乌什兼程前进，穿越戈壁行走一千五百里，只剩下马一千余匹，于十月初三日赶至辉齐阿里克，距叶尔羌四十里，人马皆乏。叶尔羌城宽大坚固，周长十余里，四面共十二个城门，清军人少，只能围其一面。霍集占先已将“村庄回众粮草”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严守以待，又诱骗城民说，“大兵尽剿回人，伯克霍集斯已被杀”，煽动回民抵抗清兵。布拉呢敦领马步兵一万余人，驻于离喀什噶尔城一站路的当噶勒齐，互为特角。
兆惠于城东隔河有水草处扎营，此河名黑水河，故称为黑水营。十月初六日清兵二千余，分七队进攻，先攻克叶尔羌城东北五六里处的一座高台，追敌至城下，守兵开西门，各出四五百骑，迎战三次，退入城内，又从北门出数百骑，清索伦兵畏敌而逃，健锐营兵屹立不动，后队接济，交战后守兵退入城中。兆惠因听说靖逆将军纳木扎尔、参赞大臣三泰将至，遣副都统爱隆阿、署总兵戴定柱，带兵八百名，前往堵截喀什噶尔来援之路，并巡查台站，接应两位将军、大臣。他询问俘获的回人，知霍集占的牧群及沙喇斯户口俱在城南英峨奇盘山，欲图夺取以供军需，于十三日留兵守黑水营，亲率骑兵一千余人自东而南，由城南夺桥过河。兆惠明明早已侦知城中有马兵五千余，步兵甚多，为什么要率兵千余去进攻十倍于己之敌？看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求胜心切，急欲生擒霍集占平定回部，建功立业，报效皇上，蒙受恩宠，避免受责；二是中了霍集占之计，轻敌冒进。初六日之战，据兆惠奏称，敌军三战三北，“败走入城”，射毙敌兵二十余名，“带箭逃去者无算”，清兵只十九人受伤，无一死亡。既然守兵如此不堪一击，当然可以用千佘骑兵去夺取牧群，他就没有冷静分析战局，敌军是真败，还是伪装衰弱以迷惑、引诱清军？结果是轻敌冒进。
兆惠刚领兵四百余过桥到达彼岸，不料，桥忽然折断（这显然是城中之人的精心安排），霍集占统骑兵五千余、步军万余名，前后夹攻，又从两翼冲入，将四百余名清兵截断成数处，打乱了清军的编制，官兵四分五裂，未过河的清兵又无法援救。回兵猛烈冲击，地沮淤，难驰骋，清兵且战且退，浮水还营。兆惠的脸上和小腿俱负伤，坐骑中枪倒毙，易马再战又被刺毙。行伍出身累立军功摧升西宁总兵，领队大臣的勇将高天喜，大学士鄂尔泰之次子曾任左翼前锋统领、参赞大臣的鄂实，原副都统、领队大臣三格，原定西将军、一等公策楞之子侍卫特通额，俱战死，数万回军包围了黑水营。从早晨到傍晚，苦战一天，清军死者数百，“受伤者无算”。
兆惠原共只有兵四千余名，马一千余匹，爱隆阿带走八百人，这次战败，士卒伤亡较多，马匹倒毙不少，余下之马亦疲乏不堪，“不能冲杀”，只有掘壕筑垒结寨死守。由于建筑材料有限，时间紧迫，掘壕既浅，垒又低矮，敌可轻易跨入，“遂日夜来攻”。兆惠只好飞章告急，遣索伦兵五人，各持一函，冲出重围，奔至阿克苏。驻阿克苏办事的头等侍卫舒赫德遣人飞速驰报：十月二十日，将军兆惠派遣的索伦领催阿勒丹察、披甲扎奇勒图赶到阿克苏，送到将军文书及爱隆阿移文，内称十三日攻城失利，将军受伤，被敌军万余包围，“以无马不能冲突”，遂掘壕结寨，敌兵亦结寨相持。营中粮食可供二月，军器火药不足。乾隆帝于十一月十三日看到舒赫德的奏折，在此之前的初五日，又收到兆惠的奏折，言及十月初三到叶尔羌，要求尽调库车、赛哩木等处绿旗兵和送马三千匹，十分震惊，知道大事不好，敌情严重，连下十几道谕旨，赶调兵马，他于初五日谕令舒赫德将阿克苏“现在所得马匹，即速解赴军营”。十三日，他授参赞大臣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授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谕令“无论何队兵丁，惟择马力有余者，作速前往”，“应援兆惠”，命陕甘总督黄廷桂将预备马二万匹“加意豢养”。十六日他又下谕说：“将军兆惠等被围，亟需策应”，今拟分兵两路，一路由阿克苏、乌什，一路由特穆尔图诺尔，“夹攻逆贼”。十七日再谕，调西安满兵二千，由将军松阿里率往乌鲁木齐。原令增调的健锐营、索伦兵、察哈尔兵四千留驻伊犁，现命火速赶往叶尔羌。对于舒赫德、富德、阿里衮主动支援兆惠的调遣兵马的安排，均予允准，并给以嘉奖。同时，他又鼓励回城伯克杀“贼”解围，晋贝子玉素布为贝勒，并命户部拨银三百万两，解甘省备用。［31］
将军被困黑水营的消息，象一股强劲的寒风，使“伫待伊等捷奏”欲庆大勋的乾隆皇帝冷静下来了，他在调军遣将前往策应兆惠的同时，认真总结用兵以来的得失，找出了自己轻视回军急于求成，是导致兆惠失利被围的根本因素。当十一月十三日看到舒赫德第一次报告兆惠受挫的奏折时，他谕告军机大臣：“兆惠领兵深入，虽未免有轻贼之心，亦恐朕责其怯懦，若当日令伊暂驻阿克苏，候兵马齐集，当不至此，然于现在情形，亦未为失策，朕岂肯加之责备。”［32］过了八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兆惠托舒赫德缮写转呈的奏折，送到了皇帝面前。兆惠除报告了十月十三日作战经过、官兵伤亡、敌军合围等情形以外，承认自己犯了轻敌之错，请求处治。兆惠奏称：“臣等前因阿克苏、乌什既定，擒获渠魁，机不可失，遂不暇计兵多寡，马力如何，轻敌妄进，臣兆惠罪实难逭。”［33］
乾隆帝看过此奏后，下了一道长谕，除再申用兵回部之因以外，着重讲到轻敌之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迨我师已得库车，将军兆惠勒兵前进，风声所过，如阿克苏、乌计等城，皆相继倾心归化，其回部大头目霍集斯伯克等，复向官军投顺。愿效前驱。惟贼首霍集占奔窜叶尔羌。是以将军兆惠率师乘机直入。彼时若令兆惠暂且留驻阿克苏城，俟后队到齐，然后并力进取，则自此发旨到日，已属不及。然此则不过身处局外者事后好为议论则可耳，揆诸用兵机宜，兆惠尚为有进无退之良将也。……向来之轻视逆回，乃朕之误，又何忍以妄进轻敌为兆惠之责乎。此盖数年以来，平准噶尔，降左右哈萨克、东西布噜特，实为极盛之会，而默默中有此佳兵之警，上天仁爱之意，朕实钦承感谢矣。”［34］
乾隆帝这样分析兆惠失利之因，引咎于自己“轻视逆回”责己而不委过于将帅，既找到了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又对用兵回部苦苦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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