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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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参与国政、他们拥有田庄和部曲、奴婢，是奴隶主贵族。氏的一般成员为氏人，是自由民，有势力的氏人拥有奴婢。氏上有表示身份高低的世袭称号姓。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随着大和国势力的发展，天皇作为统治贵族的手段，掌握赐予或剥夺姓的权力，从此，姓成为氏上身份尊卑的象征。受姓的氏上史称氏姓贵族。

　　　　天皇赐姓的标难是根据血统和职务。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宜、造、首、史、村主、稻置等。一般天皇的后裔姓臣、君，所谓天神地祀的后裔姓连，中国、朝鲜移民的后裔姓使主、史、村主等。臣姓、连性的贵族地位最高，幕中最有权势者称大臣、大连，辅佐天皇，处理朝政。参与国政的又有伴造、国造、县主。伴造是世袭朝廷的某种职务、管理品部、子代、名代等部民的中小贵族，多姓首、造、连。国造是一国之长官，由朝廷派遣或任命臣服于大和朝廷的地方贵族，一般姓臣、君、公、连、直等。他们负责向朝廷上缴贡纳品，提供劳力；从一族中选送舍人（宫中杂役）、采女等事务，统辖范围相当于后来律令制下的郡。县主是国下面的行政单位县之首长，姓之长等。国造、县主也属于中小氏姓贵族。氏性制的实质是以身份序列维持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政治体制。官僚体制尚不完备，地方的国县制，到6世纪末至7世纪初才建立起来。（注24）

　　　“在大和国家里，由皇室、氏姓贵族组成的奴隶主阶级和部民、奴婢组成的奴隶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基本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被称为氏人的自由民阶级，处境虽比奴婢、部民好些，但也受皇室和氏姓贵族的剥削压迫。
第四节　大陆文化的传人

一、科学技术的传入　

　　　　1、冶炼术　日本阶级社会成立时，一般社会分工不发达，金属品生产落后。因此，青铜器如铜镜、铜择、铜锌、铜剑、货泉等都从中国大陆输入。后来日本社会发展，只从大陆进口已不能满足需要，从4世纪起，日本开始以中国镜为样板制造铜镜。这种模仿镜称为“倭镜”。与此同时，还自己制作铜挥。当初日本已经值得利用旧铜以1000度左右的温度加工成再生铜的冶炼法。

　　　　铁器的传入比青铜器迟。当时日本人已经懂得铁比青铜硬，所以铁被用来制造生产工具。进入古坟时代，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统一全日本的时代，铁被大量使用。但当初日本还不产铁，主要依靠从朝鲜南部进口铁材。后来日本开始用水土流失露出地面的铁矿砂进行小规模的冶炼，于是古坟中也有铁锤、铁钳、铁砧等炼铁工具出现了。以后，大和政权以畿内为中心，把伊势、尾张、远江、近江、美浓、丹波、播磨、纪伊等地的制铁生产组成锻冶部，以朝鲜手工业奴隶为主，利用外来技术力量制造铁器。日本的冶炼术是通
过朝鲜间接从中国引进的。当时的所谓“韩锻冶”，就是从朝鲜传入的中国冶炼术。从出土的各种铁制农具和各种各样的马具、武器、武具等来看，日本人的冶炼术已很高明。他们已掌握了铜、锡、铅之间的比例而炼出青铜，还懂得了冶炼白铜（铜与镍的合金）的技术，同时用比较低温的褐铁矿进行炼铁。

　　　　2、制陶术　日本绳纹陶器受朝鲜的影响，而朝鲜的制陶技术又受中国的影响，所以说中国的制陶术从绳纹时代就传到日本。弥生陶器是以绳纹陶器为基础，用大陆新技术加以发展而成的。绳纹陶器不是烧制的，而是晒制的。弥生陶器比较进步，用陶车（辗轳）肋。窑是半球形密封窑。后来以畿内为中心的彬目纹陶器（用梳子状的工具描出流水、波纹、重弧纹等图案的陶器）扩展到全日本。再后，彬目纹陶器又被土师器（表面呈赤褐色或黄褐色，用低温烧成的一种陶器）代替。5世纪后半期从大陆传人新的制陶技术，用1000度高温烧成。这种用大陆技术制成的陶器叫做须惠器。它呈灰色或茶褐色，敲击便会发出清脆的声音，不漏水，虽然不上釉，表面却很光滑。须惠器的源流是中国殷代的灰陶，其制法从中国南部经朝鲜传到日本。（注25）朝鲜的新罗烧（一种新罗制造的青灰色或青黑色陶器）大概就是日本须惠器的原型。文献上记载雄赂天皇7年（公元463年）百济献新汉陶部高贵（即中国系统的陶工）的年代相当于日本须惠器产生的年代。

　　　　3，土木建筑术　随着佛教传入日本，新的建筑式样也从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5世纪后半期新罗送来了一个叫做猪名部真根的木匠，雄略天皇令他建造楼阁，并担任猪名部（从事木工的手工业奴隶集团）的伴造。他使用中国式的规矩和准绳，把中国的建筑技术带到日本。秦氏（注26）在宫旁建造的八丈藏（仓库）也是中国式的。工学博士饭田须贺斯说：“日本建筑自原始时代起就受中国建筑的影响了。”（注27）可见日本受中国建筑影响之早。仁德天皇时代（公元313年——公元399年）开发了淀川河以南的河内平原，京城从大和迁到难波（今大胶市），这两项开拓工程全靠拥有中国先进技术的朝鲜人完成。他们还在淀川河左岸建造了茨田堤，在背山国建造了葛野大堰。拥有中国先进技术的朝鲜人还参加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古坟建造工程，如应神天皇陵墓（在大阪市的羽曳野市）、仁德天皇陵墓（在大阪的界市）、履中天皇陵墓（界市）。

　　　　4．纺织术　从邪马台国时代起，中国的纺织品就作为中国皇帝的赐品传到日本。应神天皇14年（公元283年），百济贡缝衣女工。同年弓月君（自称秦始皇后裔）率领120县（相当于部族）人民从百济移　日本。他们皆擅长机织，散居各地。雄赂天皇把他们集中起来，得92部18670人，赐首领姓秦酒公，并把他们分置于适宜养蚕的地方，从事养蚕。应神盯年（300）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从中国带回织女及缝女兄援、弟援、吴织、穴织四人。雄赂天皇还派遣接限民使博德和身狭村主青两入到中国，带回汉织、吴织两名纺织工。中国织工带去了中国的纺织缝衣技术，大大改善了日本人的衣着。

　　　　除上述技术外，仁贤天皇6年（公元493年），御史日鹰吉士从高丽带回皮革工须流积和奴流积等，传入了制革技术。在新技术方面，还引进了一种叫做“密陀绘”的漆画，它是日本最早的油画。现存法隆寺的玉虫橱柜上面的画就是这种密陀绘。5世纪，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等科学也通过朝鲜入传到日本。如医博士奈率王有俊陀、采药师施德潘量丰和固德丁有阳、易博士施德王道良、历博士固德王保孙等相继来到日本（注28），提高了日本的医药、天文等水平。

二、文字和儒学的传入

　　　　日本古代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盖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人，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注29）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l世纪北九州的奴国与后汉往来，可能用汉字表达语义。3世纪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已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据《日本书纪》所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时把书籍从朝鲜带回日本。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的王仁。

　　　　应神天皇16年（285），五经博士王仁从百济到日本，献郑玄注的《论语》10卷和《干字文》1卷。王仁到日之后，应神天皇的太子茧道稚郎子拜他为师，学习中国典籍。继王仁之后，百济的五经博士纷纷到日。如继体天皇7年（513）段杨尔到日；继体天皇10年（516）高安茂到代替段杨尔。钦明天皇15年（554）王柳贵到B5
代替固德马丁安。随王柳贵到日的还有易博士施镕王道良、历博士固镕王保孙、医博士奈率王有按陀、采药师施镕潘量丰等人，并献医、卜历、算等书。另外，古坟时代还有大批所谓“归化人”来日。他们都是朝鲜籍汉人，精通汉文；受到日本朝廷的欢迎，任史官或博士，并赐予姓氏。如履中天皇时百济系汉人阿知使主任藏官（出纳），雄赂天皇时的藏官是弓月君的子孙秦氏，藏部的记录是阿知使主的子孙东汉直和王仁的子孙西文首。这些汉人的后裔均因擅长文笔而为朝廷所用。另外，精通汉文的韩汉人身狭青和接限博德也受到雄赂天皇的重用。这样，汉字汉文在日本上层阶级之间逐步推广。从《宋书？夷蛮传》所载的倭王武（雄略天皇）的表文（注30）来看，当时日本的汉文水平已相当高。此外，从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击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以及和歌山县桥本市隅田八幡神社收藏的众物画像镜上的铭文也可知当时人的汉文水平。

　　　　随着汉字的传入，儒学也传入日本了。儒学是通过汉字传入曲。所以日本一开始学文字就接受了儒学。儒学传入日本后。日本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道德风俗上都受很大的影响。特别在政治思想上，儒学成了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武器，成为施政的主要依据。这点在历代天皇的沼书中表现得最显著，如“君以民为本”，”此益朕政教民于不德”，“天津日嗣之御位，天所授赐”等，都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后来圣德太子的改革，更充满了儒学思想。

　　　　在儒学影响下，朝廷奖励孝道。凡世代孝顺的家庭，便豁免租调，表彰乡里；称作“义家”。在《赋役令》中也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闻名国郡的，要向太政官申报，在乡里问进行表扬，并豁免徭役。而且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日本后，异母兄弟姊妹间通婚等俗也渐减。

三、佛教的传入

　　　　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百济为了对抗高句丽，和中国南朝友好，同时又和日本结盟。所以佛教自384年由东晋僧侣转入百济之后，又转而传入日本。《扶桑略记》（10世纪前的编年史）中关于司马达从大陆带来佛像的记事是文献上最早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记录。日本继体天皇16年（梁武帝普通3年，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来到日本，在大和国高市郡板田原建立草席，置佛像进行礼拜。这时候的佛教仅是作为个人信仰的。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13年（梁元帝承圣元年，552）条记载，这一年百济的圣明王派人到日本，奉献金铜像一尊、幡盖及经论若干，并上表赞扬佛的功德。对日本要不要信奉佛教，钦明天皇难以决定，便令群臣讨论。苏我稻目说要信，物部尾舆、中臣镰子均说不要信。天皇采纳了物部氏和中臣氏的意见，把佛像赐给苏我氏。这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正式记录。这个记载多少有些故事性质，不过也反映了佛教开始传入日本的事实。

　　　　日本大化改新以前，以氏族制度为其社会基础。政治和经济都以氏族为中心，因此日本人的固有信仰是信仰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氏族神，佛教对固有的民族生活来说是极其异质的，和传统的民族信仰不相容。然而，由于日本社会的发展，氏族制度业已崩溃，统一国家已经建立，但氏族制度的残余势力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的发展，围绕着信佛的问题展开了四大氏族问的斗争。以物部氏、中臣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拥护神道，反对佛教，以苏我氏为代表的先进势力则主张信佛。大和氏表面中立，实际上倒向苏我氏。

　　　　大和政权为了在国外取得中国的支持而与高句丽抗争，在国内安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同时因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激烈倾轧的阀族斗争平息，所以主张信佛。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大陆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对日本国家体制的确立有决定作用，佛法成了统一国家的思想支柱。

　　　　经过长期斗争，用明天皇2年（587）中臣胜海和物部守屋被杀，苏我氏取得胜利。接着，执政者苏我马子招聘百济技工建造飞鸟寺（法兴寺）。推古天皇元年（593）在难波建造四天王寺。次年诏兴佛教，群臣竟相造寺。推古天皇15年（607）圣德太子在斑鸣宫旁建造斑坞寺（法隆寺）。

　　　　自从日本信仰佛教以后，先进的中国文化以佛教为媒介，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促使日本产生了辉煌的飞乌文化。

第五节　圣德太子的改革与飞乌文化

一、改革前的国内外形势

　　　　自5世纪后半叶起，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衰退。475年，高句丽南下攻陷百济首都汉城。百济迁都熊津，力求在南部扩大疆界；弥补在北面失去的领土。512年，百济遣使要求大和朝廷割让任那四县。当时的大和朝廷因无力继续统治朝鲜南部地区，不得不答应百济的要求。562年，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所灭。这对大和朝廷是个沉重打击，政治上，加深了统治阶级内的矛盾；经济上，失去了朝鲜方面的物质、技术、劳力来源。

　　　　皇室在国土统一后，不断霸占地方贵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并将侵略朝鲜的军事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皇室和地方贵族问的矛盾日趋尖锐。九州北部的筑紫国历来是侵略朝鲜的基地，军事负担最重。5世纪末，百济受高句丽进攻时，大和国派筑紫安致臣、马饲臣率水军出征，攻击高句丽。512年，大和朝廷将筑紫国马40匹送给百济。苦于沉重军事负担的筑紫国造盘井于公元527年乘朝廷令近江人毛野臣率6万大军征伐新罗之机，掀起叛乱。盘井占据“火、丰两国（后来的肥前、肥后、丰前、丰后）”，坚持1年3个月的战斗，最后在御井郡被物部鹿鹿火所灭。《日本书纪？安闲纪》记载宁伊甚国造因没有及时交纳珠宝而被问罪，大河内直味张不愿上缴自己的领地，欺骗御使等事实，都反映了皇室和地方贵族间的矛盾。

　　　　侵朝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灾难，引发了人民的反抗。479年，征伐新罗的军队行至吉备时，500名虾夷族士兵听到雄略天皇死去的消息，举行起义，但被镇压下去。

　　　　6世纪中叶以后，部民奴隶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钦明天皇30年正月诏书写道：“量置田部其来尚矣，年甫十余脱籍免课者众。”部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收入。大臣苏我稻目（？一570）为扭转这种局面，派胆津去白猪屯仓，编制田部户籍（注31）。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