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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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工业政策

　　　　织、丰政权的集权统一政策，在商工业领域也有鲜明反映。为促进商业发达和城市繁荣，织田信长曾规定了“乐市”、“乐座”之制。这是战国大名本已采用的政策，织田更予以推进，在建筑清州、歧阜、安土等城下町时，规定凡制定城下町条例必须加进此项。天正5年（公元1577年）6月，他为安土城下町制定《乐市乐座令》13条。该令的基本内容是否定“座”的特权，奖励商人来此定居，免除土木工程的徭役负担，消除对“德政”的不安，保障治安、免除房屋税等等。丰臣秀吉也继承了这个政策，如天正13年（公元1585年）对京都诸座下令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权，公元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郡山的一部分座，公元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但是乐市、乐座并非意味交易上的完全自由，从政治上说，推行这个政策主旨是把商工业者从寺社、庄园领主的隶属下解放出来，使处于织田、丰臣控制下，确保商业利益，加强自己的权力。例如丰臣筑大坂城时曾强制把一部分界和京都市民移住大扳；许多城市变为丰臣氏的直辖地，不承认城市自治，町人的自治组织被统治城市的机关取而代之。

　　　　交通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织田、丰臣发展商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织田曾于水禄11年（公元1568年）撤销其势力范围内的关卡（“关所”），禁征“关钱”。此举既为打击关卡的设立者寺社和庄园领主的势力，又为便于商人自由往来，发展商工业。丰臣继此政策，这公元1586年止，废除了全国的关卡。织田作为整顿交通设施的一部分，修补道路，架设桥梁，丰臣则统一1里为36町。稳定通货是发展商处所必需，信长于水禄12年（公元1569年）公布了《择钱令》＇注8＇，规定“善钱”（良币）、“恶钱”（劣币）的交换比率，秀吉更改铸统一货币，同时开发石见、佐野、生野等金银矿。为发展海外贸易，秀吉于天正16年（公元1588年）发布《海贼取缔令》。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实行“朱印船贸易”，授予长崎、京都、崭的商人以朱印状（幕府特许证），以资保护。还统一了度量衡制，其规定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三、对天主教的政策

　　　　丰臣秀吉的天主教政策也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旨。织田信长为利用天主教对抗一向宗农民起义和获得贸易利益，对天主教曾采取保护政策。秀吉最初也采取了同一政策，但天正15年（公元1587年）他在征服九州时看到外国教士对九州部分大名的强烈影响和长崎成为教会领地的情况，大为吃惊，恐危及自己统治。尤恐天主教在农民中传播会招致一向宗起义那样的后果，所以立即将长崎收为直辖地，禁天主教传教，驱逐外国教士出境。他虽然放逐了传教士，但这时还是承认人民对天主教的信仰，允许葡萄牙人通商。及至庆长元年（公元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土佐海岸，秀吉察悉西方国家有利用传教侵略日本的野心，＇注9＇便把传教士和日人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就是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秀吉的这种政策还利用所谓“神国”思想来煽起人民的排外情绪，他宣称，日本的国土及其上一切事物都是神创造、成长和保护的。天正17年（公元1587年）的天主教禁令中说，“日本是神国，不许天主；教国家传播邪教”，“天主教国家的人以日本人为门徒，破坏神社佛阁，这是前代未闻的”。1591年秀吉写信给葡领东印度总督说，“我国是神国，神是万物的根源”。＇注10＇

　　　　信长、秀吉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结束了群雄割据的战国纷乱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摧毁了庄园制度，这些对尔后日本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很大作用。作为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镇压人民的凶手，但同时又不失为封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第三节　安土？桃山时代的文化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期的文化通称为“安土？桃山文化”，在文化史上这个时代被叫作“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年—公元1603年）。安土在今滋贺县，公元1576年织田倍长在此建城。桃山在今京都南郊伏见区，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在此掌握政权约20年，因这里多桃树，故有桃山之称。这个时代的文化特点是佛教影响减弱，世俗性和现实性突出。

　　　　建筑方面。从前的佛寺神社被新兴大封建主的城郭殿馆代替了。在式样上，左右对称的结构除神社、佛阁外，一律排除，而是采用非对称的、迷路构造。其代表性建筑物有信长的安土城，秀吉的聚乐第、大扳城、伏见城及姬路城等。安土城是元龟4年（公元1576年）建于近江，即现在琵琶湖东岸，建筑规模巨大，城上有7层的天守阁（望楼），各层房间和柱都用金箔装饰，现已毁坏，只山脚下的总见寺还保存着。聚乐第是秀吉在京都的邸宅，公元1587年建成，但公元1595年遭彻底破坏，建筑物大部分移到伏见城，现存的有大德寺唐门、西本愿寺飞云阁等。大阪城在大阪市东区马场町，公元1583年建成，周围约12公里，有高石墙和深潦，规模壮大。伏见城在京都市伏见区东伏见山，公元1594年建成，后被江户幕府破坏，部分建筑移到大德寺、西本愿寺。这些城郭是军事堡垒，内有大封建主的邸宅和政厅。书院式的邸宅被称为“居馆”，内部装饰豪华，隔扇和墙壁上都画着金碧辉煌的绘画。随着茶道的流行，茶室（数寄屋）建筑也发达起来。茶室建筑以简素、幽静、狭小为特征，一般都以大自然为背景，镶嵌于自然之中，体现了闲寂朴素的茶道精神。

　　　　绘画方面。这时期的绘画世俗性很强，题材上已全无佛教色彩，多描绘花乌、自然景色和社会风俗，说明画家对生活的关心。但也可以看出，许多并非一般的花卉乌兽画，所画的大多是象征祥瑞的鸟兽之王。例如狩野水德的《唐狮子屏风》（高2．25公尺），显示王者的权威。书院正面和天守阁上层一般都画着中国古代圣贤像。庶民的风俗画也很流行，这表示庶民阶级逐渐强大起来，并占领了文化领域。当时佛教衰退，儒教兴起，所以以儒教为主题的画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在形式上，以“和汉融合”的水墨画为主，其代表　画派是狩野正信创始的狩野派。以土佐光信为创始人的土佐派则主要画大和绘，但已失去了平安时代那样大和绘的纯粹性，水墨画的调子加重，有受狩野派影响之趋势。桃山时代的狩野派画家有：狩野永德（公元1543年—公元1590年）、狩野山乐（公元1559年—公元1635年）、狩野山雪（公元1590年—公元1651年）。此外还有桃山时代最伟大的画家长谷川等伯（公元1539年—公元1610年）。

　　　　戏剧方面。随着町人的成长，城市里兴起民众戏剧。如上所述，说唱牛若丸和净琉璃姬故事的古净琉璃早在室叮后期就已出现，此时同木偶戏结合发展。另外，作为日本一种独特形式的戏剧，至今仍保持着生命的歌舞伎，正是由这个时代出云（岛根县）一名巫女阿国创始的。

　　　　同这个时代武士、町人生活密切的茶道十分盛行。茶道于室町前期由入明掸僧提倡，传播于武士间，仪式繁细，流派滋出。到此时由界市的商人干利休（公元1521年—公元1591年）集其大成，排除形式，发展了重
视精神（和敬清寂、茶禅一味）的“佗荼”＇注11＇趣味。

第四节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

一、文禄之役

　　　　作为军事封建领主魁首的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公元1589年）、菲律宾（公元1591年）、（中国）台湾（公元1593年）琉球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他侵略朝鲜是想把尚未驯服的封建大名引向国外，以稳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满足特权商人的欲望，适应原始资本积累的掠夺性。

　　　　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早已有之＇注12＇，而首次将它公开是在天正13年（公元1585年）。＇注13＇天正18年（公元1590年）冬他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威逼朝鲜臣服，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注14＇中朝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丰臣秀吉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朝鲜拒绝。天正19年（公元1591年）他将关白之职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设本营于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护屋＇注15＇，作侵略准备。文禄元年（公元1592年）3月，派宇喜多秀家为侵略军总头目，界市豪商家出身的小西行长（？—公元1600年）、加藤清正（公元1562年—公元1611年）为先锋，派遣近16万陆军渡海作战，于釜山登陆，同时派遣九鬼嘉隆、藤堂高虎指挥的9000名水军袭击朝鲜沿海各地。

　　　　经长期内战，日本封建大名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兼以军队集中，使用步枪，所以日军战斗力较强。相反，朝鲜李氏朝廷积弱，国王李（日公）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不能组织军队进行有效的抵抗。日本陆军在两个月内就占领了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至7月，加藤清正部队到达图们江岸的会宁。李（日公）一再退却，逃到义州。丰臣秀吉为初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5月攻占京城后便叫嚣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10“国”之地献为御用，赐公卿以俸禄，赐其部下以10倍于原有的领地，甚至命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秋或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气焰十分嚣张。

二、李舜臣与李如松的抗击日军

　　　　日本陆军虽然一时得逞，但5月以来水军在半岛南部沿岸水域却连续遭到以朝鲜杰出爱国水军将领李舜臣指挥的以龟船＇注16＇舰队为主力的朝鲜水军的沉重打击，尤其7月8日在闲山岛前海海战中，日本的庞大舰队几乎全部被消灭。从此日本水军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使侵略者原来水陆并进夺取义州的企图被迫落空。

　　　　侵略军在朝鲜杀人如麻，激起朝鲜人民的义愤，各地纷纷自发阳织起人民武装“义兵”队，英勇斗争，抗击敌人。郭再佑、郑仁弘部队活跃于庆尚右道，赵宪部队活跃于忠清道，高敬命部队活跃于全罗道，金干缢部队活跃于中部地区。各地义兵战斗力不断增强，不只能保卫家乡，且能解放本道，广泛向其他道出击，大量消灭敌人。

　　　　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援朝军自7月起陆续抵朝，投入战斗。但第一批5000援军7月间在进攻平壤之战中因副总兵祖承训轻敌失利，先锋史儒战死，承训败回。12月底，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所部第二批4万援军入朝，旋即于1593年1月初再次发动平壤战役，向盘踞这里的小西行长部队猛烈进攻，明军“无不以
一当十”＇注17＇，经一昼夜血战，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小西行长部队退守京城，加藤清正部队也从北部撤回。1月下旬，李如松率部向京城挺进，由于误信假情报，军至碧蹄馆（京城北30里处）中敌埋伏，激战终日，退驻开城。但此后李部却能够成功地断敌龙山饷道，焚其仓粟。

三、日本的反战运动

　　　　平壤之役是日军从胜转败的转折点。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在国内军内也不得人心。葡萄牙传教士路易？福洛易斯（Luis　Frois；公元1532年—公元1597年）在谈到他在北九州耳闻目睹的情况时曾说：人们非常厌恶征集壮丁，认为那无异于去送死。妇女们在抽泣，因为她们预感到要被迫守寡。不安和叹息充满全国。一种预言也传开了，说秀吉的征服事业必将失败，日本国内必将掀起叛乱。＇注18＇反对战争的不止北九州居民，在古都奈良，兴福寺多闻院僧人英俊获悉战争动员已经开始后，便预计这次战争不会有好结果。当侵略军正在蹂躏朝鲜国土时，他在日记中表示对朝鲜人民“无限同情”。农民拒纳军粮，反对侵略战争。关东常陆（茨城县）农民拒纳军粮，使正欲渡海的该国大名佐竹义宣军队处于“奄奄待毙”状态。在军内，官兵、民佚大量逃亡和哗变。一份资料记载，锅岛部队从前线逃回的有57名，这些都是主力战斗部队的官兵，“搬运佚并未计算在内”。当时兵士逃亡如此严重，以致丰臣秀吉不得不命令在各地设立缉捕逃亡者的岗哨（“人番留所”）。侵略战争发动不到3个月，集结在肥前平户的岛津部队中，以梅北国兼为首700名官兵拒绝渡
海作战并举行哗变。＇注19＇

　　　　平壤战败后，日军厌战反战情绪弥漫。留在名护屋本营的羽前大名最上光义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讲道：“日本人早就想逃出京城，都这样想：当和尚也好，只要能留下一条命。我也在盼望，能在活着的时候重新踏上故国芳香的土地，哪怕喝上一杯家乡水也好。”＇注20＇
　　　　当时日军士气既如此，又加以兵员伤亡过半（京城内外只剩53000人）”＇注21＇，粮株奇缺，瘟疫流行，日军统帅部自知京城难保，4月18日撤出京城南遁，龟缩到东南沿海一带。明军入城并分路追击，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国土绝大部分遂告光复。

　　　　日明之间的议和谈判早已开始。6月1身在名护屋的丰臣秀吉还以战胜者自居，提出明朝以公主嫁给日皇：恢复两国贸易、归还占据胡鲜的四道及京城、朝鲜王子一人到日本当人质、朝鲜誓不反日及其他等7项无理条件。＇注23＇明朝的谈判使节沈惟敬本是一个内奸和无赖，同日使小西如安合谋，回北京后一字不提丰臣秀吉的7项条件，反说丰臣恭顺，“恳求内附”。明万历帝信以为真，企图以满足丰臣秀吉虚荣心的办法使他“谨修臣职”。公元1596年遂遣正副使赴大阪，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大怒，和议破裂，战事再起。

四、庆长之役

　　　　庆长2年（公元1597年）1月，丰臣秀吉复派兵14万登陆釜山北犯。这次侵略军自始就士气不振，8个月后才到达京城附近。但不久被明将麻贵所部击败，迟到南部沿海狭小地带，负由顽抗。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开始撤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