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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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邪，出了家则严格要求，不许男女，婚姻也就无立足之地了。以上两种想法都言之成理，后者并有人人都曾身受的事实为依据，借用禅宗的话说，我也参过。所得呢？知方面，高山仰止；至于降为行；就总感到山太高，而且陡，爬不上去。够不着的葡萄，不吃也罢，那就还是随俗，承认“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吧。
　　这就可以转为说那低层次的“应有”，即成年之后，也搞对象，幸而有成，结婚。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分等级，婚姻也是这样，以当事者满意的程度为标准，我多年阅世加内省，认为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先说可意，是当事者（当事者是两个，人各有见，所感未必一致，为了便于说明，只好假定一致；或者承认不一致，这里的立论仅适用于男本位或女本位）觉得与己结合之人正是自己想望的，所谓天赐良缘是也。如果只顾希望而不管事实，当然，世间所成之婚最好都是这样的。可是很遗憾，充斥于世间的偏偏是事实，与希望总是有或大或小的距离。说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至少在这方面，上帝并非全能全善，于是所生，姑且男本位一下，只看外貌，西施很少而东施很多，娶得西施，可意了，娶得东施呢？还有，人总是不能因情热而长时期迷乱的，比如说，一见倾心之时，成为眷属之前之后，感到可意，这“之后”延伸，一年，两年，以至十年二十年，人老珠黄，马勺难免碰锅沿，还能同样感到可意吗？所以我有时甚至想，正如理想之难于变为现实，婚姻的一种可意的级别，也许只存在于《白蛇传》《牡丹亭》一类书里。太悲观了，或者改为这样说：都长时期感到可意是可能的，却是不多见的。承认这种现实有好处，是高不成而低就，心里可以坦然，祖传秘方所谓知足常乐是也。再说可过。过是俗话说的过日子，可过就是可以在一起过日子。这种中间的程度可以由“不足”和“有利”两个方面来说明。不足容易说，世相语“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的后一半正好说明这种情况。但更有力的是另一面的有利，可以用心理的感受来形容，是一天的由日出到下一次日出，一年的由元旦到除夕，男本位，有她，女本位，有他，感到有多种方便甚至依靠，没有她或他，轻则感到不够热闹，重则感到诸多不便，甚至过不下去。这样的男女结合，如果心里还装着“可意”，是李笠翁的“退一步”。过于委屈了吗？眼睛只看理想，是这样；如果换为多看现实，应该承认，能够这样已经很不坏，因为，也是现实，是有不少人还要退一步，降为可忍。接着说可忍，是看外貌，察内心，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琐细，总是感到不尽如意，可是睁一眼，闭一眼，想说，少说一句，也能对付过去，或有时想到根治，分，子女，房屋，居家杂事，种种牵扯，又，“故人从阁去”不难，还能“新人从门入”吗？千思万虑，还是忍了吧。语云，忍为高，人生一世，会遇见天灾，会遇见人祸，都忍了，男女之事只是更近一些，难道就不能忍吗？这情况会使我们想到数量，是可忍与可过相比，究竟哪一种多些？大概只有天知道。最后说不可忍，情况是继续合，很痛苦，只好分。合不来，追原因，如果枚举，无限。但可以综括为四类。其一是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合就成为不可忍，只好分。其二是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比如一方是坚信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身体力行的，而另一方则以整人为乐，朝夕面对，不可忍，也就只好分。其三是政见有大分歧，比如在清朝末年，一方是帝党，主张变法，而另一方是后党，张口闭口老佛爷，必致话不投机，见面不愉快，就不如分，各走各的路。其四是生活习惯有大分歧。生活习惯包罗万象，有些放大，简直可以视为人生之道，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离得太远，互不迁就，也就只能各走各的路。就我的观察所及，有的一对合不久而分，并不是有什么大分歧，而是为一件小事吵了架，一时气不能消，就分了。所以说生活习惯，也应该包括俗话说的“脾气秉性”，这看似小节，也会发展为不可忍，使婚姻破裂。
　　以上说看法是泛论。泛论有大用，是我将以它为眼，看己事，以它为笔，写己事。


《流年碎影》　婚事（2）


　　记得是80年代后期，我烦人刻一方图章，文曰“六代之民”，六代的第一代是大清帝国。我生于光绪三十四年戊申腊月，地道的满清遗民，又生在偏僻的农村，因而早年的生活不能不是乡村而且旧时代的。单说婚姻，我们那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加二早，订婚早和结婚早。估计是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家隔一家的东邻有个姓石的男性，通称花四，他有个姐姐嫁村南六里侯庄子（属武清县）沈家，病故，沈姓又娶，他呼为续姐姐，生的次女行七，比我小一岁（实际是八个月），他认做外甥女，灵机一动，抽出红丝，就把她和我拴在一起。其后，仍从乡村习惯，于1926年冬天，新算法我和她都是十七岁，就把她娶来，成婚。其时我在通县师范念二年级，等于还没有接触新风，对于这样的婚事也就既说不上欢迎也说不上反对。沈是完全旧式的，缠脚，不识字。貌在中人偏下。但性格好，朴实温顺，以劳动、伺候人为天赋义务，寡言语，任劳任怨。母亲说她好，我也尊重她。旧时代早婚，一个务实的目的是家里添个劳动力，“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还在其次，所以只要外边能找到门路，总是把儿子送出去，求高升，儿媳留在家里做奴婢。这样，我到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她就从乡里之俗，长年劳动，入门伺候公婆、小姑，出门下地上场，做妇女习惯做的活，如拾棉花、摊场之类，到寒暑假，还要伺候丈夫，缝制新的，拆洗旧的。家中任何事，她没有发言权，可能也没有意见；向来不表示感情，因为四德（德言容工）之首位的德规定，妇女是不该动情的。负担这样重，生活这样枯燥，却也有所得，是邻里夸为好媳妇。她有没有烦恼？至少是在婆家，向来没说过。直到后来，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有另一个女性与我相伴的时候，她也不说什么，仍是静默地过日子。我推想，她不说，心里是不会如止水的；是什么力量让她静默地活下去呢？大概是接受了两种“命”：一是几千年来妇女共有的，忍辱负重，为别人；二是自己遇到的，既然情况是这样，也就只好这样。但无论怎么说，这情况总是不美满的，父母二老会不会想到其前因以及如何善后呢？后悔包揽这婚事是不可能的，因为远看，祖祖辈辈，近看，左邻右舍，都是这样。大概也不会想到善后问题，因为除了任其不美满，顺流混下去之外，也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那是旧时代，妇女已嫁，夫健在，明言离，另寻佳偶，这条路是不通的；可行的路只有一条，保留夫妻之名，兼取在婆家活下去之实。我也承认这样的现实，但对她，显然，纵使怜悯也力量有限，又因为多年来“伤哉贫也”，也只能每月补贴一点钱，以求她生活能够略容易些。这样延续到80年代，她去世了。我有时想到这件婚事。她的确是受了一辈子苦，应否完全由我负责？站在她一方，可以这样说。站在我一方呢？忘情过一生，且不说应该不应该，年尚未而立，做得到吗？勉强做，也是苦，应该由谁负责呢？推诸“旧”？可惜它是已然，你怨也不能把它怎么样。自然，华年已逝就可以循另一种思路，比如说，佛家的，就可以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是如果真入了佛门，忘掉解脱也不对吧？那就不得不遁迹山林，修不净观了。总之，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想把围绕着婚事的诸多问题都解决得天衣无缝是几乎不可能的。其实，就是全新而不旧，问题就会减少到可以不再费心费力吗？显然也不是这样。那就结果仍然，至少是有时，还要“忍”。
　　忍是后话，其时的实况是，我正在由旧走向新。这“新”是多方面的，说一时想到的一点点。其一，前面提到过，我念男师范，通县还有女师范，名称对等，人呢，有时足踏长街会狭路相逢，剪发，粉面，着淡雅旗袍，大脚，走路不扭而潇洒，觉得很可爱。爱，藏于心，也会发酵，孕育幻想，是如果能——那该多好。如果的背后藏有现实，是父母加媒妁那条路，其结果，自己已经感觉到，没有看剪发、大脚那种感情，当然不合适，也就不合理。其二，就在这个时期，我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包括不少新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的小说、戏剧，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人生，几乎都认为男女结合，应该始于浪漫主义，终于“死生契阔”，也就是如串珠，中间的线要是火热的爱。其三，还不只是理想或幻想，已经见到，同样出入于师范学校之门的，有少数，1928年秋革新之后，经过相识，情书（据说有一位曾咬破手指写），而终于与剪发、大脚的成为眷属。其四，是我由小城市走入大城市，而且是站在文明前列的北京大学。我有时也就忘其所以，或说兼为环境所染，至少是心里想，以前没有的，能够变为有才好。
　　世间确是复杂的，或说兼有点神秘，比如说，你想什么，以为必不成，也许一梦醒来，成了。成靠机缘，以下说另一次的机缘。我长兄念京兆师范，有个同班同学名于忠，字伯贞，京北清河镇人，曾任清河镇立小学校长，在东郊六里屯有砖窑厂，常住北京。我念通县师范时期，我长兄曾在那个小学教书，我去过，记得不只一次。于体格是矮壮型，人敞快，好交，总是说说笑笑，我呼之为于大哥。我考入北大以后，住在沙滩略南大丰公寓，他也来过。大概就是考取后的8月暑假末尾，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并说如果可以，他想先带她来见见面。其时我正幻想维新，对于年轻的女性，而且胆敢抗婚的，当然很感兴趣，就表示愿意见面。过一两天，是上午，于大哥带着她来了。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她原籍湖南湘阴，北京生人。父亲杨震华，据说中过举人，民国二年北京大学商科银行学校毕业，曾创办新华大学；母亲姓丁，湖南平江人，世家小姐；在北京，她还有个哥哥，两个妹妹。总是因为，除了亲属以外，我没有同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吧，觉得她很好，如此年轻而有大志，在女性中是少有的。正如一切男性一样，对某女性印象好，就想亲近，并有所想就实行。那一天，我们谈到近中午，就请她和于大哥到东安市场东来顺去吃午饭。其后是我写信问香河是否缺人，说如果缺，于大哥推荐一位，如何如何，我以为很好，可以去。回信说缺人，欢迎前往。这其间，以及长途汽车站侵晨送行，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以致上车时都有惜别之意，约定以后常写信。且夫惜别，情也，情会发展，具体到事是信多，收到看完就复；复，写，三页五页，情意还是不能罄尽。总之，形势是恨不得立即化百里外为咫尺，并且不再分离。记得是1932年的春天，她回来，就住在我那里。
　　此后，我们的生活由交织的两种因素支配着。一种是穷困，因为我还在上学，就只好仍是她到外面去工作。另一种是希望长相聚，因而只要可能，就在沙滩一带租一两间民房，用小煤火炉做饭，过穷苦日子。这样的日子，有接近理想的一面，是都努力读书，单说她，是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以致远。也有远离理想的一面，是我们的性格都偏于躁，因而有时为一点点琐事而争吵，闹得都不愉快。就这样挨到1935年暑后，我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她先是在北京，后又到香河去教小学。何以我有了收入，她又出去工作？师丹善忘，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1936年早春，她在香河，我在天津，收到也在香河教小学的刘君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过于亲密，如果我还想保全这个小家庭，最好是把杨接到天津去。其时我的心中情多理少，就听了刘君的劝告，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去，记得到京津公路的安平站，把她接到天津。在南开中学附近租了两间西房，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而情况不一样。我体会，她先是在新旧间徘徊，很苦，继而新的重量增加，更苦。我当然也不好过。但都不谈这件事，表面还平静。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在西城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可能不很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天下午，在她哥哥住处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离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有时像是感情力量更大，就真想去找她，幸而胆量没有随着增大，才欲行又止。这样延续到9月，有了远走的机会，理智终于当了家，为人，也为己，领悟藕断，必须丝也断，就毅然舍掉北京，到保定去了。


《流年碎影》　婚事（3）


　　重述这些，我会不会有怨气？在当时，也许有一些，及至时光流过很多，心情归于平静，理智高居主位，想法就不再是那样。是什么样？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是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视为应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为例，纵使所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