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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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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臣、蒙古王公、回部王公、缅甸及南掌国使臣等就席，阮坐于亲王下、郡王上，帝予赐食，并赐阮王以御制诗和冠带等物。其诗为：
“赢藩入祝值时巡，初见浑如旧识亲。
伊古未闻来象国，胜朝往事鄙金人。
九经柔远祇重译，嘉会于今勉体仁。
武偃文修顺天道，大清祚永万千春。”［34］
阮惠蒙受特恩，十分高兴，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回至镇南关，请守臣代呈谢恩表文。乾隆帝知悉，又御书寿字，赐阮惠，“以为新春吉庆”，并加赏金线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内分贮金钱二个、金八宝一分，另赐白玉鹅一件、汉玉象一件、砝琅金盘一件、海棠盒一对、奶皮一匣、奶饼一匣，“用示眷注垂念之意”。其实，阮惠并未亲自入贡，而是派弟代替冒充，因为他既怕国中有变，又怕清帝拘留。
第二年，五十六年，阮惠以击败黎维祁之弟黎维祉及万象国之兵来献捷。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阮惠于义安去世，乾隆帝知道以后，特赐御制诔诗，派广西按察使成林赍赴义安，于其茔前焚化，又赏大哈达一个、银三千两，“俾作好事”，封世子阮光缵为安南国主。其御制赐诔安南国王阮惠之诗为：
“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觐从无至己身。
纳款最嘉来玉关，怀疑堪笑代金人。
秋中尚忆衣冠肃，膝下诚如父子亲。
七字不能罢哀述，怜其忠悃出衷真。”［35］
乾隆帝因阮惠去世后阮光缵年幼，很担心其国的政局变化，恐怕新王难以应付危局，下谕给军机大臣说：“阮光平仰仗天朝威命，抚有安南”，但究系新造之邦，人心未能十分镇定。况与兄弟不睦，阮岳尚在广南，未免心怀窥伺。即其亲信大臣吴文楚，虽系阮光平帮同起事之人，亦未必忠诚可靠。阮光缵年幼，国中一切事务，必归吴文楚管理，“恐伊因主少国疑，中藏叵测，或致有迫胁专擅之事”。著成林到义安祭奠时，不动声色，暗加访察，如吴文楚能始终如一，为幼主尽心管理国事，“朕当优加奖励”，若其居心行事，多有不驯，成林即据实速奏，“候朕酌办”。［36］他又派福康安由四川赴往广西，以资弹压。他谕军机大臣：阮惠与其弟兄不睦，该国陪臣吴文楚久掌国事，亦恐非安分之徒，设有变乱，难以处理，需派大臣驻扎粤西数月，“而该国人情震慑，究不如福康安之声威素重”，必得福康安去广西多驻数月，“方足以资弹压”。著即传谕福康安星赴粤西，“妥为经理”，并赏给御用葫芦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对，“用昭优眷”。
福康安赶赴广西，调兵备边。不久，使臣广西按察使成林回，告称其国安定无事，乃停止，福康安移任四川总督。
其实，阮惠家族亦即史称“新阮”之忧，不在国内，不在阮氏弟兄不睦及吴文楚专权，而是旧阮的东山再起。乾隆五十一年，阮惠、阮岳弟兄发兵攻灭其主广南王时，其妻黎氏有孕，逃居农耐（今西贡）。黎氏生子阮富映，潜匿民间，长大后，逃往暹罗。暹罗王与阮惠有仇，故以妹嫁与阮福映，助以兵，攻克农耐，据地称雄，势力迅速强大。嘉庆四年（1799年），阮福映发兵攻克富春，七年八月取昇隆城，阮光缵败走被擒。此时，乾隆帝已去世三年多，无法保护新阮了。
仅管新阮二世而灭，但乾隆帝决策不再出兵安南，迅速实现允贡、封王、通商，中国与安南之间关系正常化，彼此频繁往来，互易有无，交流文化，对两国的经济发展和边境安宁，都起了重大作用。乾隆帝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功其勋是不会被抹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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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18…20。
［2］《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17、18。
［3］《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4…28。
［4］《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23、29。
［5］《清高宗实录》卷1317，页14；《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6］《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8。
［7］《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8；［8］《清高宗实录》卷1323，页41、42。
［9］《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14、15。
［10］《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23。
［11］《清高宗实录》卷1324，页34。
［12］《清高宗实录》卷1325，页11、12。
［13］《清高宗实录》卷1325；页12。
［14］《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4；《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
［15］《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4…8。
［16］《清高宗实录》卷1328，页8、9。
［17］《清高宗实录》卷1329，页10、11。
［18］《清高宗实录》卷1331，页2。
［19］《清高宗实录》卷1331，页2。
［20］《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18、19。
［21］《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18、19、20。
［22］《清高宗实录》卷1333，页21。
［23］《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18、19。
［24］《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20、21。
［25］《清高宗实录》卷1356，页21。
［26］《清高宗实录》卷1335，页19；卷1336，页6、11、13；卷1342，页8。
［27］《清高宗实录》卷1344；页4、5。
［28］《清高宗实录》卷1349，页32、33；卷1351，页34、35。
［29］《清高宗实录》卷1317，页3、4、5。
［30］《清高宗实录》卷1353，页30；卷1356，页13、14。
［31］《清高宗实录》卷1344，页22；卷1346，页30；卷1348，页12；卷1355，页6；卷1362，页11。
［32］《清高宗实录》卷1346；页22、23。
［33］《清高宗实录》卷1356，页21…25；卷1357，页19、20；卷1358，页4、8。
［34］《清高宗实录》卷1358；页13、14。
［35］《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17。
［36］《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16。
平叛改制 废除“藏王”
第十一章 抵御外侵 安定西藏
第一节 平叛改制 废除“藏王”
一、三朝苦心经营 西藏日益直隶中央
西藏很早以来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元、明两代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更为加强。清崇德四年（1639年），太宗皇太极遣使致书图白忒汗和达赖喇嘛，“延致高僧”。同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四世班禅罗桑却结坚赞、藏巴汗、顾实汗遣使贡方物，献丹书，远行数千里，历时三年，于崇德七年十月抵达盛京，丹书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太宗亲率八旗王公大臣迎使者于怀远门，隆重接待，屡设大宴。第二年五月，太宗遣察干格隆等喇嘛随来使往西栽，致达赖、班禅、藏巴汗、顾实汗、红帽喇嘛噶尔马等人各书一函，称五世达赖为“大持金刚喇嘛”，“恭候安吉”，赠金碗、银盆、玛瑙杯、水晶杯、玉杯、镀金甲、金银带、宝刀等物，致斑禅之词与礼物，均与达赖相同。双方之间第一次建立起友好关系。
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等人，因顾实汗奏称达赖“功德甚大”，宜延请至京念经，“以资福颐”，遣使往迎达赖，五年再派使臣往清。顺治九年五世达赖至京，世祖接见达赖于太和殿，厚加礼遇，并特于德胜门外建西黄寺让其居住。十年四月十八日，世祖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赍金册、金印、册封达赖，册文用满文、汉文、及图伯忒文（即藏文）撰写。册文说：
“朕闻兼善独善，开宗之义不同，世出世间，设教之途亦异，然而明心见性，淑世觉民，其归一也。兹尔罗布藏扎卜素达赖喇嘛，襟怀贞朗，德量渊弘，定慧偕修，色空俱泯，以能宣扬释教，诲导愚蒙，因而化被西方，名驰东土。我皇考太宗文皇帝闻而欣尚，特遣使迎聘，尔早识天心，许以辰年来见。朕荷皇天眷命，抚有天下，果如期应聘而至，仪范可亲，语默有度，臻般若圆通之境，扩慈悲摄受之门，诚觉路梯航，禅林山斗，朕甚嘉焉。兹以金册印，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达赖喇嘛，应劫现身，兴隆佛化，随机说法，利济群生，不亦休哉。印文曰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怛达赖喇嘛之印。”［1］
顺治帝又遣内大臣修世岱赍金册、金印，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勉其“益矢忠诚”，“作朕屏辅”。至此，西藏直接与清朝政府建立了朝贡关系、隶属关系。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去世，第巴桑结专权，秘不发丧，遇事假传达赖之命施行，愈益横暴，并唆使准噶尔汗噶尔丹扰清，又欲谋杀顾实汗之孙拉藏汗，于四十四年为拉藏汗击杀，康熙帝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拉藏汗奏废第巴桑结所立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另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六世达赖，青海蒙古台吉不信，别奉于里塘出生的噶尔桑嘉穆错为七世达赖。康熙帝以拉藏汗与青海诸台言不睦，惧其会导致削弱对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的抵御，遣侍郎赫寿入藏，会同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四十九年初，班禅、拉藏汗与西藏诸寺喇嘛，会同“管理西藏事务侍郎赫寿”，奏请册封伊什嘉穆错为六世达赖喇嘛，康熙帝允其请，给以金印、金册。但是青海众台吉不信不服，迎噶尔桑嘉穆错至青海坐床，奏请朝廷册封，并请送居西宁宗喀巴寺，康熙帝遣兵护送其至宗喀巴寺，不久返居里塘。五十七年准噶尔军入侵西藏，杀拉藏汗，幽禁其所立达赖，西安将军额伦特奉诏领兵数千往援，遇伏败殁。帝命都统法喇统兵屯里塘，保护青海台吉所立之六世达赖噶尔桑嘉穆错，授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青海调度，以延信为平逆将军，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率大军，进藏袭击准噶尔军，护送六世达赖，青海蒙古汗、王、公、贝勒、台吉各率所部从征，于五十九年将准噶尔军驱逐出藏。延信遵旨册封噶尔桑嘉穆错为六世达赖，在布达拉举行坐床仪式。康熙帝命留蒙古、满洲、绿旗兵四千驻守西藏，以公策旺诺尔布统领，令额驸阿宝，都统五格参赞军务，封效忠于清助军击敌的空布之第巴阿尔布巴、阿里之第巴康济鼐为贝子，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授颇罗鼐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命隆布奈管理前藏，康济鼐管理后藏，授阿尔布巴、康济鼐、隆布奈、扎尔鼐和颇罗鼐为噶隆。
雍正元年，撤回驻藏之兵。雍正三年令贝子康济鼐往前藏，“总领办事”，并兼管阿里。当其去阿里时，前藏事务由贝子阿尔巴布总领办理。五年，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三噶隆忌恨康济鼐，将其杀害，欲通策妄阿喇布坦，又发兵前往阿里，进攻颇罗鼐。颇罗鼐领兵反击，并上报朝廷，请发兵进藏平叛，雍正帝遣吏部尚书查郎阿统兵一万五千往讨。大军未至，颇罗鼐已领兵杀至前藏，驻藏大臣马喇、僧格至布达拉守护达赖，各寺喇嘛将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鼐等擒获，送交马喇，平定了叛乱。查郎阿抵藏后，诛首逆，奏上善后事宜。雍正帝奖嘉颇罗鼐，封为贝子，赐镐兵银三万两，令其总理藏务，并以其保举的色朱特色布腾，策凌旺扎尔授为噶隆，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兵二千，分驻前后藏镇摄，三年一代。不久，雍正帝又晋封颇罗鼐为贝勒，以其长子珠尔默特策布登统阿里诸路兵保西藏，授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并允其请，命礼部铸给“办理卫藏、噶隆事务多罗贝勒”
银印一颗，交颇罗鼐掌管使用，以便其“行文管理地方”。清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统辖更为紧密。
二、藏王专权谋反 皇上失察误事
乾隆十五年，西藏局势十分紧张，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调兵遣将，阴谋叛乱，差一点导致据藏分裂的大祸。这一危局的出现，与乾隆帝对西藏之事处理欠妥，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乾隆帝即位以后，在西藏问题上继承了皇父雍正帝的政策，不断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这一方针，本来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的错误在子，盲目沿袭了世宗过分依靠、重用颇罗鼐以统辖西藏的错误做法，颇罗鼐对平定阿尔布巴等人的叛乱，防止准噶尔军的再次侵入，密切藏区与中央的联系，的确是尽心殚力，坚决斗争，立下了功勋，因而为帝重用和信赖。雍正帝将颇罗鼐从扎萨克一等台吉连续晋封至贝勒，授予他掌管西藏军政事务的权力，并因其“输诚效力”，所训练的藏兵大有进步，“较前气壮”，而将驻藏之兵减为五百名。颇罗鼐本人也诚心归顺清帝，矢忠朝廷。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在清帝的厚待和支持下，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他训练骑兵一万，步兵一万五千，防守各要隘，使准噶尔军不敢复侵藏地。他逐渐成为实际上主管藏区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达赖时又年少，潜心学经，虚有其位。就连达赖、班禅每年轮班遣使入贡，都是正使、副使同行，达赖、班禅之使为正使，颇罗鼐派副使，一起至京朝贡。
乾隆帝对颇罗鼐更为信任，更加依赖，也对其更为优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他下谕晋封颇罗鼐为郡王说：“西藏贝勒颇罗鼐，“遵奉谕旨，敬信黄教，振兴经典，练兵守卡”，甚为勤勉，
著加恩封为郡王。［2］他晋封颇罗鼐之长子扎萨克一等台吉珠尔默特策布登为辅国公，授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为扎萨克一等台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他又下谕说：西藏郡王颇罗鼐，“素效忠诚，勤劳懋著。自联御极以来，一心靖共，凡事俱竭力奋勉，办理妥协，殊属可嘉”，著加特恩，将其子内封一长子。
“长子系日后袭王爵总理彼处事务之人，关系紧要”，著谕告驻藏大臣傅清，将此旨晓谕颇罗鼐，在其二子内择一“才堪继续、悦服众心、裨益公务者保奏，候朕降旨”。傅清随即奏称：谕告颇罗鼐后，其举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帝遂下谕，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封为长子，因珠尔默特策布登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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