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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3-我也有一个梦想-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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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
然而，你必须承认，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各个地区和区域，对于人性的醒悟程度是不同的。从美国一开始试图解决历史遗留的奴隶制问题开始，就不断遇到这个“民主结症”或者说“自由悖论”的困扰。因为，象极端南方这样的地区相对封闭，思维方式总是固执和狭窄的。可以在非常长的时期内，它就是固守原有的状态，不思醒悟。在讲理讲不通的时候，往往束手无策。因为，假如代表着美国思想主流的北方企图超越区域自治的原则，予以强行干预的话，那么，如何干预是非常值得斟酌的。一旦干预不当，自己所确立的民主理念就可能先被自己打破了。甚至进入“自由悖论”，即，为了维护少数人的自由，反而“侵犯”了那里大多数人的“自由”。为此，美国的极端南方从奴隶制时代起，就振振有辞地站在那里，抵御来自北方的“干涉内政”。
通过南北战争的惨痛教训，美国的主流意识到，在试图改变南方的时候，必须坚持不打破自己的民主理念和基本的游戏规则，否则，不仅可能制造更大的混乱，而且在人性追求的道路上，可能反而是一个倒退。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南北战争及“南方重建时期”之后，美国主流对于南方的推动都是在游戏规则之内操作，肯尼迪提出的1964年民权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你将看到，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让我把故事再讲下去。虽然按照当时的司法权的划分，地方上的谋杀案是由各州地方法庭审理的，联邦司法部无权在联邦法庭上起诉地方上的谋杀案，但是，新通过的19 64年的联邦民权法，使得联邦司法部获得一线新的生机。也就是说，同样一起犯罪，作为谋杀罪是州法所管的罪行，联邦政府无权管，但是作为违反民权罪，则是联邦法管的罪行，就在联邦法庭的起诉范围之内了。
现在，既然全由白人组成的佐治亚州陪审团在佐治亚州的法庭上开释了这些嫌犯，联邦司法部的专家们认为，现在既然有了这个新的民权法，联邦政府无论如何应该插手了。于是，联邦司法部负责民权事务的官员，专程从首都华盛顿南下来到佐治亚，向位于佐治亚的联邦中部地区法庭起诉杀害培尼的KKK凶手，要求起诉他们违反了联邦民权法。 1964年10月16日，联邦大陪审团同意起诉这些被告违反了联邦刑事法第241条。
可是，既然起诉的依据是民权法，对这场实质为谋杀的指控中就没有与谋杀罪相关的条款，因为谋杀罪不是一项联邦法的罪名，联邦法庭没有司法权。因此，大家几乎是必须把它当作一场黑色幽默接受下来。例如在培尼一案中，我们看到，联邦检察官指控这些KKK分子的罪名是：合谋侵犯黑人使用公共场所的权利，侵犯黑人利用由佐治亚州政府拥有，操作和管理的设施的权利，侵犯黑人平等使用雅典市的街道的权利，侵犯黑人使用州际公路和在州内旅行的权利，“以及佐治亚州雅典市白种公民可以享有的其它权利”。
即使如此，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由于联邦民权法刚刚开始运用，还有一些法律问题有待整理。所以，这两个案子在联邦法庭的起诉也并不顺利。
首先是密西西比州费镇的这个案子，一开始仍然有保护证人和起诉证据是否充足的问题。我们再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1964年9月10日，这个案子就违反1964年联邦民权法在联邦法庭提起诉讼。在邻近费镇的一座城市，在联邦大楼里的一个狭小的法庭里，联邦司法部的起诉律师和19个KKK成员及他们的律师在这儿举行审前听证。通常刑事案件是否能起诉是由普通民众所组成的大陪审团决定的，但是在召集大陪审团以前，有一道审前听证的手续，由法官决定此案是否有理由召集大陪审团。
还是原来的老问题：由于联邦调查局没有物证，证据是个别涉案者的交代，是打算到正式庭审时才拿出来的，被告律师就提出控方的依据只是道听途说，要求当场检查控方手里的证词，否则法庭就不应受理这种建立在道听途说基础上的指控。
据后来的专家指出，审前听证是不必出示证据的，所谓道听途说也可以被法庭考虑，因为这时候法庭要弄清和决定的是“是否有必要召集大陪审团”。但是这一次，主持听证的女法官卡特竟同意了被告律师的抗议，要求控方出示他们手里的“交代”。
为了保护那些用“交代”来换取较轻的刑责的涉案者，控方不敢这么早就摊牌。在和华盛顿的联邦司法部商量以后，控方表示他们不出示“交代”。卡特法官立即宣布，不受理此案。被害的黑人大学生的母亲一听宣布，当场就昏了过去，而十九个被告则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步出大楼。
可是这一次，联邦司法部却有把握认定，卡特法官不受理此案于法理不通。审前听证是召集大陪审团以前的一个手续，是否起诉应该是大陪审团才有权决定的。联邦司法部副部长要求联邦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直接召集联邦大陪审团，考克斯同意了。196 5年1月11日，联邦大陪审团开始秘密听证。经过四天的紧张听证，大陪审团宣布同意起诉那些KKK分子违反了属于联邦民权法的刑事法第241条和242条，侵犯被害人的民权。
第二天，联邦法警突袭费镇，风卷残云般地把19个KKK分子逮捕，带到法庭。不知你是否想到，不论这个案子此后审得怎么样，假如没有1964年民权法的话，就连这一幕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习惯了高度自治，习惯了完全把联邦政府的力量摈斥在外的小镇居民，突然看到一大帮外来的法警四处抓人，对于被告律师所说的联邦司法部“越权滥法”，“入侵南方”，“侵犯家园”怎么会不产生共鸣。联邦与州的分权，权力的划分，几乎是这里所有的人的基本共识。可是权力如何划分，联邦权力的扩大怎样才是适度的，却永远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话题。
此时，两个案子能否在各自的联邦法庭起诉又出现了新的挑战。
既然现在不是谈谋杀罪，这两个案子的被告方就向法庭提出：联邦司法部依据1964 年民权法，尽管有权对侵犯联邦民权法的案件起诉，但是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联邦政府干涉的权利只能到达州一级。即，只有州政府侵犯民权，才是联邦司法部起诉的对象。然而，现在侵犯民权的案件发生在民众的私人之间，这样的案件应该还在州的司法范围之内。
在这个论据下，费镇的被告方律师只同意联邦法庭起诉两名涉案的费镇警官，因为他们是公务员涉嫌侵犯民权。而其余的人则不应接受联邦法庭起诉。考克斯法官支持了被告方的申辩。
佐治亚这一头，联邦地区法庭的法官也同意了被告的同样申辩，驳回了联邦司法部的起诉。联邦司法部只得向最高法院上诉，这就是哄动一时的“美国对盖斯特案”。同时，密西西比州费镇一案，也几乎以同样的理由走向最高法院，这就是“美国对普莱斯等案”。
也就是说，几乎同时发生于南方两个州的谋杀案，在州法庭起诉谋杀罪失败后，又在联邦法庭起诉侵犯民权罪的时候，几乎同时由于司法权的问题遇到障碍，最终都在19 65年的下半年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将这两个案子合并考虑，在同一天听取双方律师的辩论，又在同一天，1966年3月28日，分别以9比0对两案作出一致裁决。
在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指出，两案所涉及的侵犯民权都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权的范围之内的。无论是根据宪法及其第十四修正案，还是南北战争以后重建时期的法律，联邦政府都有合法权力可以对平民指控违反联邦刑事法第 241条和第242条，从而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对“美国对盖斯特等”一案的裁定和考克斯法官对“美国对普莱斯等”一案的裁定，发回重审。
我知道，假若不是在专门研究美国法律的话，要搞清楚这里的来龙去脉不容易，大凡美国老百姓也是一样，所以打官司才一定要有律师。可是我在读这个三十年前发生在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的故事时，看着双方的你来我往，一招一式，我有时候发现自己忍不住在等着出现一个“包公”，一个更有权威，更高明的“青天大老爷”出来快刀斩乱麻，速速伸冤。可是常识告诉我，这样痛快的事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人没有“包公”的概念，他们指望的是这个制度，指望这个制度的梳理，修补和完善。这种对于整个制度的耐心，尤其是相关人员，甚至是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所表现的忍耐，常常使我惊诧不已。由于这种完善有一个过程，他们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他们也感到悲愤，但是，没有人因此就认为应该砸锅卖铁。这是一个整体文化对于契约的尊重。换个地方的话，真不知要砸烂几多法庭，革上多少次命了。
1966年6月，仍旧是在佐治亚州我们所住的小镇的那个法院里，联邦地区法庭在这里以侵犯民权罪，开庭审理“美国对盖斯特等”一案。为六名被告辩护的仍然是雅典市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赫德逊。短短的两年，美国起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民权法的推进和制度的完善，人们的观念也在迅速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我前面聊起过的：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你也许已经想到，不论是密西西比州也好，不论是佐治亚州也好，几个极端的南方州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是美国的一个部分。它们相对封闭，但是随着通讯的发达，公路的伸展，电视的普及，它们不可能不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力量的逼近。因为新闻是自由的，讯息是自由的。逼近的不是千军万马，逼近的是人道的力量和人性的呼唤。
联邦民权法的建立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居住在极端南方的民众，在案发以后的这两年里，他们也和全美国人民一样，通过新闻，通过电视采访，看到了对于整个案件越来越详尽的报道，他们也看到审判的经过，看到全国的法律专家对这一案件审理的评论，他们看到包括来自kkk的各个方面对事件和审判的态度，正义的和邪恶的。在谋杀罪起诉失败以后，他们看到被开脱者的兴奋，也看到被害者家属的悲恸和全美国的悲哀。他们看到被害者的葬礼，听到葬礼上亲友的讲话，听到主持葬礼的牧师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良心的呼唤以及对自由平等和平的祈祷。他们一次次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被害者的照片和往事的回忆，从婴儿到少年到青年。被害者不再是“民权工作者”，甚至“黑鬼”，“煽动者”这样的字眼，他们活生生地走出来，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魂，有梦幻有理想。被害者和他们自己一样，也是人。
当然，一个从奴隶制里被动地走出来，长期以来深藏着种族偏见和缺乏人性反省的地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彻底改变的。可是，促使它从根本上变化的，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人性触动。这种触动甚至一直深入到法庭上。
两年以后的再次开审，虽然还是在原来的小镇上，还是原来的旁听者，似乎还是原来的氛围。但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再也不敢象上一次那样摆出种族挑衅的姿态了。他只能带着暗示般地告诉依然是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员，“我们拥有和有色人种一样的权利”。当然，他不会忘记拿出南方民众用了一百多年的武器，“我们不必让美利坚合众国来照料一切”，“佐治亚人民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惩治我们中的有过失者。”
最后，陪审团宣布，开枪杀害培尼的两名被告的侵犯民权罪成立，其它没有动手开枪的四人无罪开释。法官判这两名被认定有罪的人十年监禁，这是根据第241条侵犯民权罪所能够判的最高刑期了。
在密西西比州的费镇案显得更困难，因为主持的法官考克斯本人对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深怀偏见。1966年底，他又一次中止审理，理由居然是因为陪审团里没有足够多的印第安人和妇女。一直到1967年2月，19个被告再一次被带到法庭，联邦司法部指控他们违反联邦刑事法第241条侵犯民权的诉讼终于开始。
面对这样一个法官以及这样一个地区的陪审团，控方律师对于诉讼结果一直信心不足。然而，随着案情的展开，考克斯那种法官的职业本能终于开始压倒他本人的偏见。尤其是作为被告的KKK成员，仗着曾被开脱的经验，有恃无恐，不仅傲慢，无知，愚不知耻，而且在在法庭上照样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从个人倾向来说，原本并不同情黑人民权运动的法官考克斯也终于被激怒。
一次，控方让一个黑人民权组织成员出庭作证，在辩方律师诘问这个证人的时候，他居然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组织有没有让每个黑人成员签下一个保证，每个星期必须强奸一个白种妇女？”不等控方律师提出抗议，法官考克斯首先拍案而起，强压愤怒，缓缓地对提问的辩方律师说，“本庭认为，这个问题是提得非常无理的。本庭禁止回答这样的问题。现在，本庭要求辩方说明，为什么要提这样无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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