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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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谨，所有赍到贡物，已谕令赏收，以遂尔芹曝之献。安南以黎维祁庸愦无能，天厌其德，国柞告终。尔现已悔罪投诚，遣亲侄阮光显奉表瞻觐，祈求恳切，不啻再三。朕顺天而行，有废有兴，悉归大公至正，本拟俟明岁亲行叩觐时，赏给王爵，兹阅尔表内所称，造邦伊始，必须仰赖天朝宠荣，锡之封号，方足以资驾驭，自属实情。用是特降恩纶，封尔为安南国王，俾资镇抚，并亲书御制诗章，赐为尔国世宝。……”［20］
　　乾隆帝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的册文，是这样写的：
　　“朕惟王化遐覃，伐罪因而舍服，侯封恪守，事大所以畏天。鉴诚悃于荒陬，贳其既往，沛恩膏于属国，嘉与维新，贲兹宠命之颁，勖以训行之率。维安南地居炎徼，开十三道之封疆，而黎氏臣事天朝，修百余年之职贡，每趋王会，旧附方舆。自遭难以流离，遂式微而控愬，方谓兴师复国，字小堪与图存，何期弃印委城，积弱仍归失守，殆天心厌其薄德，致世祚讫于终沦。尔阮光平起自西山，界斯南服，向匪君臣之分，寖成婚媾之仇。衅起交讧，情殊负固，抗颜行于仓猝，虽无心而难掩前愆，悔罪疚以湔除，愿革面而自深痛艾。表笺吁切，使先犹子以抒忱，琛献憬来，躬与明年之祝嘏，自非仰邀封爵，荣藉龙光，曷由下莅臣氓，妥兹鸠集。凡此陈词以实，胥征效顺弥虔，况王者无分民，讵在版章其土宇，而生人有司牧，是宜辑宁尔邦家，爰布宠绥，俾凭镇抚，今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于戏，有兴有废，天子唯顺天而行，无贰无虞，国人咸举国以听，王其□将丹款，肃矢永竞，固圉以长其子孙。……钦哉，毋替朕命。”［21］
　　乾隆帝赐与阮惠的诗如下：
　　“三番耆武匪佳兵，昨岁安南重有征。
　　无奈复黎黎厌德，爰教封阮阮输诚。
　　守封疆勿滋他族，传子孙恒奉大清。幸沐天恩钦久道，不遑日监凛持盈。”［22］
　　既赐敕谕，又册封为王，还赠御制诗书，双方敌对关系完全结束，代之而来的是友好往来，紧密联系。五十四年七月中，阮光显奉表到达热河。三十四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卷阿胜境，召见阮光显，赐宴，令其随同蒙古王公文武大臣入座观戏，赏给阮惠玉观音、玉如意及金丝段、朝珠等物，赏阮光显磁罗汉，玉如意、金丝缎、银盒等物，对其副使及随行人员，亦分别赏与如意、缎、盒、银两。乾隆帝又于当日下谕说：从此以后敕谕该国及守土各官，以及安南行文，俱改称阮惠为安南国王，不再以国长相称。待八月初十日大宴时，仍行厚加赏赉。明年阮光平亲来祝寿时，其入座位次，令在宗室亲王和旧外藩亲王之下郡王以上，“其赏赉更当格外优渥”。［23］
　　同日，乾隆帝颁行《御制再书安南始末事记》，叙述弃黎封阮的原因和意义，其文为：
　　“……盖黎维祁之庸昏，孙士毅之失算，以致阮惠复据安南，向固言之详矣。然使孙士毅即早遵旨班师，而阮惠亦必复来，是不过无伤我官军之事耳，但甫经兴灭继绝之藩国，视其仍灭绝而弗救可乎？则是师犹无了期也。兹黎民实因天厌其德而自丧其国，而阮惠以获罪王朝，震悚悔过求降，并请诣阙乞封，斯则不劳师而宁众，与封黎氏无异。
　　……夫予临御五十四载，经大事屡矣，每以危而复安，视若失而乃得，即予自问，亦不知何以臻此，所谓非人力也，天也。天之眷予者独厚，不忍言报，惟恐弗胜，即此纳降安南一事，恐后人未识轻重久长之至意，故复叙而书之。”［24］
　　乾隆帝此文，字句不多，但含意颇深，其中两点尤为特别突出。一是对清军败于黎城的原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迄今以前，他都将此归咎于孙士毅不遵谕旨未及早撤军回关，似乎孙若早日班师回朝就万事大吉，黎维祁复主安南，兴灭继绝之壮举将永载史册。现在他不这样看了，他清楚地了解到黎维祁昏庸，黎氏气数已尽，安南已经到了应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他在此文中实际上已经明确暗示，本来就不该出兵安南，不该帮助黎氏复国，这才是决定清军失利的根本因素。正如文中所说，即使孙士毅提前回到关内，也不过是暂时避免了一次失败，问题并未解决，还得再次派兵，还将再遭惨败，“师犹无了期也”。
　　另一更为重要是乾隆帝由此而举一反三，认真思考，检讨自己施政得失。阮惠之积极求贡，“恭顺恳切”，因而封王许贡，使万难了结之事得以解决，使他摆脱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从失败转为成功，即文中所言“斯则不劳师而宁众，与封黎氏无异”。但这一胜利，这一特功，来之偶然，非清军威所致。如若阮惠不来求贡，堂堂天朝大皇帝，竟然败于“安南土目”之手，而且紧闭城门，偃旗息鼓，不敢再战，不敢言战，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纵有唾面自干的才干，也难掩其丑。可是，皇天特别厚待乾隆帝，每每使他危而复安，失而复得，居然出现了他意想不到的极好机会，阮惠恳切求贡，因而转危为安，愁眉舒展。乾隆帝由此想起了许多往事，回忆起不少危局。一征金川，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兵败遭斩，战事难以延续，他强忍羞惭，认输罢兵，连下十数道谕旨催督大学士傅恒班师，皇天保佑，莎罗莽率众乞降，傅恒得以“功成”回朝。征准部，达瓦齐刚降，阿睦尔撒纳即叛，定北将军班第被围自尽，攻回部，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打缅甸，将军明瑞败死小猛育，经略傅恒困驻老官屯，等等狂风暴雨，皆随之而去，或是敌方主动“悔罪求贡”（如缅王），或是遇逢佳机，转败为胜（平准定回），正如文中所说“每以危而复安，视若失而乃得”，“天之眷予者独厚”。乾隆帝虽言蒙天厚宠，但亦深知难以仅仅依凭于天（即碰运气）而轻举妄动，故特书此文，告诫子孙要慎之又慎，三思而行，惟恐“后人未识轻重久长之至计”。乾隆帝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真能如此治政，是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少做不少蠢事。
　　正是由于乾隆帝认为阮惠的恳切乞降求贡，解决了安南之难题，即他在另一谕中所说：“仰赖上苍眷佑，不烦兵力，而该藩悔罪抒诚，恪恭奉命，较之劳师动众，其成功难易，奚啻霄壤，此人所未敢遽信者，而竟得如此善全”，确当“庆幸也”。［25］因此，他对阮惠入朝特别重视，格外优待，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厚待其侄阮光显。阮光显屡赴镇南关，首次代叔入觐，“情词恳切”，应对有节，交际有方，取得了福康安的信任，解除了乾隆帝的怀疑，对促进朝贡、封王、通商、关系正常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乾隆帝不仅在承德避暑山庄多次召见阮光显，屡屡赐宴，厚赏礼物，并令其入贡经过的沿途督抚，好好款待，故各督抚对阮光显皆“赏赉加优”，甚至“赏给未免过优”。他还特谕军机大臣，令阮光显从承德朝觐后即回北京，所有颁给阮惠的敕印，交礼部赍捧回京，择定吉日，著留京的王大臣颁发，命阮光显在太和门内丹陛下行礼祇领，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捧印，大学士嵇璜捧敕，派赞礼郎照例赞礼，俾其“得瞻仰阙廷，并睹礼仪整肃”。［26］这都是其他外藩贡使难以享有的厚遇。
　　其二允其所请，沛施特恩。从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乾隆帝降谕册封阮惠为王以后，直到五十五年八月阮惠至避暑山庄祝帝八十万寿，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阮氏有所奏请，基本上皆蒙帝批准。比如，阮惠以安南地处僻区，“恳颁正朔”，并以“物力衰耗”为由，“恳恩将水口关准令商贩出入，则全境生灵俱获利用”。乾隆帝下谕说：其王“抒诚效悃，已就藩封，其境内黎元，皆吾赤子，自应准其开关贸易，早一日即民受一日之利”，著该督抚将水口等关，即令照常贸易，并颁发时宪书，赐与安南。［27］阮光显回到广西时，向两广总督福康安说：“爱内地蟒袍华美，为生平所未见”，在京购买数件，于汉口又复购买，现国王“复呈寄式样，请织交龙蟒袍，以为朝讌之服”。福康安立予应允，赶行办制发行，并奏报朝廷。乾隆帝误以为阮惠“心慕华风”，欲到热河朝觐时，更换清朝衣冠，“以表其恭敬之意”，十分高兴，谕告福康安；阮若真有此意，必格外加恩，锡以章服，不但按亲王品级，给予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褂，而且要照皇子服色，赏给金黄蟒袍，“以示优异”。但安南国俗，“向沿汉制，衣服及蓄发，断不可改”，令福康安询问明白，阮惠是欲改服清制，还是想买汉制衣冠，再行决定。不久，福康安寄上阮所呈请的蟒袍式样，“系汉制圆领”，此事始休。［28］阮惠因曾与暹逻交战，恐暹逻使臣告状，寄信与贡使阮宏匡，令其“据实陈奏”，以免皇上听信暹使之言，又以王母年登八十，气体颇衰，需要上等人参以供食用，让贡使采买。为此，乾隆帝赐阮惠敕说：外藩均为属国，“朕从来抚驭中外，一视同仁，属国陪臣断不敢以国中私事，上渎听闻”，帝亦不垂问各国私事。以此释其疑虑，并念国王“忠孝双全，深可嘉尚”，特赐人参一斤，以资王母补益。［29］
　　其三，两封世子。阮惠于入觐前夕，呈上谢恩表文。福康安将表差人送到北京，并奏阮惠带领亲子阮光垂等一同瞻觐。乾隆帝为此特颁敕谕与阮惠，封其子为世子。救谕说：“朕览王表，情词真挚，爱戴肫诚，披阅之余，深堪嘉尚”。国王亲率王子，远逾万里，诣阙祝寿，王子年甫垂髫，“情殷瞻就”，特降旨封王子阮光垂为世子，俟入觐时，颁发敕书，赏给冠服，兹先赐王子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香器四匣，“用示优宠”。阮惠奉敕后，立即上表谢恩，并言光垂乃系次子，长子阮光缵留镇安南，乾隆帝又下谕旨，改封阮光缵为世子，赞其“粹质温醇，英姿瑰特”，谕其在家思孝，在国思忠。［30］一国两封世子，尚为罕见，可算是帝对阮惠之优遇。
　　其四，安插旧王黎维祁。阮惠曾希望清帝遣放黎维祁回安南，怕其留在内地，遥遣官将，私返安南煽动臣民叛乱。乾隆帝因黎系穷迫来归，且其祖先臣服清朝一百余年，甚为恭顺，不能驱其返乡，遭阮残杀，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他充分考虑阮氏的愿望，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杜绝了黎氏再起的可能性。他先将黎维祁及其眷属臣民安插在广西，令其剃发易服，并让阮光显观看其情，以示决不放其归国复主安南。不久，又令福康安将其及属下人等全送北京，归入汉军旗下，编一佐领。继因其安插在广西各府者有三百七十六名，“人数未免太多”，超过一佐领的人数，改为仅让其支属亲戚和官员，约八十户左右，送到北京，编一佐领，其余之人，散遣于江南、浙江、四川等省，分隶督抚标下，“令其入伍食粮，藉资约束，以徐归民”，授黎维祁为三品职衔的佐领。以其臣黎炯等四人坚不剃发易服，并欲出关恢复故国，劝说无效后，解京监禁。［31］这对巩固阮惠的统治，铲除遗患，起了重大作用。
　　其五，从优款待入觐之王。乾隆帝为示优待安南主，特下两谕，要在阮惠入觐时行抱见礼和赐与金黄鞓带。上谕说：阮惠躬诣阙廷，祝寿瞻觐，“实属出于至诚”，俟其到京时，“欲令行抱见礼，以昭优异”。著福康安向其告知，“此系逾格施恩”，“实为希有宠荣”。阮惠所用衣服冠带，已命如式制造，俟其来京时赏给，但该王在国内所系之带，是红鞓，现加赏金黄鞓带，“以昭优异”。需告阮惠：“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今国王蒙此殊恩，“比于亲藩”，实为难得的宠荣。［32］
　　乾隆帝命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等专门议定各省总督、巡抚接见安南国王之礼仪，“以宾主之礼相待”。其仪为：宾（指安南国王阮惠）至总督、巡抚衙门的辕门，从官启辞，执事官转启，宾乘舆至大堂，督抚延宾于大堂上。宾西面，主人东面，宾行一跪三叩礼，主人答拜。等等，既隆重，又详细。
　　阮惠入觐后，由“天朝军国重臣”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亲自陪同，远行数千里，沿途设宴款待，十分丰盛，甚至“逾格优待”。有的督抚，仰见皇上宠遇阮王，又有福康安陪同，希冀获帝欢心，更大肆铺张，“欲将道路桥梁，途间屋宇，俱为修葺粉饰，甚至路旁枯木，皆行伐去”。直隶总督梁肯堂更刊刻传单，规定饭食规格，一日需银四千两。热河道府力不能支，面禀军机大臣：“接到沿途传单，供应阮光平等尖宿，一日约用银四千两。”阮到热河后，一切供支，是否照沿途传单办给。军机大臣碍于皇上和福康安，不敢直言其非，向帝奏称：“阮藩到此瞻觐，已奉旨令膳房供给饭食，务须丰盛”。若沿途已格外加丰，此处似不便从简，又难再有加增，请帝降旨定夺。乾隆帝看到款待太为浪费，太破格了，予以谴责。他谕军机大臣：阮惠入觐，福康安已给与米面肉等，陆路供应，不过肉菜，何需日用四千两。且每日尖宿供应即需四千两，“则其余宴赉舟车夫马等费，更无所底止矣”。每年帝宴赉蒙古王公大臣及各国使臣，“所用宴桌，每次皆需一百（桌）上下，用银亦不过在一千两内”。此必不晓事之督抚张大其事，任听属员怂恿，“踵事增华”，而“地方官亦借此浮冒侵渔”。每日用银四千两，往返将近二百日，当用银八十余万两。著查明系何省督抚开创此例。
　　随后查清，系直督梁肯堂所办，帝降谕指责其“过事糜费”，但亦不了了之，未予处罚。［33］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卷阿胜境召见安南国王阮惠及其得力助手大臣吴文楚，以及哈萨克汗之弟卓勒齐等，赐其入宴，同扈从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蒙古王公、回部王公、缅甸及南掌国使臣等就席，阮坐于亲王下、郡王上，帝予赐食，并赐阮王以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