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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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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了！
外国记者纷纷猜测：中共是否正在策划重大问题？
刘少奇正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
苏共虽然长期支持中共，但是，也长期与国民党保持亲密关系，而且还以蒋介石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抗战胜利后蒋经国还专程访问斯大林，要求苏共支持国民党。因此，中苏两党的关系，也需要“磨合”呢！
前此毛泽东访苏未能实现，中共中央现在派遣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就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同苏共政治局交换意见，同时，申请苏联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海空援助。
斯大林尊重中共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取得的胜利，斯大林注意倾听刘少奇的报告。
斯大林表示：“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是正确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斯大林还说，“你们将来把共同纲领变成宪法，那就要经过选举。现在的政府是多党联合，不利保密，将来共产党在选举中占了多数，就可以建立一党政府。”
斯大林对刘少奇介绍的1950年1月成立中央政府提出意见：“解决重大问题掌握时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嘶大林提醒，“要注意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于涉！”斯大林允诺，“中国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
两党谈判的气氛越来越融洽。斯大林把刘少奇请到郊区的孔策沃别墅。斯大林向刘少奇敬酒：“革命的中心从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
刘少奇不敢饮下这杯酒。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不能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刘少奇强调：“还是中共要向苏共学习！”
斯大林反复劝说，刘少奇就是不饮！
旁边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都紧张了：斯大林劝酒不喝还没有先例！
刘少奇从心底敬重苏共和斯大林，但是，刘少奇不能接受斯大林对中共的过誉，中共不能骄傲……
刘少奇不知道，斯大林手中还有一封高岗托苏联顾问科瓦廖夫带来的信件，内容为：刘少奇右倾，刘少奇是亲美派！
斯大林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狭隘，斯大林非但没有怪罪刘少奇，还诚恳地表示：“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国共产党执行我们的意见。”
斯大林问刘少奇：“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碍你们了？”
刘少奇赶紧否认，但刘少奇也说：“重庆谈判，本来周恩来去就可以了，不过，毛泽东去了还是有好处……”
斯大林承认毛泽东去重庆有危险，斯大林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
刘少奇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
斯大林感慨道：“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北平，交往频繁的周恩来，6月22日以后遁迹中南海，不接待任何来访。
周恩来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中，连续一周，没日没夜起草文件。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这份文件非同一般：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全国政协的共同纲领就要代行宪法！
毛泽东也在菊香书屋埋头撰写文章。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主要经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6月30日，毛泽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
同日，周恩来走出勤政殿，刮掉七天间长出的胡须。
周恩来撰写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正是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思想纲领。
莫斯科，与斯大林沟通成功的刘少奇，与苏方谈判一切顺利。双方商议：开办大学为中方培训管理人才、修建乌兰巴托到张家口铁路、在大连建设海军学校……
北平，朱德建议：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毛泽东请周恩来召集有关方面商榷。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空军领导机关，派刘亚楼去苏联商谈。
刘少奇会同刘亚楼，同苏联方面商议，计划训练千名飞行员、购买一百至二百架战斗机、四十架轰炸机和大量高射炮……
8月底，刘少奇带着贷款协议与二百名苏联专家回国了。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表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试看今日之世界，谁能封锁中国？
5．美国送来白皮书
国民党迅速败退，整个中国眼看落入共产党手中。长期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面临着如何向国会交待的问题。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回顾了1944年以来美国参与中国政治的进程，相当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调处国共冲突中实际支持了国民党。美国国务院急于卸去“将中国交给共产党”的责任，把中国政局的转变，归因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腐败与独裁。
奇书一出，中国震惊。
后台老板揭老底，比对立派骂人更可信，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中简直抬不起头来。一些支持蒋介石的美国议员气愤：国务院白皮书简直是对盟友的背叛！国务院也担心被激怒的蒋介石会报复。
没想到，国民党仅发表了一个语气平和的抗议声明、因为这不是挤走美国将军史迪威的抗日战争时期了，如今，美国人用不上实力虚弱的蒋介石，蒋介石也不敢开罪美国人。
李宗仁却被鼓起热情。
美国使馆公使衔代办克拉克由顾问何义均陪同，主动拜访李宗仁。
克拉克介绍，美国外交政策有两大支柱：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在亚洲支持蒋介石。前者成功了，而后者的失败，全是因为蒋介石政府贪污无能。
克拉克喟叹：中国只有共产党与蒋介石两大势力，缺乏介乎其间的第三势力。难道人口众多的中国就没有主张自由民主的中间分子？
李宗仁明白，美国人是在鼓励自己建立并领导第三势力。
李宗仁立即邀请几位颇负时望的人士到广州聚议。
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美国使馆顾问何义均、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程思远等人反复商讨，提出组党方案。李宗仁决定：顾孟余出面领导，李宗仁在旁支持，程思远居中联络。
一时间，“第三势力”在粤港声名鹊起……
北平的罗隆基则大呼美国人不聪明。
白皮书提出寄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此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是指离去的胡适与李宗仁，而是指北平的罗隆基与张东荪。罗隆基此刻正在积极参与新政协，这下岂不引起共产党的怀疑？
司徒雷登在上海曾托罗隆基带信给周恩来，说是只要中共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美国可以提供六十亿美金援助。罗隆基没有传这个话，他对罗涵先说：形势已经一边倒，再传这个就是笑话！
见到中美关系的变化，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张东荪此刻也消沉下来……
对白皮书敏感的不止罗隆基、张东荪。
美国人还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产生“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基础。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联系工商业者的政党，当然要有态度。
民建主席黄炎培立刻撰写“我对于美国这份白皮书的看法”，又召集民建在北平的领导人讨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作不成”的公开声明。
民建声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和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激赏这个声明。毛泽东当即给黄炎培写信：“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深感知遇，立即回信，介绍此文系由孙起孟起草，并且表示：民建接受团结全国民族资产阶级任务，希望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又回信勉励。毛泽东一向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美国的影响不小。民建此举，表明民主党派不仅在内政上放弃中间路线，在外交上也勇于反帝。
善于坏事变好事的毛泽东，把白皮书看作美国人送给新中国的贵重礼物——促人清醒的反面教材！
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间，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那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文化。”
各民主党派组织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文章。许多民主人士认为：毛泽东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批驳白皮书，不如说是教育国内知识分子。
美国的一本奇书，反而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促使新政协在筹备阶段进一步统一了外交思想。
6．名角汇聚，好戏连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跑得还快，远在华南的香港，也能望见北方的蓝天。
《华商报》不断刊登套红标题，报道解放军的进展，色彩越来越红。大家都知道这份报纸有中共背景，于是，《华商报》变成中共的驻港联络站了。
青年学生陈吴想投奔解放区，可香港此时北上成风，连船票都买不上。陈吴找到《华商报》，找到读者版专门联系读者的编辑吴获舟。吴获舟明里是《华商报》的编辑，暗中负责转运人员去解放区。吴获舟安排一批华侨和港澳学生乘“泽生轮”去天津。由于台风影响，“泽生轮”推迟出港，就在这个期间，国民党特务炸沉了“泽生轮”。吴获舟要陈吴自己决定去还是留。陈吴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报道了“泽生轮”遇难的情况后，又义无反顾地登上征程。
徐立康是中国航空公司仪表员，从《大公报》上见到报道解放区的文章，就投书报社。一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大公报》把徐立康的信转给吴获舟。吴获舟先后三次登门安排，使徐立康夫妇乘船到达青岛。技术人材徐立康到达解放区，立即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空军。
一个山东青年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在家乡解放前逃到香港，沦为苦力。吴获舟向他解释党的政策，还为他买好船票。这个山东青年后来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一些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和中共没有关系，也“白撞”上来，通过这个渠道接洽起义。
李四光返回祖国，国民党特务从瑞士、伦敦跟踪到香港，试图劫持。吴获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区，再通过深圳转运。
华罗庚飞抵香港，吴获舟领着他穿过半岛酒店而不停留，又转到九龙酒店隐藏。
从香港北上的，有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有参加新中国科技工业建设的专家技术人员，有与解放区发展贸易的商人，还有起义人员的亲属。
按照目前多数文章的记载，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有四批——这是转自组织者钱之光的回忆文章。其实，钱之光只是介绍了主要的四批，经香港北上的各方面人士，还有很多批。
据不完全统计：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林一元五人，由章汉夫、李嘉人陪同北上。这是公认的第一批。
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
11月23日，郭沫若等三十多人，由连贯、胡绳陪同北上。一般称为第二批。
12月，还有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庚农、林植夫、卢于道八人北上。”
被称为第三批的是12月26日，李济深等人北上。＿
1949年2月初，还有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等北上。
朱蕴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缅甸登陆艇北上，路过青岛海面，恰遇国民党空军炸沉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
2月份还有吴羹梅、杨美真等北上。
2月27日，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父女、张炯伯力哑子夫妇、叶圣陶夫妇、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及其二子、郑振锋父女。宋云彬、傅彬然、曹禹、邓裕志、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等二十七人北上。
3月，何香凝携女儿廖梦醒、孙子廖辉，由叶文津陪同，乘希腊轮船“大西洋”号北上。
3月14日，黄炎培夫妇、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年、俞澄寰等由刘恕陪同，从香港秘密登船，21日到达天津，25日赶往北平，恰恰赶上参加西苑机场阅兵，迎接中共中央移驻北平。这一批有头面人物，被称为第四批。
“四批”之后，北上的人流依然汹涌。
3月20日，李达、王亚南、郭大力、曾昭抡夫妇、严济慈、黄鼎臣、刘王立明、史东山、白杨、舒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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