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建国--1948-1949中国党派政治日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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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时矣！”　
　　发言态度一致，与会人士把目光转向在座的一位老者。　
　　个子不高的沈钧儒，高额头、长胡须，活脱脱一个寿星老！　
　　沈钧儒在晚清时代就请愿召开国会，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浙江省议员，又加入同盟会。沈钧儒反对袁世凯、反对曹琨、反对孙传芳，沈钧儒参加北伐、参加中华民权保障同盟、发起救国会。参加国民参政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之后，沈钧儒潜赴香港，与章伯钧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谴责南京反动政府，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和领导机构……沈钧儒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沈钧儒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钧随即建议：“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动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这时，在座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发言了。　
　　提起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香港人往往带有几分畏惧。可是，这个潘汉年却有“富有魅力的共产党人”之誉。人们听说，高级间谍潘汉年曾在日军控制之下的香港抢救许多文化名人；人们听说，绰号“小开”的潘汉年娶了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的女儿；人们听说，潘汉年既文雅风趣又豪侠仗义，既见识卓越又谦恭和气，他到哪里哪里就满堂春风……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写道：“兹托潘汉年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潘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较少出席公众场合，参加双周座谈会也不多言。中共中央规定：共产党员在双周座谈会上只能以朋友身份出席，多听少谈，绝不能给人以领导之感。潘汉年谦恭地说：“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地点设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天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在座的惟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我们要高举义旗，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是孙中山倚重的肱骨同志。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的政见，在民革内部极受尊重。　
　　现在就看李济深的态度了。　
　　民革主席李济深是个深沉稳重的人。李济深原本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本来选中粤军名将李济深负责，后来又改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则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国民党内，公认李济深是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可是，在政界，李济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蒋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派的色彩更重。　
　　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教训，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与会十二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但是，关于政协会议的地点、时间，李济深则表示，尚须从长计议……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十二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　
　　一呼百应！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陈嘉庚动作更早，5月4日就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　
　　5月5日致电的还有马来亚霹雳州侨团。　
　　华侨不愧为革命之母，海外侨团相继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马来亚吉灵丹州侨团（5月7日）、逞罗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月16日）、马来亚摈榔屿七十一个侨团“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大会”（5月18日）、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月19日）、旅法参战华工总会（5月）、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5月）、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部执委会（5月）、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支部（5月）……　
　　在港的人民团体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声明（5月）、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等一百二十五人声明（6月4日）、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宣言（6月）……　
　　任何独裁者总有权力不及的地方。蒋介石把反对派统统赶出国统区，却使香港形成反蒋的民主大本营。　
　　国内解放区，中共登高一呼——　
　　海外华人、民主人士齐声响应！　
　　“五一口号”能够顺利推行了？　

　　　　　　　　　　　　　　　　3．猜疑　

　　北来南往，“五一口号”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大家都要开政协，然而具体步骤呢？　
　　5月，6月，7月，三个月过去，中共中央令人不解地迟迟没有正式回答各民主党派的响应……　

　　其实，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此时比谁都急：　
　　4月30日发出“五一口号”。　
　　5月1日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还强调：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周恩来开出二十九人名单：“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5月7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南分局，布置筹备政协会议。　
　　经过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5月14日，潘汉年从香港向西柏坡发报，简要汇报香港各民主党派5月5日对“五一口号”的反应。　
　　周恩来嫌情况简单，立即派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电告香港分局：应将各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和署名全衔电告中央，尤其是致毛泽东电，更应全文电告中央。　
　　可是，香港分局迟迟没有落实周恩来这一指示。　
　　等待一个月，到了6月13日，毛泽东又起草电报，请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潘汉年还是迟迟没有回答……　
　　这不免引起西柏坡的忧虑：难道香港那边有复杂的情况？　

　　其实，此时香港的民主党派也十分活跃。　
　　继十二人联名通电后，各民主党派又各自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告台湾同胞书。　
　　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布宣言。　
　　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布宣言。　
　　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6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　
　　7月7日抗日战争纪念日，中国人民救国会发布《七七宣言》。　
　　……　
　　夏日的香港十分炎热，新政协运动热情更高。　
　　居高临风，楼顶天台正在举行演讲会，演讲者是名士郭沫若，听众是南方学院的大学生们。附近高楼林立，四周楼房的人们都从窗户伸头望着他们，形成一个楼顶群众聚会。　
　　郭沫若演讲如诵诗：“新政协，是民主协商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权的园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郭沫若激情爆发地号召：“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　
　　天台上的同学们热情鼓掌，旁边几个监视的警察很尴尬。郭沫若边走边风度翩翩地朝警察点头致意：“感谢这些先生保护我的言论自由……”这下，更博得四周楼房里的人群的一片喝彩！　
　　北方，南国香港遥望北方，人们迫切地期盼西柏坡的消息……　

　　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急于部署，香港的民主党派等待召集，可是，南北两地，谁也不知对方在做什么！　
　　这不免引起了猜疑……　

　　是不是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能拥护“五一口号”？　
　　从报章上，人们没有找到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态度。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都来自上海。黄炎培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胡厥文是上海机器业公会主席，章乃器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三人身份表明，民建是中国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识分子的组织。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始终受到外国资本与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为了从政治上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从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创建自己的组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后来，民建总部又迁到民族工商业集中的上海。　
　　民建过去的立场是“不右倾，不左袒”，如今，能否站到共产党一边？　
　　北平还有一个九三学社。　
　　抗日战争中，一些科技文教界人士忧虑国家兴亡，经常聚集到许德珩家里讨论时事。在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主张他们组织起来，于是，许德珩等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称“民主科学社”。后来，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又改名“九三座谈会”。重庆谈判期间，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看望毛泽东时谈到“九三座谈会”，毛泽东希望他们搞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1946年1月10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向政治协商会议递交自己的意见书；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后来，总社设在文教人士众多的北平。　
　　令人奇怪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多日，九三学社怎么没有态度？　

　　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民革的响应声明发表于6月25日，明显比别人晚！　
　　有人解释，这不过是工作程序问题。民革主席李济深把起草任务交给宣传部副部长梅龚彬和宣传部秘书张克明。这两人起草之后又要到处征求意见。　
　　也有人问：征求意见的过程那么长，是否因为民革内部的意见不易统一？　
　　就是积极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民盟，也有疑问。沈钧儒、章伯钧不过是代主席，老主席张澜那里的态度呢？　
　　民盟的不少中央委员在上海，可是上海没有传出他们的态度……　

　　　　　　　　　　　　　4．上海乃左右逢源之地　

　　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桂林、香港……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大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那时的人们，习惯把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左、中、右。有人更按住地划分民主党派的立场：香港左，南京右，上海是中派！　
　　这种划分相当武断，却也有几分道理。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国大，当然要在首都南京分一杯羹。国民党在内地取缔反对党，逃亡者自然聚集香港。　
　　可是，上海呢？　
　　无论繁华年代还是战争时期，上海，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舞台——　
　　第一座造船厂、第一间纺织厂、第一个书局、第一部电影、第—……上海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立现代文明的地方。即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之时，上海也依旧歌舞升平，再愚蠢的军阀也不肯打碎这个聚宝盆。何况，上海还有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这又使上海成为政治飞地。　
　　蒋介石从上海交易所起家，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创立，周恩来在上海起义，宋庆龄在上海隐居，上海是中国政治家的潜龙之地！　
　　1948年5月，中国民主同盟的三位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都在上海。他们对中共“五一口号”是何态度？　
　　提起这三位，许多民盟成员都会想起民盟总部宣布解散的历史……　

　　1947年下半年，早已对共产党大打出手的国民党又开始向民盟下手。10月，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　
　　民盟主席张澜等正在上海，南京的民盟中委立即赶往上海出席“御前会议”。民盟中央常委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中委叶笃义等紧急聚议，史良、张云川两人主张对抗，但多数人表示没有别的办法。会议最后决定派黄炎培和叶笃义去南京交涉。　
　　黄炎培是个同各方面都能说得上话的人物。到南京后，他首先请美国大使出面斡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经常表示支持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可是，此时却劝民盟“光荣解散”。黄炎培又找与张澜私交颇好的行政院长张群，张群也态度强硬：民盟总部如不号召解散，各地干部将有七百余人继续被捕，罗隆基有生命危险！　
　　高压之下，黄炎培被迫寻求妥协。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己通告盟员停止活动，同时政府对各地盟员一律免除登记，使他们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　
　　黄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