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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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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枪炮声轰天震地，国统区和平呼号不绝于耳，新政协似乎还不是最强音……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多次致电香港：一定要安排李济深在1948年冬天到达解放区。
可是，李济深此时正忙于接待客人。
此时，关注李济深的不止是民主阵营。
总裁独裁，蒋介石闹得一个执政党人怨沸腾，党内党外无不寻找替代人选。李济深本来在国民党中就有深厚的人脉，又在香港打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俨然众望所归。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因金融危机辞职后，调任广东省主席。贬职广东之后，宋子文立即把触角伸向毗邻的香港。1947年11月，宋子文派代表到香港联络李济深，提出组建一个“和平统一大同盟”，由李济深担任主席，而后联合民主党派与西南地方势力，请蒋介石“出国半年”，逐步接管中央政权。这次活动没有得到李济深的同意。1948年6月，宋子文又亲自到香港找李济深。
宋子文不但是蒋“总统”的妻兄，而且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国际背景深厚。李济深不但是广东派系之元老，而且可以与蒋介石分享“黄埔系”之军队资源，人事资本雄厚。宋子文自称有美国支持，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和云南的龙云等，再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在广东另组政府，推翻蒋介石，直接与共产党谈判。
香港还来了一位美国贵客——前国民政府招商局局长蔡增基。
离职后的蔡增基多年侨居美国，不问国内政事。1948年秋，却有几位美国议员恳请蔡老出山。惯于操纵别国政局的美国政客，打算在中国换马。他们认为，李济深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领袖，足以取代声名狼藉的蒋介石。蔡增基与李济深素有交往，被选中作说客。他携带的信息是：美国政府将提供大量美援，支持国民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取代现领导。中国积贫积弱，从晚清到北洋，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图谋天下的集团从来都依靠外国援助。美国政界当然以为，美元，对于中国政治家，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无论是美国还是宋子文，合作的前提都是反共。这就引起民革内部的警惕。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朱蕴山、梅龚彬等都主张不要理会，但李济深依然来者不拒。
香港开始流传对李济深的猜疑……
众所周知，李济深虽然是反蒋宿将，却并非一贯联共。
“本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老蒋把李济深剥夺殆尽，李济深当然要联合国内最大的反蒋力量——中共。但是，这种合作是否已经巩固，人们还要观察。
近来，李济深更频频派人与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联络。据说，李济深还要与李宗仁联合倒蒋……
人们担心：如果别的势力能实现李济深的反蒋宿愿，那么，他是否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呢？
李任公乃韬晦之人，平时不与他人轻言心事，就是老友相处，也正襟危坐。近来，李公馆宾客盈门，但是，谁也把不准李济深的脉搏。
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张克明发现，近来，任公经常掏出随身佩带的玉佩，在大腿上一下一下地摩擦……
那是李济深犹豫不决时的习惯动作！
李公馆的政治动向，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频频到府拜访。公开理由是，关注任公的安全。
主持中共香港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更把李济深作为重中之重。
李济深是潘汉年的老相识。1933年福建事变时，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曾多次与李济深会谈。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深在广西桂林主政，坚决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愉快。后来，周恩来曾策划组织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担任司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加强联系，秘密筹组党内革命组织，共同开展斗争。但是，如何在派系丛生的国民党内部推举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主持大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6年3月，为了欢迎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抵达重庆，在重庆广东酒家举办了一次盛大宴会。宴会的举办人居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两位重量级人物。冯玉祥在欢迎词中还说：“希望他来领导我们大家，努力以救国家！”李济深在中国政坛的地位，当即凸现。
时人不知，这次宴会的举办，源于中共周恩来的授意。
得到各方支持的李济深，在国民党内部广泛活动，联合各个反蒋派、民主派，逐步形成民革这个大党派。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李济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电示潘汉年多做争取工作，不使其落入美帝圈套里去。
潘汉年得知美国政界派来说客，立即布置马万棋先行“拦截”。
蔡增基从美国来到香港，首先约见故友之子马万棋。三十多岁的马万棋是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虽然身为富商，却颇为赞赏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为新政协出力。
蔡增基也是一位爱国人士，同意充当说客的前提，是于中国前途有利。经过马万棋的恳谈，老人恍然大悟，原来，美国的愿望不过是在中国扶植亲美势力。
面对八方来客，李任公自有主张。
老成持重的李济深在与蔡增基的交谈中指出：由于在中国内战中扶助蒋介石反动腐朽政权，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正义形象已经丧失殆尽。现在的中国，无论政界还是知识界，反蒋反美已经成为主流。
已经不积极充当说客的蔡增基赧然告退。
老谋深算的李济深更有办法检验宋子文。他没有简单拒绝对方的合作要求，而是提出一个反条件：释放广东政治犯。
来客顿时狼狈。政治犯都是由保密局控制的，一切听从蒋总统处理。天潢贵胄的宋子文，也做不得实际事情。
这样，广东说客也铩羽而归。
李济深何许人也！
针对谣言，何香凝慨然发言：“这是法西斯挑拨离间的伎俩！任公和贤初（蔡廷锴）决不会与他们合作，毁弃自己的光荣历史！”
“李、蔡不会毁弃光荣历史！”一时间传遍香港。
可是，蔡廷锴都北上了，李济深却还滞留香港……
对于李济深这样的沉稳人物，说客与谣言都难以发生效用。
识时务者为俊杰，决定任公战略选择的，是客观形势而不是主观意愿。
李济深判断：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反动实力目前尚不大弱。中共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还要打两三年。
尽管高估了反动实力，但也应该承认，李济深的时间表与毛泽东近似。战争还要打两三年，是当时军事家的一致看法。
夺取全国政权还有两三年，与其蹲在哈尔滨看共产党打仗，还不如留在香港积极活动。别人主张积极参与新政协筹备，李济深却把工作重点放在军事策反上。李济深总是认为：民革的特长在军事，瓦解国民党军队，才是民革为新政协做出的实际贡献。
而从事策反活动，香港显然比哈尔滨方便。李济深安居香港，向中国各地秘密委派民革军事特派员……
美国拉、中共促、老蒋整、党内抬，香港罗便臣道92号的李公馆，一时间门庭若市。
昔日被报章贬斥为“蜗居香港的过气政客”，如今一身系得天下政局。
方此之时，欲请任公离开众星拱月之香港，奔向冰天雪地之哈尔滨，岂可得乎？
第五章 恩仇似海（1948。11。31—12。31）
反蒋宿将李济深与共产党何尝无怨？“四一五广州事变”险些抓到邓
颖超。
1．胡愈之修改毛泽东的时间表
2．李济深身不由己
3．周恩来心细如发
4．圣诞夜，到处都有大动作
松花江的冰凌化了又冻，1948年美丽的夏秋已经过去，新政协的两大要角，民革的李济深、民盟的张澜都还没有到达哈尔滨。
许多书籍都记载了李济深、张澜积极奔向解放区的历程，但是，很少有人回答：“五一口号”之后的半年多时间，他们在做什么？
谁能弄清李济深和张澜当时的心理，待机？观望？犹豫？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费心也许多余，后来，李济深和张澜毕竟都到了解放区。
那么又有个问题：他们最终决定出行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大处总结历史，往往忽视个人动机。然而，文学却必须探求人心。得人心者方得天下，得天下者先得人心。正所谓英雄造时势。
想象奠基于事实。琢磨人物心理又必须投入历史考证；考证的结果，却发现战争进程对个人行为的巨大影响。没有解放军大决战的胜利，哪有天下豪杰纷纷投奔解放区？正所谓时势造英雄。
历史的时间表规定着人物的出场时刻，人物的具体行为又构成了历史的图景。
这就使我们更加重视毛泽东设计的时间表。
1．胡愈之修改毛泽东的时间表
成大事者，必有预见之能。抗战初起，毛泽东预言要打持久战，抗战果然打了八年。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宣布：“五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为政协会议拟定的开幕时间是：当年秋季。
这样，1948年召开政协会议，1951年解放全国大陆，毛泽东提出政治、军事两个时间表。
历史进程，却把两个时间表都修改了。
公元1949，战争提前两年胜利，政协推迟一年召开。
没人因此贬低毛泽东的预期水平。因为提前胜利的战争是他指挥的。
没人因此断定开会比打仗还难。因为这战争规模太大。
不过，修改时间表总说明了些什么。这起码可以证明，召开新政协，绝非易事。
时间表的首次修改见于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提出时间表与修改时间表都在1948年：3月份时预计还有三年，九月会议也估计“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到了11月，就预计还有一年，两个月中竟产生偌大的变化！
人们一般以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大决战进程加速而做出的修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影响毛泽东判断的还有一个文人，他就是胡愈之。
胡愈之是中国民主阵营的干将。
亲身经历1927年血腥的“四一二事变”的周恩来曾说，有两件事他终生不能忘记：一是郑振锋等公开发表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屠刀之下，还是有奋不顾身的中国知识分子为共产党申冤！两件事中的第一件“抗议信”，就是胡愈之起草的。
胡愈之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进步文化运动，曾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创办《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刊物，筹划创立生活书店，出版《鲁迅全集》，策划组织中国救国会。抗日战争中，胡愈之到新加坡为陈嘉庚办《南侨日报》，开创中国学者研讨国际问题之风气。除此，他又组建并领导了民盟新加坡支部。
为了响应“五一口号”，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从新加坡到达香港，又于夏季秘密乘船到达解放区惟一的港口大连。大连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李一氓也是文化人，与胡愈之相遇，相谈甚深。胡愈之说：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毛泽东说的两年。李一氓没有想到这个文人还能估计军事形势。胡愈之还说：除了军事形势之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而且经济崩溃，人心崩溃，现在，国统区的人民希望解放军胜利都等不及了！
振聋发聩！身处解放区的李一氓被海外归来的胡愈之说服了。李一氓立即报告旅大区党委，决定专门护送胡愈之去西柏坡，将这个见解报告毛主席、党中央。
不久，胡愈之到达河北平山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李家庄。11月，新华社的社论就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表改变了。
李一氓判断：“显然毛泽东同志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双方的态势，作了更为准确的分析，把胜利时间缩短了一年。”
后来，胡愈之长期主持民盟的组织工作、新闻工作，直到担任民盟代主席，为统一战线工作贡献甚巨。但是，李一氓认为，1948年对于革命进程的判断，是胡愈之平生最大的贡献。
居住在偏僻的西柏坡，毛泽东十分乐意接待远方来的文人。历史学家吴晗从昆明辗转上海来到西柏坡，随身携带自己的文稿《朱元璋传》。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看书，与吴晗畅谈两次，还对全书提出修改意见。历史学家感叹，中国历代开国者多是少文之辈，毛泽东一代文化素养最高！
文人，在判断政治大势方面，并不一定比军事家差。
就在新华社社论发布毛泽东的新时间表的前一天，南京，“总统”国策顾问陈布雷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据说，不久前，蒋介石拿着新华社的文章质问陈布雷：“你看看人家的文章多有力！”
陈布雷嘟囔：“毛泽东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这位国民党的“文胆”给蒋介石起草过无数讲稿，他已经敏锐地感到国民党前途的渺茫，而国民党总裁的颟旰，更使他绝望。
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连控制最严的空军，也有几个飞行员驾驶轰炸机升空，在南京上空投下炸弹。尽管没有炸中总统府，却震撼整个首都，震撼了陈布雷的心灵……
蒋介石隐匿了陈布雷的死因。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蒋介石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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