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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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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纯属猜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阿弗纳把那个金发女孩带到了他的房间，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像卡尔那样，胸部有一个弹孔，此时正躺在床上？
很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卡尔——如果所有的人都会干这样的事，只有卡尔不会干这样的事——会干这样的事？谨慎的卡尔——斯蒂夫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雷达”卡尔，他总是把头从书中抬起来，说：“伙计们，有人要按门铃了。”一分钟后肯定就有人按门铃。卡尔有一条绝对原则，执行任务时绝对不带人到安全屋或者酒店的房间里来。有一次，罗伯特在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把他带到了法兰克福的公寓里来，卡尔听说这件事后暴跳如雷，一个星期没跟罗伯特说话。当时，阿弗纳替罗伯特辩护，因为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罗伯特不叫他从前的好朋友来他公寓的话，会更加让人怀疑。但是卡尔在这个原则上绝不让步。他很可能是对的。
但是，卡尔掉进了一个温柔陷阱——一个最老套、最低劣的诡计之中。
也许他认识那个金发女孩？卡尔交际很广，比其他人认识的人都多，因为他在外面待的时间最长。难道那个金发女孩是他认识并且信得过的人？
他到底知道卡尔些什么？阿弗纳看着自己伙伴的脸庞，开始纳闷起来。这张脸他曾经是那么熟悉，现在却死气沉沉，两眼紧闭，面容紧绷，嘴唇紧锁。他对他的了解可能比其他人都多，他们住在一个房间，跟他共同承担制订方案和领导的重任。但即便如此，阿弗纳对他的了解也不多。阿弗纳记得，卡尔出生在汉堡，20世纪30年代末他六七岁时被父母送到了以色列，在那海瑞亚跟姑父和姑妈生活。上了个农业学校之后就去了部队。被“穆萨德”选中之前一直担任指导员。会拉小提琴。读了很多书。阿弗纳还记得卡尔告诉过他，他离过一次婚，前妻是个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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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德国人。她由于痛恨纳粹党，战后移居以色列，结果因神经衰弱不得不住进医院。后来他娶了个已有一女的捷克女人。阿弗纳知道卡尔非常喜欢这个女儿。只要有时间，他就给她写很长很长的童话故事，还配了又细又长的插图。她和母亲住在罗马，他每个月至少给她寄一个童话故事。
阿弗纳知道的就这些。除此之外，他还知道，现在卡尔死了，躺在伦敦一家酒店房间的床上。
有那么一瞬间，阿弗纳对他非常生气，拳头不由自主地攥了起来。他想使劲摇他，大声对他喊叫，用拳头揍他的脸。这个可怜的该死的诚实的谨慎的勇敢的卡尔。这个“雷达”卡尔。这个轻信的卡尔。这个想知道自己会不会飘浮在空中的卡尔。
突袭兹威特之后，在拉提那的安全屋里，当其他人都在庆贺的时候，卡尔却对他们说：“伙计们，我不会高兴得跳起来。我们还只干掉一个，没什么好庆祝的。”
除了卡尔，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除了卡尔，别人这样说他们也不会听。他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卡尔有权利说任何话。
现在，卡尔死了。然而任务还要继续。谁杀了卡尔，谁就要付出代价。
“爸爸”的人——“爸爸”的三个人——半个小时后来了。他们在门上敲了三次，阿弗纳让他们进来。他们跟阿弗纳说的是英语，而自己人之间说的是意大利语。他们带了一辆很大的行李车和一个黑色的装尸体的塑料袋子。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们的头对阿弗纳说。“把两个房间的钥匙都给我，你的和他的。不要办理退房手续，不要担心你的行李。”他把伦敦的一个地址给阿弗纳。“在那个地方等我们。我们会帮你退房，今晚会把手提箱送给你的。”
那个年纪最大的意大利人穿着一套黑衣服，说话的语调跟殡仪员一样阴森。也许这就是他的职业。阿弗纳记得他有一次跟“爸爸”见面时“爸爸”说的话：“如果你要挖一个墓穴，我就给你派一个挖墓的人来。费用不高，好不好？”谁知道卡尔的尸体会送到哪里？但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不能让英国当局知道：否则的话就意味着这次任务走到了尽头。更糟糕的是，它也许要以一种最为尴尬的方式连累以色列。
“也许哪个地方有个弹壳。”阿弗纳说。“因为床单上有血迹。”
“别担心。”“爸爸”的人回答道。“一切我们都会处理好的。”
阿弗纳不怀疑他们会处理好这一切。要么通过收买的方式，要么通过行窃的方式，要么结合这两种方式。伦敦也是一样，金钱是万能的。酒店里的一些服务人员肯定会被说服，不会声张。到明天，那个小客厅就会污渍全无，准备迎接下一批客人。
三天后，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在法兰克福见面了。他觉得他们肯定会把卡尔的死归咎于他。他当然应该受到责备。毕竟，他注意到了卡尔那几天很脆弱。他已经怀疑那个女孩了。否则的话，他会带她去自己的房间的。难道他没有义务警告卡尔吗？管卡尔怎么想呢，这不是人气指数竞赛。作为这项任务的领导，就意味着要有勇气做出也许别人不喜欢的决定。虽然这种勇气与面对炮火时的勇气不同，但都需要勇气。阿弗纳没有这种勇气，所以卡尔的死就是他的错。
但他的伙伴们似乎不这样想。
尽管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他们都感到震惊、悲哀和气愤。汉斯咕哝了一句“拿剑的人死于剑下”，但是遭到了斯蒂夫愤怒的驳斥：
“我就不想听这种假装神圣的废话。”他大叫起来。“奇亚特的孩子们拿了什么剑啊？被恐怖组织头子们杀害的人中，多数人手里从来就没有过枪。这一点你跟我一样清楚。”他语气平静了一些，接着说，“可怜的卡尔干女人的机会应该多一些的，那样他就不会栽在他妈的第一个勾引他的荡妇手里了。”
“你肯定，”罗伯特问阿弗纳，“是她亲手杀的，还是她只设了圈套？”
“我想是她亲手杀的。”阿弗纳回答道。“不，我不能肯定。但我一搞清楚她是谁，以什么为生，我就能肯定了。”
“任务怎么办？”汉斯问道。“暂停吗？”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弗纳认真地考虑着。
“我觉得，”最后他说。“我们当然要汇报。如果他们想让我们停下来，他们会告诉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问都不要问。除非我们接到他们的指令，否则，我们是不会继续干的。但与此同时，我要搞清楚那个女孩是谁。大家同意吗？”
尽管阿弗纳没有把“‘搞清楚那个女孩是谁’这件事不向特拉维夫汇报”这句话说出来，但他们都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第二天，他们四个人飞到日内瓦。阿弗纳在保险箱里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第一次使用了个人的账户，取了一万元现金。其他人也从自己的账户上取了一万元。尽管他们不会去碰卡尔的账户，但伊弗里姆会保证他的遗孀收到账户上应有的钱的。同时他们想把自己的四万块和卡尔的遗物交给她。当天晚上，汉斯和斯蒂夫飞到罗马去见她。阿弗纳也想过，作为领导，他应该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他还是决定算了。处理这些问题，汉斯比他更在行。
阿弗纳飞到了巴黎。
他见到路易斯，把伦敦的费用结了，之后向他描述了那个金发女人的情况。不到一个星期，路易斯就跟他联系了，说有四张照片让他看一看。都是黑白的，有一张是在被拍人知道的情况下拍的，其余三张像是监视员用长镜头拍的。阿弗纳立即把监视员拍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边：很显然不是这个女人。他仔细地看着其余三张照片。
照片中的三个女人都大致符合他给路易斯的描述。照片是黑白的没有关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头发的颜色，甚至因为隐形眼镜的使用，眼睛的颜色是最容易改变的。阿弗纳希望能闻到照片上的味道：他知道他可以闻出那种香水的味道。事实上，他只花了几分钟就挑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从巴黎的一家药店走出来。
“这张，”他对路易斯说。“这个女孩是谁？”
“你把她挑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这个法国人没有直接回答阿弗纳的问题。
“为什么？”
“其中一个人过去六个月来一直在瑞士监狱里。”路易斯说。“第三张中的那个人死了。药店里的这个人叫珍妮特，荷兰人。”
“她是谁？干什么的？”
“如果你给她的钱够多的话，”路易斯回答道。“她替你杀人。”
他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吃惊。虽然在国际恐怖活动中用枪来杀人的是男性，但其中也有几十个女性。而且，很多参与恐怖活动——或者一般暴力犯罪——的女性都只起一个辅助作用。有些女性恐怖分子臭名昭著，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特瑞斯·哈尔希、德国的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葛布雷尔·克罗舍·提德蔓，或者美国的伯拉丁·多恩和凯瑟·布鼎。她们不仅仅负责管理安全屋，做监视员，或者开车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有几个女人还装炸弹，持枪械，劫持飞机，或者在国际恐怖活动中担任指挥者。有些人顺其自然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有些人企图证明女人跟男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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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他们被其他犹太人同化了。他们没有居住在犹太人居住区。他们几乎没有被猎取的动物那种求生的本能，那种加里西亚犹太人为了生存养成的惟利是图的天性。“野客”彬彬有礼、守时有序、干净整洁。他们家有藏书，他们听古典音乐。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些加里西亚人也读书，也听音乐——“野客”对欧洲文明的看法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们希望以色列成为犹太人的斯堪的纳维亚，有许多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曲子，有许多艺术馆展示伦勃朗的艺术作品。
“野客”对公民道德也有不同的看法。在紧缺时代，他们希望什么东西都定额供应，然后井然有序地排队去获得。他们随时准备接受命令，或者发布命令，而不是让别人来组织安排，投机取巧。他们也许有点自负，但守时有序。在“野客”居住的伟大的那海瑞亚市，他们建造的一排排楼房，整洁有序，毫不杂乱。在很多方面，他们比德国人更像德国人。
阿弗纳知道加里西亚人的宗族意识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他们只顾自己——这个非常实际的词汇“自己”意指东欧的犹太人，主要指波兰人，也许还有俄国人。他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圈子。最好的工作，最好的机会都被他们得到了。集体农场的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似乎永远在他们手里。在应该送谁的孩子上医学院这样的问题上，当然分数和年龄都没关系。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当然非常民主：集体农场开大会投票决定，但是，最后得到这个机会的人肯定是加里西亚人。
不管是否准确，这种看法——或者如阿弗纳所说的觉悟——在农场时渐渐形成，而且越来越强烈。入伍以后，他一直持这种看法。在以色列，掌权的都是加里西亚人，其他犹太人——德国人、荷兰人或者美国人——掌权的很少。如果加里西亚人想得出办法的话，东方犹太人几乎沾不上边。
阿弗纳持这种看法并不是说他感到沮丧、生气或者委屈。相反，他要跟他们竞争。他要在加里西亚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他们。他要成为一个无可匹敌、鹤立鸡群、战无不胜的人，最终成为众人之首。也就是说，战胜加里西亚人，战胜集体农场的农民。无论他们有多么聪明、多么伟大、多么坚决、多么厚颜无耻，他都要打败他们。
也许要步父亲的后尘了。
对一个没有希望取胜的人来说，要被以色列接纳，只有一个办法。即使对一个在内心里觉得只有在法兰克福才更像在家里的“野客”来说，也是这样。这个办法就是成为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身处险境的哈兹翁，一个力挽狂澜的荷兰小男孩。
直到1964年，也就是阿弗纳在集体农场的最后一年，他才发现父亲是个秘密间谍。实际上没人告诉他。如果有人告诉他，那个词也不是“间谍”。他母亲也许说过，你爸爸在为政府工作。别人说的时候，很可能会不自觉地把声音降下来：噢，你知道他在给谁做事吗，给“穆萨德”。 如果翻译过来，这个希伯来词汇的意思是“学院”，可以是生化研究院，也可以是交通安全学院。但是如果单独使用，“穆萨德”这个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指那个相对较小、严密警戒、受到高度尊重和非常秘密的组织”。它被看作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绝对生死攸关的一个组织。
阿弗纳有好几个室友的父母干的都不是一般的工作。有两三个人的父母是部队里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只有一个男孩的父亲在为“穆萨德”“做事”。
一天，阿弗纳正好跟这个男孩一起站在大门口。那个男孩的父亲把车停在他们面前，他是来看他的孩子的。阿弗纳也希望有朝一日他的父亲能来看他。那个人从车上下来，跟他的孩子打招呼，扶着他孩子的肩膀摇了几下，又用拳头在他的背上捶了几下。然后目光落在了阿弗纳身上。
“这是阿弗纳。”他的儿子说。
“很高兴认识你。”那个人说，几乎要把阿弗纳的手捏碎。“你是新来的？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阿弗纳告诉了他。
“那么，”那个人饶有兴趣地看着阿弗纳说，“你是他的儿子，好！见到他，请代我向他问好。”
“你认识我爸爸？”阿弗纳有点吃惊地问。
“你问我我认不认识他？”那个人说完，带着他的儿子穿过了大门。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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