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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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治城市的出现

　　　　“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叮民的自治是室叮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注19＇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注20＇

　　　　除界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属于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

四、文学艺术

　　　　室町后期的文学仍以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御伽草子”和“连歌”为代表，新兴曲艺“能乐”和“狂言”也在继续发展。属于“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室町时期共有500多篇，至江户享保年间被整理出版23篇。连歌的发展达于顶峰。宗抵（公元1421年—公元1502年）撰辑《水无獭三吟百韵》和《新撰菇玖波集》等诗歌集，确立所谓斯文的正派风格连歌，提高了连歌的艺术性，但却失去了大众性而拘泥于规则。为补救它，乃兴起作为连歌余兴的徘谐（恢谐、滑稽之意）。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53年）撰《新撰犬筑波集》，被视为徘谐连歌之祖。

　　　　能乐方面，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他在观世弥、世阿弥成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观世座之外，金春座出现了禅竹、禅风，据称两人都不亚于音阿弥的选材。应仁年问动乱使猿乐一时陷于衰落，但后来又有长足发展，虽然丧失了幕府这个保护者，但越得到地方武士和城市庶民阶层的支持。公元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琉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公元15世纪桃井幸若丸所创，以战争和恋爱为题材，受武士欢迎。净琉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其名称源于源义经同净琉璃姬的恋爱故事，至江户初期古净琉璃发展成现代净琉璃。戴着装饰品和化装的民间舞蹈也颇盛行。旧历7月15日举行的盂兰盆会舞尤其盛行。小调也为人们所喜爱，公元1518年出现一部《闲吟集》辑录这种民间小调300余首。

　　　　绘画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公元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发展了优美的传统技法，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为足利义政、义尚服务。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公元1559年）继承父风，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镕寺大仙院的《海边花鸟图》（公元1513年）和东海底的《潇湘八景图》等。

　　　　建筑方面，文明15年（公元1483年）足利义政建成东山山庄，其中银阁不亚于义满建造的金阁（公元1397年），极其豪华。建筑式样采用书院式，佛殿和住宅相结合，与庭园取得调和。银阁的附属建筑物东求堂和茶室同仁斋，建筑手法高雅，象征闲寂清雅的茶道趣味。工艺方面，出现了后藤佑乘（公元1440年—公元1512年），擅长刀剑金属工艺雕刻和漆器制造。
五、医　学

　　　　室町时代日本医学在吸收中国医学成就、总结自己经验方面继续获得发展。正平17年（公元1362年）著名医学家僧有邻撰医书《福田方》。此书既综述了金、元、明时期中国医学，又肯定了日本的医疗经验，分疾病为12类，创造性地提出按病因、症侯、诊断、类症鉴别、预后和疗法的顺序撰写医书的方法，尤其论述研究既往症的必要性。释生西所撰《五体身分集》（公元1369年）也具有同样倾向。此时对医书中使用的汉语大部分进行了“和训”，把读者从难解的汉文原文中解放出来。这为日本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室町后期，不少日本医学家到明代中国交流医学成果。公元1494年田代三喜（公元1465年—公元1537年）回国后大力提倡李朱医学（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为日本李朱学派的开山祖。此派认为疾病起于“外
感”和“内伤”，因而在治疗上避免使用寒凉药剂，着重和平药剂。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著《启迪集》（公元1574年），结合日本实情发挥了李朱学说，使此说风靡全国。医学家兼本草学家吉田宗桂和针炙专家金持重弘也有名。两人在明期间都曾行医，医术博得中国医学家的好评。明朝也有一些中国医学家移居日本，如陈祖田、智光等人，他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多所裨益。
第五节　室町后期的对外关系

一、后期倭寇

　　　　室町后期前半，以勘合贸易为中心的日中（明）关系仍是日本的主要对外关系。因勘合贸易获利很大，将军、武士、僧人、商人等都把它看作发财的好机会，所以乘勘合船去中国贸易的人员越来越多。如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船有10艘，人数达1200多人。如前所述，勘合贸易从16世纪30年代起为九州领主大内氏垄断。天文16年（公元1547）大内义隆送走最后一次遣明船，不久为家臣所害，勘合贸易就此告终。以后，倭寇再次猖獗。由于明朝沿海海盗和私商利用明将吏害伯倭寇的心理，投靠楼寇以达到劫掠和走私的目的，而倭寇则利用海盗和私商熟悉地理、内情，可以放肆劫掠，这样就使倭寇的活动达到极点。倭寇在许栋、徐海、叶明、林国显、王直等中国海盗巨魁的直接勾引下，凶猛地频繁入侵中国，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暴至极。受害范围波及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江、浙、闽三省受害最重。仅在公元1551年至公元1560年的川年间即入侵414次，攻陷县城21个＇注21＇，遭劫村镇不可计数。中国军兵奋起抗击，如公元1553年7月江苏独山王径江一仗消灭倭寇千余，公元1562年9月歼灭入侵福建福清之寇万余，但由于明嘉靖时期政治腐败，没有给倭寇以严重打击。从60年代　起，中国军民在戚继光、俞大献等爱国将领指挥下进行剿倭战争。公元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至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属各县。他深知原有官兵怯战，便从义乌招募4000新兵加以训练，组成一支新军，开赴前线抗倭。公元1561年4月，万余倭寇入侵台、温地区，戚继光的新军在龙山一战首告大捷。公元1562年7月新军开进福建，攻取宁德附近横屿的倭寇据地，继而攻取牛田、林墩的倭寇据地。倭寇在浙闽无立足之地，便逃奔广东。明政府又任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训练新军迫剿。公元1565年春，戚俞联军全歼闽、粤交界处倭寇。至公元1566年，中国沿海倭寇基本肃清，消除了长期的祸患。

二、葡萄牙人的来航与“南蛮贸易”

　　　　16世纪40年代以前，日本在世界上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亚洲，直接交往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朝鲜。40年代以后，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史书上有过日人曾于公元1567年同吕宋进行交易的记录。＇注22＇从16世纪40年代起，同欧洲人的接触开始了。天文12年（公元1543年），一艘开往中国宁波的葡萄牙船因暴风雨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属鹿儿岛县），船上的葡萄牙人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欧州人。岛主种子岛时尧（公元1518年—公元1569年）用2000两的高价买得2支葡人的步枪，并迅即学会使用和制造它的方法。这种新式武器很快传遍日本各地，为战国大名所喜爱。不久，和泉的界、纪伊的根来和近江的国友等城市便以生产枪支驰名。枪支的使用，使当时靠使用刀、剑、长枪、弓箭等原始武器作战的战术为之，变，作战主力改骑兵为步兵（“足轻”）。

　　　　葡人船只漂流到日本一事并非偶然。从15世纪末起，欧洲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各国由商人、封建贵族和冒险家们构成的殖民主义势力为获得巨量黄金、白银和高额商业利润，纷纷来到亚、非、拉各地，进行殖民掠夺、海盗和商业活动。最先到亚洲的是葡萄牙人，继之是酉班牙人，再后是英国、荷兰、法国人。葡萄牙人在公元1510年侵占印度果阿之后，就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随之—占领大部分异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并相继来到中国的广州和宁波。公元1553年强占澳门。葡萄牙人船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于日本的，公元1543年后陆续驶进九州港口。他们以马六甲为中心，经营日本、南洋、中国和印度问获利甚巨的亚洲居间贸易，把日本国的枪支、火药，中国的生丝、绸缎，南洋的香料（丁香、豆蔻、胡　椒、龙涎香等）运进日本，从日本赚取大量白银并运出刀剑、铜、海产品、漆器等货物。企图获得贸易利益的日本九州大名欢迎葡萄牙人来到自己领地贸易，肥前的平户、长崎与丰后的府内（大分县）等地便成了此种所谓“南蛮贸易”＇注23＇的中心。天正6年（公元1578年）葡萄牙船又进入相模的三崎，同领主北条氏进行贸易。除大名外，京都、界、博多等地商人也加入同葡萄牙人贸易的行列。天正12年（公元1584），西班牙的船只也来到平户。

三、天主教的传入

　　　　葡萄牙船来航后数年，即天文18年（公元1549年）天主教传到日本。第一个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的耶酥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er，公元1506—1552）＇注24＇。他于公元1549年到达日本后，先在
鹿儿岛，继在山口、丰后传教，也到过平户、界和京都，2年后离开日本。日本人称他传入的天主教为“切支丹”或“吉利支丹”（葡萄牙语cristao的音译）。耶酥会＇注25＇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会中反对宗教改革、帮助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并向外殖民的重要工具。来到亚洲和拉美各地的耶酥会士有一部分以宗教家身分充当欧洲殖民者的急先锋，沙勿略就是这样一个传教士。他在写给本国耶酥会的信中说，他来日本传教是“为把日本人的灵魂从恶魔手里拯救出来交给神”，要把日本人变成葡萄牙王和西班牙王＇注26＇的“忠实臣民”。＇注27＇外出传教的耶酥会士也是派遣国贸易商人的先遣队。沙勿略在公元1549年11月5日从鹿儿岛寄给住在印度果阿的一名神甫的信中写道：“我把在同界通商时特别重要的商品表一并寄来，承办神甫们出航的人，如果带来表中所列商品的话，将获巨量金银。”＇注28＇

　　　　继沙勿赂之后，天主教传教士连连而至。他们以协助大名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大名置办武器的要求为诱饵，同某些大名勾结起来，使那些大名接受洗礼，成为教徒，从而获得了在这些大名领地内传教的权利。接受洗礼的大名当时被称为“切支丹大名”，丰后的大友宗腆、肥前的有马晴信、大村纯忠等就是最初的这类大名。大村纯忠为确保其贸易利益，天正8年（公元1580年）竟将领地长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区捐献给耶酥会作为领地。这一举动有使长崎沦为象中国的澳门、印度的果阿那样殖民地的危险。大友、大村和有马这三个大名却为表示对罗马教皇的虔敬，于天正10年（公元1582年）派出一个少年使节团（“天正遣欧使节”）赴罗马，8年后回国。

　　　　天主教的传播从九州扩展到其他地区。此时农民对佛教的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使农民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传教士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据统计，至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教徒已达15万人，教堂200多座。信徒中除农民外，还有少量的武士和四人。欧洲传教士还在日本开办教会学校，传入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术、造船术、西洋活字版印刷术等科技知识，以及西方的油画和音乐。日本位用活字版印刷出版了《天主教教义》、
《日葡辞典》、日译本《伊索寓言》等书籍。欧洲文化的传人，使日本出现了最初的欧洲外来语，例如，pen（葡语pao，面包）、botan（葡语cotao；纽扣）、meriyasu（西班牙语medias，针织品）等。同西方文化初传中国时只停留在明末清初宫廷及官僚手中的情形不同，这种“南蛮文化”在日本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为日本学习西欧文化奠定了基础。

＇1＇水原庆二：《大名领国制》，《体系日本历史》第3卷第56页，日本评论社，1976。

＇2＇《t大乘院寻尊日记》，南条范夫：《暴力日本史》第87页，光文社，1971。

＇3＇《大乘院寺社杂记》，佐佐木银弥：《室町幕府9t日本历史》第13卷第242页，小学馆，1977。

＇4＇《大乘院诸领纳帐》，同上书。

＇5＇佐佐木银弥同上书第246页。稻桓泰彦等：《土一揆与内乱》，《日本民众之历史》第2卷第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