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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神秘帝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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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彻底改变了比塞尔的计划。几周后他应召去帮助和组织为美国驻外军队运输军火和其他货物。不久，他被分派到战时航运管理局——华盛顿负责管理美国商船的机构，被要求研制一种预报系统，精确预计美国向外国港口海运军需物资的时间。当时距计算机时代尚远，所以他不得不在四个助手的协助下，编辑每艘可用船只的卡片档案。他设法提前三个月作出了预测，准确率高达95％。显然，比塞尔在处理政府工作方面颇有诀窍，并有能力承担重要的任务。
那次工作给比塞尔提供了接触高层、锻炼管理能力的机会。1945年2月，他是雅尔塔会议美国代表团的助理。会上，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讨论了战后在欧洲各自的势力范围。同年夏天，比塞尔还参加了在柏林城外举行的波茨坦会议。那时，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他从杜鲁门和斯大林艰难的谈判中得出结论：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战时联盟即将崩溃。
接下来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杜鲁门政府一直努力恢复美国经济，以适应和平环境，比塞尔在战争动员与恢复署和经济稳定办公室工作。比赛尔和妻子当时定居在乔治敦，他们在那儿有一个轻松愉快的社交圈，包括好几个注定要在中情局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如弗兰克·魏斯纳——中情局秘密行动的首位负责人、谢尔曼·肯特——著名的苏联事务情报分析家等。比塞尔还与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德和特蕾西·巴恩斯——另两位中情局早期主管建立了友谊。然而，他最紧要的工作还是恢复其学术活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自1942年就为比塞尔提供了职位。1946年9月，他和家人搬到剑桥。
在那里，他没有待多久。1947年7月，杜鲁门的商业部长及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财产继承人埃夫里尔·哈里曼打电话，把他推向了“马歇尔计划”管理的核心地位。他在回忆录中讲道：“这或许是我事业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几年。”此话似乎反映了他对“马歇尔计划”的由衷感情，及对他后来去中情局工作的矛盾心态。1947年秋季，比塞尔的任务是管理一个由美国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准备一份关于援欧计划价值的评估报告。委员会领导是哈里曼，二战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委员会旨在帮助激起民众和国会对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议的恢复计划的支持。1948年4月，国会通过“马歇尔计划”后，比塞尔又被召回华盛顿，此次是协助经营新的政府机构——经济合作局，该局由国会创建，负责分配援助资金，并监督这些援助资金被合理利用。
比塞尔对项目拥有控制权。毫无疑问，马歇尔计划是前所未有的慷慨项目。当然，四年输入133亿美元（相当于今日的990多亿美元）帮助欧洲战后恢复的同时，美国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欧洲大陆的经济破败极易引起政治动荡，还为共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显而易见，美国的未来安全和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重建，包括自由市场的复兴和稳定、民主政府的重建等。以那些标准来衡量，“马歇尔计划”是一项利人利己的、极有远见的有效举措，但从更广泛的人性意义上看，该计划又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项目，它帮助数百万赤贫人民重建生活、事业和家园。
了解比塞尔是如何轻易地用各种手段对付共产主义的并不难。“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为抵制苏联将其影响公然扩张到西欧的行动，中情局曾为此暗中活动。实际上，在负责“马歇尔计划”时，比塞尔进入间谍游戏并不需要多少角色转换。1949年，他曾从经济合作局抽调资金，支持华盛顿在欧洲的间谍活动。毫不奇怪，此要求出自弗兰克·魏斯纳——当时的政策协调局局长，这个秘密项目转交给中情局之前，就是由该部门负责的，他通知比塞尔说哈里曼已同意转移资金。
因为生意和社交活动的需要，比塞尔与魏斯纳曾经见过几次面。几年后，比塞尔进入中情局。“虽然，我记得此前在公事上与他素无瓜葛，但在生活中，通过乔·奥尔索普等朋友，我开始认识、了解并信任他。”资金来自欧洲国家向“马歇尔计划”捐献的本国货币。据比塞尔说，几乎所有的欧洲资金（95％）都用在重建工作上，剩下的5％为用于支付该计划的管理费用而存入基金会。比塞尔为魏斯纳动用的就是这笔钱。他觉得这没错，他给魏斯纳的这笔资金本该用于已经从“马歇尔计划”中直接获益颇多的政党和工会。
不久，比塞尔本人也转入中情局。1952年初，“马歇尔计划”即将结束时，比塞尔接受了经济合作局前任局长保罗·霍夫曼领导的福特基金会为他提供的职位。在基金会的工作使他得以出任中情局顾问，不久，他开始就各种问题向中情局提出建议，并定期在普林斯顿大学会见其他中情局顾问。
通过马歇尔计划，他结识了在国务院德国事务办公室工作的埃利诺·杜勒斯。她是艾伦·杜勒斯和即将成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妹妹。埃利诺·杜勒斯把比塞尔介绍给她的哥哥们。1953年底，艾伦·杜勒斯力劝比塞尔到中情局做全职工作。乔治敦的巡回宴会给了他们会谈的良机。“一天，在斯图尔特·奥尔索所举行的盛大的晚宴上，”比塞尔回忆说：“杜勒斯正要离开的时候，我拉住了他的胳膊，向他提到我在福特基金会进行的特殊经济项目即将结束，我必须找到新工作。他让我在换工作之前去见他。”
作为华盛顿和学术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比塞尔毫无疑问可以选择进入政府高层，包括进国务院。但正如50年代初期，其他人对政府职业，尤其是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看法一样，比塞尔不得不考虑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他的经历虽然毋庸置疑，但他明白政治迫害正威胁着所有政府机构。国务院受到的打击尤为激烈。很大一部分应归罪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没能坚持立场，抵制麦卡锡对包括比塞尔的朋友在内的外交使团的攻击。实际上，国务卿甚至雇用了一名麦卡锡的助手，在部门内部对破坏活动展开调查。与他哥哥相反，艾伦·杜勒斯坚决拒绝自己受麦卡锡主义左右。
第二部分第六章 命中注定的任务（2）
1954年2月，比塞尔与中情局签约，由此成为杜勒斯的特别助理。这份工作没有严格的职务范围，很快，他就参与到很多活动中，包括1954年夏季中情局成功策划的危地马拉政变。该国总统雅各博·阿本斯的免职标志着冷战时期重新整顿他国政府，以符合美国利益的努力达到高潮。比塞尔协助导演了支持此次政变的宣传行动，包括无线广播和散发传单。
一年前，即1953年8月，中情局在伊朗指挥了一次政变，让亲西方的年轻的伊朗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取代了左倾的领导者穆罕默德·莫萨德。中情局自信这样的秘密行动是巩固美国安全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鼓励下，他们在危地马拉又一次使用了这一手段。在这两例事件中，直接目标——扶植亲美领导者，都成功地实现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伊朗和危地马拉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危地马拉一直被一个接一个的由美国扶植起来的军事独裁者所统治。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现代化意识，但巴列维主要靠武力镇压来平息党派纷争。在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领导的1979年的革命中，巴列维的统治最终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推翻。
比塞尔本人亲眼看到了最后的结局，虽然他仍然相信，在类似危地马拉的事件中，推翻国外领导人是美国势力的合法演练。“至于颠覆外国主权政府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仍会毫不迟疑地同意采取相同的行动。”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不过，有了前车之鉴，我会更加当心采取干涉行动时，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协助杜勒斯完成了在危地马拉的行动之后，对间谍业务还不甚熟悉的比塞尔突然发现，自己马上要接手中情局最紧要的任务。1954年4月26日，杜勒斯交给他制造CL…282的任务，这对于比塞尔来说是终生的事业。制造这架飞机的命令直接源自总统，比塞尔还拥有来自基利安和兰德的强有力的后盾，能保证他得到空军及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凯利·约翰逊也急于兑现他的承诺，重写高空飞行法则，吉姆·贝克也正在研制新型照相机系统。比塞尔的任务就是保持各项工作协调同步，在预定时间内（规定的时间不足8个月），制造出一架全新的侦察机。
感恩节后的第二天，比塞尔与杜勒斯的短暂会面突然打破了他一贯的工作方式——他这次要管理的项目是中情局有史以来在科技上最先进的项目。然而，他本人对空气动力工程学、航空术、航空燃料及在7万英尺高空驾驶载人飞机的危险性等几乎一无所知。确实，在中情局，几乎无人曾经涉足这些领域，因为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助手们从未想到，他们会受命创建并管理他们自己的空军。
“因为所有的讨论都是在行政部门的最高层进行的，”比塞尔说，“所以没人真正知道该怎么做，没人知道项目资金的来源以及资金的数额，也没人知道谁是飞机买主。甚至没人想过在哪里生产、哪里试飞、哪里培训飞行员，以及谁来培训飞行员、谁来驾驶飞机等诸多问题。”
但比塞尔十分清楚应该如何创建和管理一个高效的组织。在与杜勒斯谈话的几个小时后，他就借鉴了在“马歇尔计划”和战时运输中的经验，决定建立一个灵活、自由又相当独立的组织。因为这个项目是非常机密的，所以“感光板计划”被设计成“单机操作系统”：它拥有独立的办公空间、工作人员、安全措施，甚至独立的通讯系统。工作人员由中情局助手和一群老练的空军军官组成。他们最初住在林肯纪念堂附近E大街的一幢老建筑里，但房子结构老化，当增加了办公设备之后，房屋地板都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了。比塞尔临时把他们转移到街那头的一个更坚固的处所，最后又搬到市俱乐部对面一栋朴素的市区办公大楼里。多年来，在纽约H西北大街第1700街区忙忙碌碌的律师、说客和记者们竟然都未发觉，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侦察行动司令部之一就在H西北大街第1717街区麦多米克大厦的五楼。
由于中情局缺乏专家以监督洛克希德、柯达和其他签约公司的技术工作，在整个侦察机制造工程中，比塞尔主要依赖他的高级助理们，包括空军派来的军官和秘书。他与空军的奥斯蒙德·里特兰德将军建立了尤为密切有效的合作关系，他是侦察机计划及比塞尔后来负责的尖端技术项目的副主管。高级管理层则包括：中情局的詹姆斯·坎宁安和约翰·帕兰格斯基，空军的利奥·吉尔瑞、斯坦利·比尔利和吉恩·基弗，比塞尔还把许多具体工作交给凯利·约翰逊和他的工业主管们。“对此次任务，我没有任何技术背景，必须边做边学。技术监督的任务便委托给各个合同商，主要是约翰逊，也包括普拉特&惠特尼公司。”
即使以50年代更为宽松的标准而论，比塞尔的工作作风仍是大胆创新的。“没有什么条条框框，”鲍勃·金回忆说。他于1955年首批飞机试飞时被派到中情局，后来又担任比塞尔的执行官。这种随心所欲的风格是比塞尔的拿手好戏。一天，在华盛顿，他开车与秘书在一条单行道上逆向行驶，他让她的秘书不要担心，他说：“街上没车时，何必管什么交通规则？”
这种对规则的不屑也被他带到了整个项目中。约翰·麦克马洪50年代末为比塞尔工作，后来成为国家二级情报官。他回忆说，他对那些引用政府规章劝阻他实施计划的助理们极为不耐烦。“不要进门就说我们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规章和法律允许我这样那样。”
比塞尔最亲密的助手之一，空军上校斯坦·比尔利也见识过比塞尔同类的行事准则。“我们应遵循的惟一规定就是：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比塞尔的脾气也是一把双刃剑。麦克马洪记得一次他和比塞尔一起出席预算会议，那位财政官员只能一个劲儿地翻文件，一问三不知。比塞尔命令助手们离开会议室，会议不得不突然中断了。
作为中情局首席照片分析师，与比塞尔密切合作过的阿瑟·C。伦达尔发现，比塞尔的方法十分管用。“他知道该怎么办，”伦达尔回忆说，“他知道怎样威吓，怎样哄骗，怎样施加影响，怎样让人想通问题，怎样说服他们。他真是见多识广。”
比塞尔的兴趣和专业的范围之广有时令同事们大为惊奇。伦达尔说，处理了一整天侦察机事务，包括给白宫打了好几个电话之后，夜深时，比塞尔会突然丢下在中情局的工作，开始给秘书读一本经济学著作。
认为洛克希德公司“值得信任，不会滥用政府权利”的比塞尔，不再要求他们作例行报告。和同期空军向洛克希德索求的成堆文件相比，“我们只需保持每个月有五页报告，以汇报该月的工作进度即可。”伦达尔回忆说。
这个项目的高度保密性免除了层层审批的决策程序。虽然比塞尔也向杜勒斯及其副手卡贝尔将军作汇报，但大多数决定都由他自己作出。他说：“有机密性做挡箭牌，我的决策不受干涉。”正常情况下，中情局所有重要的电报通信副本都要送到局长办公室。而比塞尔却指示下属们，只须送交杜勒斯看似有政治意义的那些，保留新式飞机制造和试验的相关通信。
尽管如此，比塞尔还是被技术和官僚作风折磨得焦头烂额。他常向兰德咨询，两人经常谈话，一周聊好几次。他们是极不相称的一对：比塞尔高大，不修边幅；兰德矮小，衣着整洁。一个来自富裕的上层家庭，另一个来自移民家庭；比塞尔是政府管理者，兰德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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