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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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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满江。他是1932年考入北大理学院的,入生物系。也许因为他的籍贯也是燕赵(河北省博野县),与我多有来往的什么人是中学同学吧,我们虽不同院(他也就不到红楼上课)而相当熟。他外貌可谓得其中,不高不低,不胖不瘦,戴眼镜,对人和和气气。很用功,到我将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越过吸收普通知识,进而为专门研究,记得问过他,说正在做合两个鸡蛋黄的什么为一的培育试验。这有什么重要,我不懂,但我知道在研究生物方面他已经造诣不浅,所以敬重他。因为敬重他,就曾向他请教一个大问题。是在红楼后面钻图书馆的后期,我的头脑里曾有一次大波动,是忽然感到疑古考古,所注意都是身外事,人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茫然了,自己想不明白,自然就想问人。牛满江是研究生物的,人是生物中的一个种属,问问他,也许能够明白吧?于是找到他,问:“由你们研究生物的看,生物活着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说:“除了传种以外,像是没有其他目的。”他的答复显然不彻底,但对我后来的改行治人生哲学,却有不小的帮助,或者说,我接受“天命之谓性”而不问天何以如此命,正是他的答复的翻版。由这个角度看,他给我的确是太多了。毕业以后,或再以后,他东渡太平洋,仍研究生物学,既躲过加多种冠的危险,又成为美籍华人中的佼佼者。曾不只一次来中国,与童第周合作,研究什么尖端的项目。我没有去看他,因为我至多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他已经是“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但我听到他的名字,还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王光汉。他是教育系学生,1931年入学,与我同年级。在校时期,连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是50年代中期,不知根据哪个高位之人的幻想,决定变南口至八达岭一段(旧传四十里)为花果山,由国务院系统的诸多单位负责。我们出版社直属教育部,分的地段是三堡车站略南以东的半山上。规定职工一年去劳动两次,一次半个月。青壮先行,盖房,我们中年以上的后继,登山种树。我去了两次或三次,遵命干这个干那个,至于能否变成花果山,心里想,只有天知道。万没想到人真能胜天,不很久之后,竟也知道并不能变成花果山,于是如一切幻想破灭的大举,以不声不响的方式收回成命。我的多日劳动白费了。但也不是毫无获得。这是:一、更加明白山中生活并不像隐士设想的那样好,因为既要有人供应生活资料,又要有可意之人陪伴。二、曾利用一个秋风送爽的假日,与王光汉(在教育部工作)等游居庸关。王是河北省中部某县人,高个子,不丰润,有点像农村的庄稼汉,负责养鸡。鸡一百多只,不生蛋,而且陆续死,他仍坦坦然。这是说他很老练,所以大家都叫他王老汉。且说劳动半个月,有一天真正休息(与不劳动而在屋里写总结,作感受八股不同),于是与王老汉约,南行去游居庸关,还有两个人参加,大名不记得了。早饭后启行,沿公路,天气和景物都好,不很久就到了。到之前,向东下望关沟,见远处有个新装怀抱小孩的小脚妇女骑驴,后面一个男子步行跟着,王老汉停住,看得出了神。我叫他,他不隐瞒情和意,说:“我最爱看这个。”我怎么也想不到,在红楼四年,在都市生活二三十年,心却还放在百年以前。世间真是太复杂了。下公路我们到关前,进门洞看了佛像和西夏文雕刻,登上云台,向四围望了望。想到关以西的李凤姐墓,时间还早,我提议去看看。西行登半山,找,不见,问人,答不知道,只好罢了。不久与王老汉作别,其后就断了音问。有时想到他,连带想到那位骑驴的,也曾觉得可笑。其实,迷而不悟,也许是更值得珍重的生活之道吧?


《流年碎影》 同学点滴(4)


  孙以悌。大约十年以前,我写过他,收入《负暄琐话》。我同他不认识,写他,是因为我在校时期,他是出现于红楼的奇人,毕业之前不久跳海,是学校出现的奇事。他于1930年考入史学系,原籍安徽寿州,听杨向奎说,早已住在无锡。我那篇写他的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问,连名教授钱穆、蒙文通等都惊讶,如此之精而且博,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一个方面是人生观,他熟悉古事,对于其时许多人都迷恋的考史却没什么兴趣,而常常说:“人应该以众生为念。”挂念众生,是佛家思想,不停止于思想就要修菩萨行,可是他像是因什么事而绝了望,终于如托尔斯泰,出走,到天津,上了南行的轮船,后来人不见了,船上只剩下行李。都推想他是跳渤海了。因为他造诣特高,人人惋惜,破例,为学生也开了追悼会,还借《史学论丛》的篇幅,为他出了专刊,印了他一部分著作。我是看了专刊上的照片,才知道是我住在第三院宿舍,早晨在地下洗脸室,经常遇见,光头穿灰布长衫那一位。他人往矣,却使我因他而常常想到心安理得之不易。他走的想当是认真的一条路,我呢,无此雄心壮志,只能随所遇而安,或干脆说自欺,对比之下,不能不感到惭愧。
  徐芳和陶维多。转为说女的。她两个是我们班的“唯二”女性,平常提到总是连着说,所以这里也就可合则合、可分则分地写。且说我们班是大班,人三十出头,“唯二”,按比例说就太少了。这使我有时想到生不逢时,比如晚生几十年,女子上学成为家常便饭,有些班甚至阴盛阳衰,不才如我,也会有中不溜儿的佳人来跟前表示好感吧?可惜那是几十年前,我们一大群看两个,就如在天上了。这结果是,四年之久,我同她二位,大概没交谈过一次,因而所知也就很少。远观的印象当然有,徐身材中等以上,白净,有点风流成分;陶则矮小,沉静,表现为老老实实。插说一件事,是每有一个年级毕业,就印一次同学录,推举毕业同学十几个人负责编,凡本年毕业的交照片一张,钱币一元。我们毕业那一年,照旧规办理,可是都没拿到同学录,听说是主办人贪污,不给印刷厂钱,印刷厂就不交货。拿不到同学录,会有多种损失,其中之一就是,比如徐芳和陶维多,就说不清其年龄和籍贯。毕业以后呢,没见过一次面,稍有所知,都是听来的。较早是抗战初起在武汉,有人在什么宴会上见到徐芳,颇出风头。后来像是还到了台湾。生活总是在高层次飘,至于详情,因为消息都是零碎的,就难得连缀起来。现在还健在吗?在哪里呢?不知道。陶维多则正好相反,是前期迷离,后期明朗。记得是90年代初,一次与先则文改后则语委的高景成先生闲谈,不知怎么一来就谈到陶维多,原来近些年她在语委工作,住西直门外昌运宫,不幸于1989年逝世,还开了追悼会。这样,近,也就咫尺天涯了。
  马珏。我也写过她,收入《负暄三话》。她念的是北大预科,1936年升入本科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她是学校的大名人,甚至北京的名人,因为头上有两顶帽子,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的女儿小,校花大。花,谁都想看看,我未能免俗,狭路相逢,也看。印象呢,长身玉立,面庞白嫩,确是够得上一个“娇”字,娇,我不为泥做的诸君讳,都爱。但爱是“情”方面的事;还有“理”,就不能不打打算盘。即如我,近在本班的徐、陶二位尚不敢靠拢,况远在他班的马珏乎?所以同出入红楼近三年,连相视而笑的机缘也没有。她于1934年春未毕业离校,到上海结婚,名花有主,我逐渐也就把她忘了。万没有想到还有交往的机会,是她的在山东枣庄工作的儿子杨衡善是我的读者,看到我写马幼渔先生的文章(收入《负暄琐话》),就来信,说他妈住在他那里休养,他的姐姐杨康善在北大工作,前不久他妈并曾在北大朗润园住很长时期云云。我也住朗润园,因为不知道,就交一臂而失之。但我们通了信,她并寄来上学时期的照片,说希望我能够想到昔日。其后她连遭不幸,先是丈夫病故,不久腿又摔伤。希望她还来北京住,看来不容易了。1992年的冬日吧,据说是枣庄的住处有困难,她竟来北大到她女儿家住。其时她女儿住燕东园的新建楼房,离我的住所不很远,我当然要去看她。她拒绝了,说行动不便,俟养好些再说。我推测,这是怕我对比今昔,心里都不好过。这其间,我送去新出版的一本拙作,劝她好好养病,待好转我去看她。一拖就拖到1993年秋天,是一天的下午,她女儿来,说看她母亲,可否一会儿就去。我去了,她拄着双拐走来,靠近我坐了约半小时,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汪汪的。我没想到她这样念旧,也很感伤。其后不很久,她就到医院去疗养,我未能再去看她。大概是1994年末,听她女儿说,病终于没有转机,挨到十一月,下世了。她生于宣统庚戌,属狗,卒于甲戌,仍是狗年,也可以算作始终如一了吧。生而为人,总不免一死,但如她,有写作之才,富于情,又早年见闻多,而没有及早拿笔,终归是个不小的遗憾。
  金石。她1932年考进北大,入外国语文学系学英文,与杜文成同班。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她是运动员,而且打篮球,在我上学时候是罕见的。她是沈阳人,个儿不高而粗壮,头大,上下一样宽,恕我直言,实在不能算漂亮。离开学校以后,各奔前程,也就都忘了。是8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有个老年妇女推门进来,自己报名,说她是金石,问我还记得不记得。我说记得,请她坐下。当然要说说多年来的情况。她丈夫姓刘,近些年一同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她当年在北京的住宅还有,在地安门内油漆作,所以告退以后,也常在北京住。知道我在出版社,是因为她女儿有时来音乐编辑室帮忙,偶然谈起,疑惑是旧同学,立刻跑来,果然不错。她不愧为运动员,虽然比当年瘦了些,腰板儿还是挺直,走路轻快。她很热情,问完我的情况,接着问还有哪些同学在北京。我只告诉她杜文成,因为其他人,或病或行踪不定,以不去打搅为是。她记下杜文成的住址,说第二天就去。又说她家不远,希望我去看看,何时去,先告诉她,她准备饭。我去了不只一次。她也常来,有时让查一些典故,就顺便看看我。了解越来越深,我觉得她有个最难及的优点是,以出嫁的女儿为喻,实心实意顾娘家。听到哪个同学在哪里,只要她能走到,必立刻去。每年五四校庆,她一定参加,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见到几个北大旧人。我呢,很惭愧,多年住在北大而不参加校庆,与她相比,就成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了。
  莫国康。她是广东人,1929年考进北大,入教育系。这里写她,不是因为与她有什么瓜葛,而是,不怕人笑话,因为她美。记得身材、面容,都恰到好处,与马珏相比,还多个“匀称”。如果容许我评论,马珏是因“娇”而美,莫国康是因“美”而美。可以分高下吗?无妨追述个当时的想法,如果校花由选票产生,我那一张,沉吟之后,也许还是写莫国康。可惜这样的“民意”无由告诉她,1933年暑后她离开学校,就不再看见她。曾听到她的消息,是40年代前期吧,说她给(或曾给)陈公博当秘书。陈也出身于北大,1916年入哲学系,与朱自清和顾颉刚同班,毕业后也改行,入了政场,混到代主席,可惜是敌人日本扶持的,于是得个判处死刑的下场。如果所传莫国康曾在他那里不假,后事如何呢?每一想到,不禁有佳人薄命之叹。
  古,“叹”之后有“观止”之说,也就不再写下去。


《流年碎影》 日常生活(1)


  这是小节,只是因为有好多为其时其地所特有,作为闲话说说,如“白头宫女”追述开天旧事,也许有人愿意听听吧。日常生活包括由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的一切活动,不得不挑挑拣拣。想先剔除一些所谓正事或大事,如上课,钻图书馆之类。剩下的,琐琐碎碎,宜于归拢,想从祖传的归类法,分为衣食住行;行殊少可说,换为余兴。主要说己身;但己身也可有代表性,那就算作共享的也可以。
  衣。北大没有制服。有准制服,是蓝布长衫。穿蓝布长衫上课,是习俗,不是法定。所以有少数人,有财力,愿意豪华,漂亮,或给具体的佳人看,或给概括的佳人看,以期换来青眼,也可以做西服。记得一年的暑假,同屋李耀宗就做了一套西服,浅灰色,纯毛派力思的,也许要三十多块钱。其时他连心中也还没有如意佳人,空虚,当然希望有“凤凰来仪”。至于一般人,我在内,就还是一年四季,外包装不变,蓝布长衫。西服,蓝布长衫,以及包装之内,背心、内衣等,我们总是往东安市场,那里都可以解决。记得最清楚的是蓝布长衫,料是阴丹士林(新染料名)的,制成品,用自己身材试,合适了,付款,时价是纸币一元。料坚实,做工也不敢丧失信用,两三年穿不坏。长衫的缺点是下身过长,活动不便,如果改为熊十力先生那样的,保留上部的三分之二,裁去下部的三分之一,开隙保留,上移,穿上舒适,实用价值会超过西服吧?不过人穿衣,记得讲服装起源的什么书说过,是由于想装饰;装饰主要是给别人(尤其异性)看,则长衫究竟要得要不得,决定权就不能属于我们,而属于校花之流马珏和莫国康了。
  食。关于食,我写过“沙滩的吃”(收入《负暄琐话》),这里变为学生的吃,范围大了些,所以不能不粗说。吃,就我说,与通县师范时期不同了,彼时是白吃,变为要花钱。花钱也可以分为常态和变态:常态是天天如此的果腹,变态是与什么人,下馆子,改善改善。先说常态,以作战为喻,有阵地战,是吃包饭。学生宿舍只西斋有,一个月六块钱,米饭、馒头,一菜一汤,管饱;外面饭馆也可以包,价钱贵一些。有游击战,是任意到附近一个饭馆,点菜点饭,吃完付钱。游击战有好处,说小话是容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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