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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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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很高兴的。”阿弗纳礼貌地说。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高兴。他怀疑兹弗·扎米尔也许就是父亲一谈起来就非常不高兴的神秘的“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以色列最窄部分的距离,紧赶慢赶也要大约一个小时。而那个星期六他们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阿弗纳记得,他们把车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栋楼前时,还不到十点。
  阿弗纳认为他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不过,他几乎无法相信。首先无法相信的是扎米尔将军,其次无法相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经下车,示意他跟着他。大门外面站着一个警察,他们走近时,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他跟在将军后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虽然不算豪华,但古朴,看上去非常不错,阿弗纳看到墙上的照片时已经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在哪里了,但他不愿意承认。那是她的照片,有剪彩的照片,向印度总理尼赫鲁鞠躬的照片,还有站在本·古里安旁边的照片。
  戈尔达·梅尔走进客厅。她打开门时,阿弗纳看见她是从厨房来的。她的背有些驼了,身上穿一件便服,走路时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她向阿弗纳伸出手。
  “你好吗?”以色列总理说。“你父亲还好吗?”
  阿弗纳不知道自己咕哝了一句什么。
  “很好,很好。”戈尔达·梅尔说。“听见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弗纳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贴身保镖和扎米尔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制服,肩上戴着以色列徽章——一条细细的麦梗穿过一个工程师的量杆。阿弗纳从在部队里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阿里埃勒·沙龙大将军。他是他崇拜的英雄。他们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戈尔达·梅尔问道。“还是喝咖啡?还是来点水果?”
  沙龙将军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弗纳犹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戈尔达·梅尔的客厅里干什么,即使他的第六感觉也无法告诉他。他惊诧不已地看着她走进厨房,又看见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然后在桌上摆放茶碟和茶杯。贴身保镖这时消失不见了。扎米尔将军和沙龙将军没有帮她,在轻声交谈。阿弗纳站起来,随后又坐下,因为梅尔夫人朝他摆了摆手。他入迷地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灰发,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只男式旧表——虽然他以前见过她一次,她乘机去巴黎时他做过她的安全特工,但他从没真正地端详过她。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纳想,戈尔达·梅尔让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开始削苹果,并从扎米尔将军开始,把苹果一片一片地递给他们,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接着,总理开始说话了。
  起初,阿弗纳弄不清她在跟谁说话。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在跟他说话,但她又没有看着他。不过,他发现她也没有看着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扎米尔将军。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他们的头顶,固定在墙上的某一点上,好像她在跟房间外面某个看不见的听众说话。也许她在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说话,在跟整个国家的人说话,虽然她从没提高过嗓门。也许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阿弗纳听着戈尔达·梅尔的话语,心里渐生疑窦。并不是因为她正在讲的内容,她讲得简洁、动情、有力,每一个字阿弗纳都赞同。她讲起了历史,讲起了犹太人仅仅因为想要一个家怎样在世界各地受到袭击和杀戮。她


  2857
  讲起了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怎样在雅典、苏黎世和洛德被杀。就像在三十年前一样,犹太人被德国人绑起来蒙上眼睛杀掉。而其他人却忙着打排球,用黄铜乐器奏着乐曲,举着奥运火炬,而犹太人却扛着棺材回家。犹太人总是孤立无援,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而其他人最多发出一些伪善的噪音。没有人保护他们,只有靠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戈尔达·梅尔说,从敌人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一个避难之所,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即使打仗,以色列也总是有区分的。她不会把自己降低到敌人那个层次。即使在保卫自己的孩子时她也极力奉行克制原则,去设法拯救他们时总是让两只手保持干净,遵从每条文明行为准则,避免不必要的野蛮行为,避免伤及哪怕是一个旁观者的生命。以色列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即使对恐怖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和间谍也是如此。戈尔达·梅尔说,在她看来,谁要让以色列偏离这条道路,她就反对谁。任何违反道德准则的计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违反了,她都会否决。
  总理第一次正视阿弗纳。
  “我想让你知道,”她说。“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责任全部由我承担。”
  她从桌旁站起来。
  “这是我的决定。”她重复道。“你们可以聊一聊。”
  戈尔达·梅尔离开了房间。
  阿弗纳呆住了。对他而言,梅尔夫人所说的关于以色列及其历史的每个事件绝对都是真的。但是她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呢?或者为什么要跟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兹弗·扎米尔将军说这些呢?为什么“穆萨德”组织的头头要在安息日这天把阿弗纳带到耶路撒冷,难道只是为了听总理亲口讲这些事情?他和以色列的大多数人都对此确信不疑啊。说到决定,什么决定?他们对她说的话有什么好聊的?
  沙龙将军打破了沉默。
  “你也许已经猜到这里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看看阿弗纳冷冰冰地说。“我不必告诉你。你知道吗,如果不重要的话,你不会坐在这里。”
  阿弗纳点点头,很显然这是预料之中的。
  “问题是,”沙龙继续说。“你愿意承担一项任务吗?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不必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会完全扰乱你的生活。你必须离开祖国,不能回来——谁知道呢?也许好些年不能回来。”
  阿弗纳一言不发。
  沙龙瞟了一眼扎米尔,继续说。“当然,你跟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件事。”他说。“我们会安排你偶尔跟你妻子在国外见面的。但你不能告诉她你在干什么。”
  阿弗纳沉默了,沉默了好几分钟。其他两个人也沉默着。后来沙龙将军又说话了。
  “我希望,”他平静地说。“他们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阿弗纳不再头晕目眩。虽然他的大脑里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但思绪开始连贯成形了。一项任务——当然,必须是一项任务。他应该早就猜到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把一个处于底层的特工带到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来?重要嘛——当然必须重要。但为什么是他?怎么可能是他?
  他必须说点什么,这时他想起一个问题,就问道:“是我一个人干吗?”老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不是,”他说。“但这个问题与现在无关,你的答案呢?愿意吗?”
  “我要……”阿弗纳说。“……我要想一想。我一周后告诉你们怎么样?”
  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这样犹豫不决。也许是他的第六感觉,当然,不是危险。阿弗纳不在乎危险,二十五岁时就不在乎,在部队里待了四年,参加过“六日战争”,在国外执行过任务之后就更不在乎了。那他为什么犹豫呢?因为肖莎娜——事实上,肖莎娜已有身孕,阿弗纳几个月前就知道了。她是那样纤弱,五个月了几乎还看不出来。但不是因为肖莎娜。在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穆萨德”的头目让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他犹豫了!
  扎米尔将军摇了摇头。
  “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他说。“谁要是无法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的话,那他就永远做不成这件事情。”
  沙龙将军伸出手来。
  “你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对阿弗纳说。
  “那……就让我祝你好运。”他盯着阿弗纳的眼睛。“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祝你好运。”
  要是他能问他们一些问题就好了!但他知道不能。是不是像埃利·科亨的那项任务呢?像他父亲的吗?是不是要变成一个“鼹鼠”那样的长期潜伏的间谍?
  戈尔达·梅尔回到房间。阿弗纳的脑袋里又变成了空白。
  “怎么样?”她问道。“都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扎米尔简短地回答道。接着又补充道:“明天才知道,但……已经定下来了。”
  尽管阿弗纳脑子里一片混乱,但他还是注意到了老板和总理两个人匆匆的一瞥,他还注意到总理轻轻摇了摇头,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们,没有那么容易。”将军的那一瞥好像在说:“不要担心,这个不成就换一个,我们会安排好的!”但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
  戈尔达·梅尔——这不是他的想象——走近他并用手臂揽住他,和他并肩走出房间。他们一边沿着走廊走着一边说着话。“代我向你父亲问好。”戈尔达说。“也向你妻子问好一她叫什么来着?——向肖莎娜问好……我真的祝你好运。”她在门口跟他握手时又补充道:“记住这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改变犹太人的历史。记住,因为你是其中一员。”
  阿弗纳没想作答。他感到迷惑、恐惧,同时也深深地感动。他想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他希望自己脸上那种一成不变的笑嘻嘻的表情不会显得太愚蠢。他在一旁看看戈尔达·梅尔和老板、沙龙将军一一握手之后,消失在门背后。
  扎米尔将军冷漠的声音让他回到现实中来。“你当然知道,”他说。“不要跟你父亲提这次会见的事情,也不要跟你妻子提,不要跟任何人提。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里发生的一切只与总理和我们三个人有关。”他停下来。“好了,到车里去等我。”他说。“我还有一两件事要谈。”
  阿弗纳在车里等着。他仍然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在现代社会,特工们可不希望直接得到国家元首的邀请,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在过去,如果事关重大,统治者们也许会直接下达任务。而在今天这样复杂、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有组织的社会当中,这样的直接接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很可能——虽然这也是猜测,阿弗纳当时无法知晓这一点——戈尔达·梅尔选择,或者接受别人的建议选择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为了强调这个要求是多么不寻常。她自己也许已经感到——当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纳感到——以前从来没有让以色列士兵做过要他做的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许就是,以色列人对于暗地里的暴力行为总是有一种矛盾心理。确实,在洛德和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前很久,以色列在反恐、反欺诈和反颠覆方面一直是孤军奋战。比如1956年,埃及授意敢死队首次入侵


  2802
  敢死队还把温伯格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这些条件是:释放“以色列军方”扣押的二百三十四名犯人。他们的名字都打印在纸上,还有几个被西德联邦政府拘捕的人,其中有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头目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他们是在同年六月被德国警方逮捕的。敢死队还提出,他们的这些条件满足以后,还要三架飞机把他们送到“安全的目的地”。到那里之后,他们才会释放以色列运动员。公报要求当局上午九点满足这些要求,九点以后他们就会“一次性地或者一个一个地”处决人质。
  接下来照例是谈判。西德高层官员提出用他们自己交换人质——作为个人来讲,这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这些人是: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长和巴伐利亚州的一个部长、奥林匹克村所在市的市长、一个前市长和慕尼黑市警察局局长。但是,敢死队不接受交换人质。最后期限延长到中午。据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和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尔通了十分钟的电话,直接进行了磋商。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以色列在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交易,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交易。
  德国人并不想给以色列人施压,但很显然,他们认为以色列政府不够灵活,认为没必要那样做,那样做很危险。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释放,比如说,十几个被捕的敢死队员?为什么不给恐怖分子一些面子,让他们释放人质,从而撤出慕尼黑?德国方面愿意把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安德雷斯·巴德尔交给他们,从谈判一开始他们就强调这一点。
  谈判在继续。到九点的时候,期限一步一步地延迟。恐怖分子把他们的条件降低到只要一架飞机,把他们和人质送到开罗。他们说,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把关押的巴勒斯坦人还给他们,他们就处决这些运动员。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让步。因为这些恐怖分子原来威胁说,如果他们从慕尼黑起飞前,他们的同伴还没有被释放的话,他们就杀死这些以色列运动员。
  早上八点,给恐怖分子和人质送去了一些食物。勃兰特总理在电视上对这起事件表示悲痛,表达了圆满解决这起事件的愿望——他同时建议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要取消。取消本次运动会是以色列政府的要求,以纪念两位被杀的运动员。在勃兰特总理看来,这样做就等于恐怖分子胜利了。这当然是一种看法——象征着手足情谊与和平的奥林匹克世界运动会继续进行,仿佛那些运动员被杀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也同样容易被看作是恐怖主义的胜利。不管怎么样,所有参赛国的旗帜必须下半旗,一直到下午为止。后来,十个阿拉伯国家派代表抗议,德国人才被迫把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上。
  大约晚上十点二十分,两架直升机在奥林匹克村附近一块草地上起飞,飞往慕尼黑的菲尔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九名人质和八名敢死队员乘坐“大众”牌公共汽车到达直升机场。虽然西德当局全力配合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不让恐怖分子和人质一起飞往开罗,但在敢死队向直升机转移的时候没遭遇任何埋伏。事后回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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