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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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食，四碗菜，一只火锅。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为主，一只火锅是以豆腐青菜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类点缀其间。每人还加一只鸡蛋放在锅子里煮。虽然他直说简慢抱歉的话，我看得出这是他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场。这一顿饭吃得我们满头冒汗，宾主尽欢。自从我们出发视察以来，至此已将近尾声，名为慰劳将士，实则受将士慰劳，到处大嚼，直到了快活铺才心安理得地享受了一餐在战地里应该享受的伙食。珍馐非我之所不欲，设非其实非其地，则顺着脊骨咽下去，不是滋味。　　　　
　　　　晚间很早的就被打发去睡觉了。我被引到附近一栋民房，一盏油灯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么，只见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铺。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适的卧处，我是早有过经验的，既暖和又松软。我把随身带的铺盖打开放在稻草堆上倒头便睡。一路辛劳，头一沾枕便呼呼入梦。俄而轰隆轰隆之声盈耳，惊慌中起来凭窗外视，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卫兵在门外踱来踱去，态度很安详。于是我又回到被窝里，但是断断续续的炮声使我无法再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参谋人员告诉我，这炮声是天天夜里都有的，敌人和我军只隔着一条河，到了黑夜敌人怕我们过河偷袭，所以不时地放炮吓吓我们，表示他们有备，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壮胆。我军听惯了，根本不理会他们，他们没有胆量开过河来。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时也要过河去袭击敌人呢？据说是的，我们经常有部队过河作战。并且有后继部队随时准备出发支援，张将军也常亲自过河督师。这条河，就是襄河。　　　　
　　　　…………　　　　
　　　　回到重庆，大家均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何见闻。平时足不出户，哪里知道前方实况？真是一言难尽。军民疾苦，惨不忍言，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其实亦不尽然，后方亦有不紧吃者，前方亦有紧吃者，大概高级将领之能刻苦自律如张自忠将军者实不可多觏。……　　　　
　　　　张自忠始终坚持对所部官兵的严格训练，尤其重视对士兵的精神教育。《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就曾亲眼目睹他与士兵的一次问答：　　　　
　　　　问：你们见过牛和马走路吗？　　　　
　　　　答：见过！　　　　
　　　　问：那末牛和马走路是用几只脚？　　　　
　　　　答：四只脚。（笑声）　　　　
　　　　问：你们走路是用几只脚走的？　　　　
　　　　答：两只脚　。　　　　
　　　　问：如果有人强迫你们用四只脚走路，你们愿意吗？　　　　
　　　　答：当然不愿意！　　　　
　　　　问：亡国奴的生活怎么样，你们知道吗？　　　　
　　　　答：知道，那是比牛马都不如啊！　　　　
　　　　问：谁要我们当亡国奴？　　　　
　　　　答：那是日本强盗和一些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　　　　
　　　　问：要不当亡国奴，该怎么办？　　　　
　　　　答：要赶走日本鬼子，杀尽一切走狗和汉奸，我们要抗战到底！　　　　
　　　　所以三十三集团军、尤其是五十九军，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散的真正“铁军”！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1）

　　　　冬季攻势结束，历史进入1940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巨大影响，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着一个严重的困难时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展开，苏联需要集中力量加强对德防御的准备，因为希特勒的纳粹军队，正以秋风扫落叶的势态，横扫欧洲。另外苏联也不愿因援华而刺激日本，导致东西线作战，使自己首尾难顾，因而基本停止了对华援助。　　　　
　　　　这时美国尚未完成战争准备，根本谈不上对华援助。英国则忙于欧洲战场的应付，为自己的安全存亡而全力以赴，根本无力东顾。中国的抗日战争，几乎完全失去外援，得独力坚持抗击强大的日本侵略者。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也因自己兵力、财力等不足，难以用武力征服中国，企图趁机诱迫使中国屈服、投降，以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伺机南进，对英美宣战，或北进入侵苏联。为此，他们加紧了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政治诱降活动。　　　　
　　　　1940年，中国政坛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蒋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抗战以来第二次秘密媾和谈判，就“满洲国”问题、停战问题、防共协定及经济提携等问题讨价还价；二是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粉墨登场，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一时妥协投降逆流甚嚣尘上，抗战前途为“和平”阴霾所笼罩。汪精卫汉奸集团，还曾策划“策反”张自忠、冯治安部的办法。　　　　
　　　　随着妥协投降逆流的抬头，国民党反共活动日益加剧起来。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胡宗南、阎锡山、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分别在陕西、山西、河北向八路军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严重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国民党内部政治腐败，许多官僚不顾民族危难，囤积居奇、聚敛无度，大发国难财；结党营私，荒淫无耻，纸醉金迷……中国抗战，进入低潮。　　　　
　　　　国际、国内的不利形势，也影响抗战前线，军需补给严重缺乏，官兵士气日益低落。张自忠此时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三十三集团军尽管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屡战屡胜的常胜军，但因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队伍，同样面临军需补给严重缺乏的困难。　　　　
　　　　1940年元旦，鄂北前线下着漫天大雪，张自忠携带一批物资冒雪赶到孙家洲一带慰问七十七军。张总司令的到来，为七十七军官兵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这时冬季攻势尚未结束，由于粮草不济，衣被无着，官兵们白天单衣赤足，在雪地中与日军拼杀，入夜只能以铺盖稻草御寒，景况很是艰苦凄惨。张自忠作为总司令，要命令官兵们拼死杀敌，却无力保障他们的最低的生活条件，心中忧虑、歉疚，心痛如割。在七十七军的几天里，他四处视察，了解官兵疾苦，研究解决办法，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看到士兵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样子，张自忠好不心伤，对身边幕僚说：“若无改善办法，只好个人早点死以谢官兵。”　　　　
　　　　除了给养供给的缺乏外，张自忠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重的巨大困难。张自忠就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上将军衔，从表面上看，所指挥的部队似极庞大，多时达到十万之众，而实际上由于防区广阔，各军分散布防，各自为战，联络阻隔，命令很难贯彻。何况那些表面上也归他指挥的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例如郭忏指挥的江防军，实际上也根本不听他的指挥。在中央军面前，他这个总司令却是有名无实。可以集中使用的机动兵力很少，他能依靠的基本力量只有三十三集团军。而三十三集团军本身也存在相当多的困难，如五十五军时而划出，时而划入，它本身的战斗力就弱，实在难以打硬仗。这样一来，他真正能够指挥得动的军队，只有自己的五十九军。但五十九军自抗战以来，历经华北、徐州、武汉、随枣诸役及冬季攻势，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伤亡巨大，数目惊人，累计伤亡失踪人数达五万人左右。虽说多次补充，但因入不敷出，五十九军兵额不断减少，1940年宜枣会战前，全军兵力不足1。5万人，与全盛时的五十九军相比，人数减少一半，而士兵素质也远不如前，武器装备没有一点改善，远远比不上中央军嫡系部队。就是加上七十七军，总兵力也只有三万人。　　　　
　　　　也就是说，张自忠官是越做越大，兵却愈来愈少。　　　　
　　　　有一次，他曾忧虑地对副参谋长刘家鸾说：“责任加重，兵员减少，械弹不整，战斗力薄弱，将来非丢人不可。”　　　　
　　　　他又曾私下对心腹将领李九思说：“各兵团不好指挥，我这个集团军就是五十九军能打。”“国民党部队腐化，各人保存实力，不是真正同日本人打。”他还对李九思说：“我们要是跟共产党跑，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呢？跟国民党早晚会完蛋。”　　　　
　　　　他这次慰问七十七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同老战友、老袍泽、出生入死的老弟兄冯治安就“统一思想、健全干部”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使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协同一致起来。但从以后的实际情况看，两人并没有达到完全“统一思想”的目的。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留取丹心照汗青（2）

　　　　1940年2月，三十三集团军总部由快活铺移驻附近的夏家湾。　　　　
　　　　4月12~13日，军训部长兼桂林行营长官白崇禧来五战区视察，邀孙连仲、黄琪翔、孙震、张自忠等高级将领在老河口召开会议，研究当前敌情。　　　　
　　　　会议预测，日军于初夏时节将有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要求各部预作部署。　　　　
　　　　会余，孙连仲、第五战区执法分监黄建平、高参张寿龄都是原西北军的老袍泽，几人同往张自忠住处晤谈，一叙袍泽情谊。　　　　
　　　　三人走进张自忠的房间，看见张自忠正在挥毫写字。三人一看，床上、地下都摆着他写好的几张。　　　　
　　　　原来张自忠本身就爱好书法，并多年坚持不懈，只要战斗一有空隙，他都要写写，这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写的是隶书，但却不是规规矩矩一笔笔来写，而是狂放不羁，不拘成式，自成一格。　　　　
　　　　孙连仲笑道：“嚯！荩忱，战斗这么艰辛，想不到你还有这种雅兴呀！”　　　　
　　　　张自忠放下笔来，笑道：“多年的老习惯了，一时半时也改不了，不过也不想改。紧张之余，调剂调剂，松弛一下绷紧的弦，还是有好处的。”　　　　
　　　　黄建平道：“我早就听说荩忱的字写得不错，冯先生都曾称赞过你呢。”　　　　
　　　　张自忠道：“信手涂鸦，哪里称得上不错二字。我这些字是上不了台面的。你们不要笑我也就不错了。”　　　　
　　　　三人看那已写好的几帖字。　　　　
　　　　第一张是张自忠最喜欢写的“联语”：“文官不爱钱也不怕死；武官不怕死更不爱钱。”这是根据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延伸的。　　　　
　　　　第二张大纸上却是写的岳武穆那阕万古不朽、慷慨悲壮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　　　　
　　　　第三张纸上写的是文天祥的那两句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人都点头称好。　　　　
　　　　孙连仲道：“好则好矣，只可惜荩忱你这些在悲壮、激昂之中，多少有点‘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苍凉。恕我直言，未免有点不够吉利。”　　　　
　　　　黄、张二人道：“对，我们和仿鲁（孙连仲）也有同感。”　　　　
　　　　张自忠道：“我今后所当致力者有两点：一是整饬部队，期成劲旅，以便对国家有更多贡献；二是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其他无所求。”　　　　
　　　　孙连仲道：“整饬部队，期成劲旅，谈何容易。我们西北军受到歧视，这是摆在面前不争的现实，补员不足，装备陈旧，比起他们来，差得太远，兵越打越少，武器得不到改善，给养不足，何能成为劲旅呢！？”　　　　
　　　　张自忠道：“实在第一点达不到，就只有走第二点了。”　　　　
　　　　三个人听了，表示反对。孙连仲道：“我不赞成这个想法，我认为应该珍惜这有用之身，才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你老提‘死’字，莫非对今后有悲观的看法不成？”　　　　
　　　　张自忠道：“我对我们国家抗日战争前途并没有悲观的想法，相反我很乐观。我坚信中国抗日战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这种胜利，绝不会轻易得来，而且必须用热血和生命去争取。最后胜利必须用鲜血和头颅去换取，空喊胜利，坐待胜利，是永远也不会胜利的。我们要从死里求生，不能有半点侥幸的心理。”　　　　
　　　　张自忠生前的言论中，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死”字。在给自明的信中，他说：“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之死而已。”　　　　
　　　　他对部下训话时说：“我们军人，要作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算完成了军人的责任。”他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进行阐述说：“人生平均年龄不过50左右，事业的成就与否亦为50左右而定。故吾人应知努力的时机倏忽即逝，倘不急起追求，则必遗害终身，永成憾事。即令终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与其庸碌而死，当不如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事业，既有裨益于国家，更获显贵之名誉，则虽死不死矣。”　　　　
　　　　1940年日本的战略目标是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在对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进行诱降的同时，仍想辅以军事压力。力图控制长江通道，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的宜昌作战（中国则称此次战役为枣宜会战），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动的。　　　　
　　　　日军发动此次战役，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希特勒以闪电战术袭击北欧，占领挪威、迫使丹麦投降，使日阀大受刺激与鼓舞，颇欲在中国战场有所作为；二是中国发动冬季攻势，使日军损失严重，意图报复。　　　　
　　　　日军将战役安排在4月下旬到5月初发起。因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裕仁天皇寿诞，借此发动一次战役为裕仁祝寿。　　　　
　　　　日军华中派遣军番号撤销后，所属部队大部归第十一集团军所辖。此时共有八个师团另三个旅团，兵力约22万人。　　　　
　　　　早在1940年2月25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就制定了“宜昌作战指导方针”，规定第一期作战先以四个师团在白河以南汉水（即襄河）东岸的枣阳四周构成数道包围圈，捕捉汉水东岸我之第五战区部队，然后开始第二期作战，在汉水西岸进行两翼包围，将我第五战区主力消灭在宜昌附近。　　　　
　　　　4月7日，日军又制定了《第十一集团军作战计划大纲》，命令长江以北的所有兵团及江南之主力部队，在4月下旬前，务必夜间行动，隐蔽地集结于信阳、随县及安陆一带。其中，第三师团在信阳及其以北地区；第四十师团（即石本支队）在信阳西北部；第十三师团在安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