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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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所大学都可能面临如何处理学生运动的难题，而对于社会动荡、国势衰微、政治腐败、风雨如晦的近现代中国来说，学生运动更成风起云涌之势，因此，如何摆平大学自由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更考验中国大学校长的智慧。蔡元培曾经为学潮而三番请辞。我们考察他对学潮的一般态度和处理方式，可以归纳如下：事前劝阻，事中保护，事后辞职。劝阻是因为他认为学生运动与他所谓大学即研究学问之地的宗旨不合，因此他不支持学生运动。保护，是指他本于对学生的爱护，不仅自己不对学生采取严厉的处分，而且还会尽力组织对被捕学生领袖的营救，并尽可能阻止政府对学生领袖的迫害。辞职，一方面是个人对此完全负责的表示，以保护学生和学校；另一方面则以此继续对学生劝学。不过，蔡元培这三次请辞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同，我们分别作一简单的分析。　　　　
　　　　１９１８年５月，北大学生因为不满“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签约而爆发学潮，学生列队到总统府要求废约。事后，蔡元培向政府提出辞呈。这次因为对学生和社会的影响都较小，所以，他的请辞更像是象征性地对学生运动自负责任的表示。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关于他的请辞有过多种说法，表明了他非常矛盾的心态。就对政府的说法而言，他先是因自己对学生约束无方而请辞，但随后他又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说明他实际上是因为大学无法自治，挂冠而去的。就对学生的说法而言，他一方面是接受了别人的劝说，以自己的先行辞职而换取政府对参与运动的学生的宽大或豁免，另一方面又在７月２３日的“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以自己的一贯立场劝诫学生，唤醒国民有一时之唤醒和永久之唤醒的区分，若要求得对国民永久的唤醒，则必须扩充知识，高尚志趣，纯洁品性，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蔡元培语重心长地提醒学生：政洽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还有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中，则无法尽萃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以定中国文明前途的百年大计。学生若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蔡元培当然不是不理解学生的爱国之情，但他更担忧的是“动”与“静”的关系失衡。他既担心学生因为“动”（参加政治运动）以致学业被毁，又担心学生因为养成了“动”的习性而主动疏离了学业上的兴趣。在蔡元培改造北大前，学生为升官发财而来求学，这是蔡元培要力图改变的校风；而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多为政治运动所吸引，这也是蔡元培所深为忧虑的。我在对清末学堂的研究（“社会支配关系与科场场域的变迁”，载《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中曾经指出：学堂学生的“反体制冲动”实际上是士绅惯习的一种特殊变形，独立的教育场域无法成型，则道统与政统的张力无法重建。五四运动中北大爱国学生的心性当然不能与北大从前抱着做官梦的老爷学生相提并论，但我们无可否认，五四运动所承接和发扬光大的“反体制冲动”与蔡元培将北大塑造为有独立学统的场域的努力是存在着张力的。建立独立而又厚实的学统以从根本上制衡政治，而不为政治一时所牵，这正是蔡元培之所以一贯对学生运动抱持着保守态度的原因所在。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北大因为经费短缺，要求对学生的讲义进行收费，因而引发了一场校内学生风潮。蔡元培对围攻教师、起哄闹事的学生表现出了罕见的愤怒，他高喊“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蔡元培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子，忽然之间就变成正义之狮了。蔡元培不仅以自己的气势震慑住了闹事的学生，最后还以自己的辞职表示抗议。有人认为蔡元培这是小题大做，而蔡元培则认为收费问题本身事小，而学生此种放弃人格、精神堕坏的表现则是大学精神建设中的大敌，不可不重视。“因为破坏的原因，起于外界的，还容易对付；起于内部的，对付较难。内部破坏的原因，在物质方面的，尚易挽回；若在精神方面，就不可救药了。”如果说蔡元培对学生在校外参与政治运动还抱着同情态度的话，那么，他对学生出于个人利益而闹事则深感痛心疾首。学生常将国民可以革政府的命这个逻辑移到学校来，认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可以革教职员的命，蔡元培用三条理由反驳了这种逻辑。第一，国家是国民所建设，国民不满意本国，难以离去，所以只好拼命想改造国家的方法；而学校不是学生所建设的，学生不满意本校，可以改择他校。第二，政府官员是国民所选，国民中在年龄、资格和能力上超出他们的大有人在，而教职员非学生所选，其能力为大多数学生所不及。第三，国家的岁人靠国民的纳税，而学校经费并不全由学生所出，国民的权利不能简单移用到学生身上。总之，蔡元培认为大学生知识比常人高，更应该有自制的力量，保持冷静的头脑，划清界限，不为一时的冲动所左右。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1节　后继者

　　　　４．蔡元培的“卡里斯马效应”及其后继者　　　　
　　　　自从蔡元培将研究学理确立为大学的宗旨以来，大学在外部关系上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政府既不时在政治上对大学自治横加干涉，又经常不能提供办学的基本经费；而学生则常常因为政治上的失望和对革命的热望而投身于政治运动中。这其中最严重的因素是政府对大学的政治干预。如前所述，蔡元培对这些因素特别是政治干预问题力图从这样三个途径来加以解决：个人影响力；校内制度建设；国家教育制度建设。在这三个途径中，个人影响力的实际作用最为显著；校内教授冶校制度对校长权力的制衡则是不稳定的；而他想使国家从政治制度上确保大学自治的努力则基本宣告失败。因此，北大在蔡元培治校时期能够保持政府对大学的经济支持与减少政府对大学的政治干预之间的大致平衡，能够保持学生对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与对学术研究的倾心之间的大致平衡，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获得实际上的自治，几乎都仰赖于蔡元培个人的影响力，这即是我们所说的蔡元培的“卡里斯马效应”。因此，我们才更明白，蔡元培这位后世所谓的“教育神”为什么屡用辞职来调整大学的外部关系。蔡元培本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效应对于大学自治来说是脆弱的，但是他个人却无力促使这种效应带来制度上的革命。因此，就难免出现人去政息的情况。　　　　
　　　　在蔡元培之后长期主持北大校务的先后有蒋梦麟和胡适两位。他们本来在蔡元培主校时期就是骨干，在谋求大学自治的理念上也是比较接近的。但他们由于不同的个人因素，却无法在较大的程度上推进大学自治。　　　　
　　　　先就蒋梦麟来说。蒋梦麟是深得蔡元培信任的人，他长期辅佐蔡元培治校，在蔡元培名义上主校的后五年就是由他实际主持校务，１９３１年后又担任北大校长一直到１９４５年，是北大历史上任校长一职最长的人，为大学精神的建设有诸多重要的贡献。然而，蒋梦麒更多的是一个将才而非帅才。他擅长处理具体事务，但在办学的气象、眼界和胸襟上要远逊于蔡元培。在蔡元培总揽全局、蒋梦麟具体操作的格局下，蒋梦麟发挥了很出色的作用；但由蒋梦麟自己真正来主持全国教育大计或北大校务，则在谋求大学自治的问题上显得气象较小。从他在教育部长任上发出对胡适中国公学案的警告可以看出他对大学所面临的政治干预并不以为忤，甚至还推波助澜。他在１９３１年辞去教育部长而被委任为北大校长时，仅仅因为办学经费不足就不愿来就任。而在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解决了北大的经费困难后，他来校一上任就提出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使蔡元培曾努力推动的教授治校制度不复存在。他对学生参与学潮则常用开除学生领袖的手段来惩戒。再就胡适来说。胡适是蔡元培后继者中在大学理念与蔡元培最接近的，也是继蔡元培之后名声最响的北大领导人（先后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校长）。但胡适一生在办学实践上更能体现他对大学自治的追求的，并不是在他的北大校长任内（１９４５－１９４９），而是在他的中国公学校长任内（１９２８－１９３０）。他在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时，学校不挂国民党旗，不上总理纪念周，这在其他受所谓“党化教育”影响日深的大学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虽然他后来被迫辞职不是因为办学而是他个人的一篇政论文章，但这次受挫对胡适的教育实践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固然他在接任北大校长时提出要继承蔡元培在北大时的自由精神，但他在北大办学上已经很少有政治上的出格行为了。他仍坚持将教育与政治分开，多次拒绝政府要他出任要职的邀请，但是，他主持北大工作的重点已经从谋求超脱政治干预的大学自治转向了摆脱西方奴役的学术独立。胡适此时的个人声望并不比蔡元培当年的个人声望低，但两人声望的焦点不同：胡适的声望焦点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文化名士，而蔡元培的声望焦点是一位自由办学的教育大家。胡适在整个文化思想上的影响要比蔡元培广泛得多，但他在推进北大自主办学上的影响则不及蔡元培深远。胡适个人以其自由主义学术大师之身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具有卡里斯马效应，但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却并不具有蔡元培那样的卡里斯马效应。比如，胡适在处理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就屡遭学生嘘声。胡适一生请辞、拒任行为甚多，但他从来没有用辞去北大校长的行为来表达什么，大概也是因为他的辞职不会在北大学生那里产生太大震撼力了。当然，胡适在北大自治上作为不大，也与他任期较短等因素有关。　　　　
　　　　总之，北大在蔡元培之后的外部关系逐渐向不利于大学自治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反不及３０年代后来居上、严格推行教授治校制度的清华大学。　　　　
　　　　二　　　　
　　　　如前所述，蔡元培治校时期，以其个人的卡里斯马效应，使北大在相当大程度实现了外部环境对学术自由的容忍和默许。美国弗兰克福特法官对大学的基本自由的内涵曾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阐释：“根据学术理由来自我决定：谁可以当教授；教什么；应该怎样教和谁可以被准许入学。”６日本节即根据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北大是如何运用学术自由的理念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新传统的。需要说明的是，自由绝不等于是放任自流和散漫松弛，否则，蔡元培改革前的北大就已经具有“自由”传统了。蔡元培曾经将自由解释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不渝，不为外界实力所征服。”因此，保障学术自由与导向学术正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蔡元培在校内的种种改革举措都是为了把当时这个声名狼藉的大学引导进治学的正轨，只有进入正轨后才会有教师的自由发挥。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2节　教什么？

　　　　（１）学术分立　　　　
　　　　尽管蔡元培上任时科举早废，但学校仍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所笼罩，北大作为最高学府则被视为奔向官场的直通车或捞取钱财的终南捷径。蔡元培来北大后，首先将研究高深学问确定为大学的宗旨，进而又具体区分了学与术：治学者为大学，治术者为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是造就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欲为目的”。在蔡元培看来，大学不是以职业教育为皈依的，它不是养成资格的场所，也不是贩卖知识的地方，而是旨在培养学生研究真理的兴趣和致力学术的人格。鉴于法、商的学理源于文科，医农工各科的学理源于理科，因此，蔡元培为北大确定的发展原则就是：扩充文理，截止工科，将商科归并人法科，并预备将法科独立出去。工商法律等科最易为学生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北大学风最败坏的往往也集中在这些学科。裁减、撤并这些学科对于整饬北大的学风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重点发展的文理科中，蔡元培尤重文科特别是哲学。这一点可以明显见到德国古典大学观对蔡元培改造北大的重要影响。　　　　
　　　　 （２）文理交融　　　　
　　　　蔡元培进一步看到文理分科之弊。他认为哲学必根植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也往往牵涉哲学。为此，蔡元培撤去了文理法三科的界限，设置了并立的十四个系，在系与系之间教授能够流动，习文科者必须兼习理科的一种，而习理科者也必须兼习文科的一种。　　　　
　　　　 （３）自由选科　　　　
　　　　蔡元培为了落实他在１９１２年任教育总长时就在《大学令》中提出的“培养硕学闳材”的目标，除了在预科教育中实行通识教育外，还在本科教育中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并进一步实行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不拘于专业，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选习。关于预科，我们稍后再谈。此处先以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为例来分析一下１９１８年北大本科课程改革后的情况。在哲学门的课程安排中，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在必修课的设计中涵括面较广，如教育学、人类学都包含其中（文学门的必修课中也有教育学；而史学门的必修课中除了人类学外还有社会学）。　　　　
　　　　其二，学生选科和选听的自由度相当大，学生除了选择哲学门的这些专科和讲演外，也可以去选择文学门和史学门，甚至生物学门的课程。　　　　
　　　　其三，非常重视语言的训练。除了必修两门外语外，选印度哲学史的还要求修梵文，修西洋哲学史的还要求同时修希腊文和拉丁文。　　　　
　　　　其四，对经典著作的讲读比较重视。无论是哲学门，还是文学门和史学门，都有专门以一本著作为一门选修课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