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史记-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开风气之先的都市，一方面是因为其交通要衢的地理位置，新生事务容易汇聚，一方面是因许多洋务机构设立于此，利于引进西方事物。1862年的外滩公园　A‵K是中国第一个“公园”，在此之前，林园胜景只供王公贵族、富商巨室私人赏玩，何尝有平民百姓立足之地。　　1929年9月5日，上海第一座10层高的建筑沙逊大厦在外滩落成。英籍犹太人沙逊是上海首富。大厦顶层，有主人沙逊的卧室。室内有柳安地板，柚木护壁。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3）（图）

　　租界，一个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蕴含着屈辱、浪漫、危险与机会种种复杂意味的新名词，上海自从1843年《南京条约》开埠，成为外商聚集的殖民城市之后，上海也真正成为“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新兴都市。西方最新式的时尚如水银泻地，席卷上海。“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这里不单是有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特殊的风俗习俗，日用百物”。当时上海是一座灯红酒绿、西式风潮的都市。作为一个西式观念、物品的集散地，西式的观念会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从接受西式教育的作家到一般平民百姓，多少会融入当时上海繁华的氛围中。吴亮在《老上海•；已逝的时光》一书的“西式婚礼”中，即很明确地指出：上海受到西式观念甚深，穿着白纱举行婚礼只是其中一部份。“上海向来是西洋文明的汇集之地。这甚至可以从一张微不足道的婚礼纪念照中找到左证”“所有的人都容光焕发，衿持得体；他们没有恹恹的、木然的、夸张的、喜洋洋的或狂欢的‘东方表情’。他们受过文明教育，清清爽爽，不张扬，有礼貌。那是‘西化’的结果”　　一百五十年前，一些西洋商人在上海搞了一个小跑马场，通往这里的一条小径，被上海人称为“马路”，这便是此一名词的由来，而从这个跑马场变化延伸出后来的南京路，曾是上海最繁华的购物街，著名的四大公司齐聚于此。在当时的南京路上，每三分钟便驶过一辆汽车。1930年，永安公司老板之女郭安慈当选上海小姐，奖品便是一辆汽车。　　1914年，中国第一家大型综合百货商店“先施”登场，它首创许多当时匪夷所思的经营方式，如明码标价、不二价制、雇用女性店员、员工周休一日、附设游乐园地等等，获致成功。两年后更大的“永安”，成为上海市民的新宠，随后以玻璃播音室为号召的“新新”与以电动扶梯为号召的“大新”，都一再地掀起大众前来血拼或是消磨的热潮。　　　十九世纪后期，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中国中部第一大埠，工商发展与百业市况日渐兴隆，文化方面却仍乏善可陈。1867年第一座以京戏为号召的茶园「满庭芳」设立，从北京请大剧团南下，上海人似乎这才见识到庙堂宗室之美之盛，不旋踵这个蓄势待发的明日都市，竟陷于为传统京剧疯狂的风潮。　　　然而，京剧也在上海被改换成更为世俗的娱乐。一方面，北方人着重于“听”戏，所以　京角们上场就是“唱戏”；但是上海人却着重于“看”戏，京角们上场便是“演戏”，　两者精神已有微妙的差异。另一方面，民国建立之后，仿西方歌剧院的新式剧院如“新舞台”继茶园而起，风光犹胜，因为新舞台经常搬演时装时事的戏码，不再一味教忠教孝，更加符合新兴上海的胃口！　　时代在变，京戏在变，上海的改良京剧更是大步迈前，不但中西合壁，而且推陈出新，极尽霹雳热闹之能事的“机关布景戏”便是一例，钢丝飞人与火花水珠，满场乱舞，吸引了男女老少。“海派京剧”成为上海盛事，京角“不到上海不成名”，麒麟童、梅兰芳，都是在上海成就了他们的传奇。　　　　　　30年代在诸多西式的流行休闲中，上海人以看电影最为普及。到1928…1932年间，电影院的生长，可以说速度非常惊人。单就第一流的电影院说，即有光陆、大光明、南京、新光、兰心、国泰六家。于是昔日以卡尔登、奥迪安为口碑的时代成为过去。其第二流以下的电影院，在这五年间起建者更有十余所之多。张爱玲在她的小说《多少恨》中，形容电影院是“最大众化的王宫”。而在当时上海已经有许多戏院成立；有国片，也有好莱坞的洋片可看。既然西式的思潮已经深入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那么看电影则理所当然成为民众的一个重要休闲方式。“白日梦、野心、膨胀的欲望、知识视野和见闻的广延、异国生活方式之展览……这些徒乱人意、令人不安分的邪魔，一旦从电影院中释放出来，就会影响这个城市的面貌”“走进电影院，就是走进一个黑暗的“梦幻城”，它让人逃避，又让人对现实看出不满。所以，电影简直就是一所挑唆的学校”。照这样的说法，想当然民众就会仿效电影、杂志中明星洋味的打扮。上海人在培养打扮品味的同时，一批社会明星的时髦装扮也成为当时上海时髦生活的展示和示范。早期这类社会明星包括名妓与名优，他们的装束往往成为市民仿效的对象。二十年代起电影明星以新的魅力领导着上海的时髦风气。他们经常出现于各种生活、娱乐杂志的封面上，成为大众崇拜仰慕的偶像，对市民的生活、穿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4）（图）

　　1920年代，上海已经有一百多家电影公司，居全中国的百分之八十强，生产相当数量的电影与明星，然而，中国电影史里真正的巨星，是1930年左右崛起的明星公司的胡蝶与联华公司的阮玲玉，这两位银幕女神风靡一时，令许多老影迷不胜唏嘘感叹。在电影艺术、敬业精神、群众魅力各方面，胡蝶与阮玲玉都堪称当时女性艺人的标竿。其月收入达2000元，已经远远超出一般工薪阶层。不过，她们屏幕下的生活，也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1935年，阮玲玉因遭人挟怨控告，不堪“狗仔队”纠缠与耸动流言，羞愤自杀，整个大上海为之悲泣。同年底，蝴蝶则以盛大婚礼，宣告了她的演艺生涯趋于颠峰。　　　新女性　　这样的时代氛围、城市氛围、生活氛围之下，许多平面的媒体：如报纸、香烟盒子、书报杂志上都有刊登形象魅人的美女图。有的是真人摄影，有的是画上去的。由此可见类似女性形象的流行度与被接受度。《良友画报》刊登了许多西式形象的女人穿着西式服装或改良式旗袍的女性，和一般古典的中国造型南辕北辙。　　这时候，月份牌便以一种新颖的媒介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商业月份牌最初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引入的一种广告噱头—主要是英美烟草、药物、化妆品、织物和石油公司”。但久而久之，月份牌已不纯粹是宣传用品，而具有某种观赏作用的时髦品。并传达出当时的观念与意识型态。“月份牌”，以美女图案为重点的画片、包装，多数附有月历，但逐渐演变为商品广告的专门象征，这些明眸皓齿、丰满绰约、装扮时髦，大幅超越当时中国女性真实生活与面貌的天仙佳丽，多年以后，竟成为我们追忆昔年往事最印象鲜明的影像。月份牌的美女，基本上是传统的富贵幸福与好莱坞式奢华浪漫的综合体，人间哪得几回见。然而，朝着新时代迈进的上海女性，不论是大户闺秀、小家碧玉，甚至交际名花、青楼艳妓，却都致力模仿着这样的梦幻形象。上海发达的纺织工业，更加推动这股潮流。当年流行的一首短谣：“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十足地说明了上海在衣饰装扮方面，无疑地领全中国之风骚。月份牌成为当时一个传达最新信息（无论观念上和物质上）的媒介，不论是西方观念的表达或是画中的商品，都是透过月份牌传达。民众在观看杂志、电影、月份牌之后，会有意无意去模仿类似形象的女人。所以媒体、时代、女性的产生可说是互相影响。而画家也只是把这样的氛围画入月份牌中。在月份牌中再现的，都是当时所流行、蔚为风潮的时装、发型、与器具，所有人们在看月份牌的时候，很容易注意到它的亮点，并加以模仿或购买。如果以服装作例子，则可以注意到从过去三寸金莲、长袖旗袍、梳髻的女人到穿高跟鞋、短袖、露臂、烫发的女人。而她们手中所拿的器具从扇子、手帕到西式皮包、书、香烟、和阳伞。不单只有形象上的改变，其所拿的器具也都会是特殊的亮点，让人一目了然。作为当时流行的时髦品，会诱发人们的模仿欲和购买欲。因此月份牌同时兼具绘画与摄影的特色。当然，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其中的政治意涵。月份牌不只有展览、宣传的功用，对于女性形象的召唤，它也有政治上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透过月份牌、透过它所再现的图像来了解时代氛围、观念和流行风潮。　　上海在1843年后，因为西方列强入主租界之后就有两种计时方式：一为公历、一为中历。但从《近代上海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上海，中历或公历的使用是不分国籍的；甚至会出现华人用公历、洋人用中历的情形。两种计时方式所造成的，就不再仅是一种和其它中国城市一样的时间感，而是两种。虽然中华民国政府在1911年宣布停止使用中历、改用公历计时，但上海早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使用公历；如《申报》在1872年就附上中历与公历。而在月份牌中，附上中历与公历两种计时方式的习惯，只是这种多重时间感的延续。　这种中西合璧的奇妙现象在许多方面保留着。　　　　　　传统中国女性的意象是拿书、扇子、手帕、逛花园、搔首弄姿；现代的女性意象是：拿烟、骑单车、骑摩托车、戴手表、穿西式婚纱、打高尔夫球、拿阳伞、学开飞机、划船等等，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传统形象。表情也从羞涩、木讷、纯净、抿嘴而笑，到开朗、活泼、性感、露齿而笑。王德威说：“对女性而言，头发的长短，双脚的缠放，甚至旗袍领子的高低，都成为男女、新旧欲望的指标，更不提感情及婚姻的挑战”；这之间女性形象的转变不言而喻。民初以来畅销上海的“礼拜六”杂志，其封面仕女形象也日趋翻新：目光由谦卑垂视而含笑平视，由拘泥守礼而活泼自信，姿态松弛随意。至此，女性形象从端庄谦恭、卑微刻板，转向活泼无所拘束的过程大体完成。


《影像史记》　瞬息风华摩登岁月：上海滩的声色记忆（5）（图）

　　再者，女性的服装、发型、家具都不再像过去般保守。如郑曼陀（1885…1959）为中国山东烟公司所画的女性有些仍是停留在过去传统形象：梳髻、小眼、细眉、长袖、长裙、绣花鞋。但如杭稚英（1900…1947）创立的稚英画室在一九三O所画的女性就相当洋味，所画的女人更是风靡上海：烫发、大眼、红唇、西式洋装或改良式旗袍（短袖，甚至无袖）、高跟鞋。月份牌的形成是因为当时上海风气的脉络而来，是当时的风气造就了月份牌及新女性；但月份牌也反过来，也召唤了新女性的产生。所以当李欧梵说：“事实上，《良友画报》的封面女子‘真的女人’和月份牌女郎‘画家虚构出的人物’在时尚、姿势、脸部和背景特征上都惊人地相似”时代、新女性、和月份牌可说是相辅相成。　　曾经沧海　　1930年代的上海，其实已经是个高度商品化、高消费的城市，所以，民众消费最多的，也是影像所带来的信息。人们消费影像，而影像成了真实世界的替代物；人们借着影像来了解这个世界。在月份牌里，不论其性质和其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因其时代脉络而来，是一个混杂。而如果人们透过消费月份牌、认同月份牌来塑造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的话，类似的混杂时代概念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复制。　　　1923年，一位美国人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开播日所播出的内容是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当晚也播出两支洋人乐队在上海饭店演奏爵士乐的现场实况，这种当年在全球都算时髦的音乐，就透过上海那时总共五百多部的收音机，流入听众的耳朵，此后多年，上海人对爵士乐，彷佛也一直流露出特殊的兴趣与情感。出现于上海的电光公司（电力公司）、救火会（消防队）、火轮船（蒸汽渡轮）、铁马路（铁路）、德律风（电话）、黄包车、公共汽车、私家轿车，乃至于从徐家汇开始扩散至各地的教堂、教会等等，这些西方洋人的文化与现代事物，在上海作实验，稍后为全中国都带来了重大改变。　　就市民娱乐而言，不论在饭店、舞听或咖啡馆，爵士乐都是最重要的一种精神装潢，足以吸引宾客流连忘返。1933年营业的“百乐门”舞厅，曾以豪华舞池无比兴隆，抗战胜利之后，又凭着中国爵士乐界传奇人物吉米金的号召，奏响上海夜夜笙歌。　　关于文学，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在《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中说明1930年代上海作家的作品就具有上海风华、纸醉金迷的特色：“早在1928年，新感觉派作家即有《无轨列车》作为代言刊物。顾名思义，速度的追求，机械都会文明的耽溺、逾越尺度的欲望、空虚惫懒的姿态，尽囊括在‘无轨列车’四字之中，刘吶鸥的《都市风景线》、张若谷的《都会交响曲》更道破他们强烈的都市心态”。　　在光鲜亮丽的上流社会之外，上海广大市民的食衣住行，其实还是无法脱离传统中国的生活基调。就居住方面，与北方四合院同样著名但却是从租界兴起的宅第形式：石库门，广布民间，幢幢相连，构成上海市容最坚实最贴近的一部份。这一时期，中产阶级人数大量增加。为了适应他们的生活需要，新式“石库门”住宅大量增加。这类住宅在命名上以“坊”、“村”为标志，不见了“富寿康”等老牌字眼儿。住宅内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