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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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馆楼上的２３１号教室，讨论通才教育的问题。会议由陶葆楷院长主持，与会者有我们熟知的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认为：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它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因此“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此外，为了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　　　　
　　　　５月２８日，《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文章首先介绍了工学院即将举行改善课程的大讨论，陶院长希望同学们要多多发表意见。与此同时，抢救教育危机委员会也发放了调查表与讨论大纲，机械工程系的同学还发出呼吁，可见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紧接着作者指出：去年工学院教授会已经“一致指出了过度专门的不良倾向”，但如今大家还是“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了。他问道：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文章最后希望同学们要展开彻底的讨论，争取合理的教育制度的实现。（同上，２１６至２１９页）　　　　
　　　　６月１０日，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冯先生１８９５年生于河南唐河，１９１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翌年赴美国留学，１９２３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从１９２８年开始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院长、秘书长等职，直到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才离开水木清华，他对那里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感情。我注意到，这篇演讲稿好像并未被收入冯氏《三松堂全集》，秦仲德在《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中也没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演讲中冯先生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处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这些话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学术、教育要自由独立的深义。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冯先生说，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这次演讲中，他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3节　大学教育的目的

　　　　冯先生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在谈论上述问题的时候，这位哲学家还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学校训练出来的人一定是会做事的，然而学哲学的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同上，２２０到２２３页）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一个月以前，即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在《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３２４至３２５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３１０页）。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不归路。于是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的一块最大的心病。２０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多苦难。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入侵开始，中间经过军阀统治、日军侵略与大规模的内战，一直到５０年代的政治运动、６０年代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有人说苦难使人思考，但假如面对苦难的不是“人”，而是“机器”或“工具”，是否也会有思考呢？总之，当清华大学已经走过９０个年头之后，倘若我们仍然不能领悟通才教育的意义及其作用，我们就不能清除产生专制和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的人格猥琐、思想委靡和精神委顿就会加剧。长此以往，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强国之梦，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4节　大学的世界精神

　　　　金耀基　　　　
　　　　一　　　　
　　　　　　　　大学的起源，在中西历史上，固然可以追溯先秦与希腊。但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大学，照雷熙道（Ｈ．Ｒａｓｈｄａｌｌ）的研究，是“一个无疑的中古的制度”。提起中古，吾人心目中或会立刻浮现一个“黑暗”的形象，实则，中古在黑暗中大有光亮。中古的大学，勃隆那、萨里诺、巴黎、牛津、剑桥、海德堡等等，就是一盏盏千古不灭的学灯。中古大学最具永恒意义的便是它的世界精神，它的超国界的学术性格。一个意大利大学的教师，他可以云游四方，在欧洲任何一个角落的学府的餐台上受到学者的礼遇。主人与访客说共同的语言（拉丁文），跪在同一的十字架前祈祷。他们谈学论道有一共通的知识领域，彼此都熟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托勒密的天动说。在中古的学人不啻是欧洲大学联邦的成员。那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大学的星群。　　　　
　　　　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因拉丁文的消失与宗教的分裂而逐渐退却。教条主义与门派思想之当道，知识之内涵辄随大学而有异，就哲学而论，即出现“党派路线”：如英国国教派的牛津，离心派的爱丁堡，以及天主教派的维也纳。学术失去了共同的标准，彼此非但难以沟通，抑且往往成为对立的阵营，大学的世界精神荡然无存。一直到了１７、１８世纪的科学革命之后，科学思想的客观与普遍性格，一一战胜了教条主义，门派恩怨，才逐渐恢复了欧洲学术的统一性，并且扩展到整个的文明社会。中古大学的超国家的世界精神也重新获得新的意义与力量，大学始从一个各自为牢的枷锁中突破出来，诚如剑桥艾雪培（Ｅ．Ａｓｈｂｙ）爵士说：“牛津的忠诚不再属于英国国教教会，甚至也不仅仅属于英国的学术体系，而是属于整个的从中国到秘鲁的大学的星群。”中古已成为历史之往迹，但中古大学的世界精神却已成为今日大学最光辉的遗产。　　　　
　　　　二　　　　
　　　　中古大学的成长与茁壮，不止因为它们拥有学术中心的声华，更由于当时政治的差异性并没有阻碍了学人的云游访问。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发现，不同思潮的撞击，常造成文化学术的灿烂景观。中国的春秋战国，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是众所周知的例证，而思潮的形成与传播，往往徇着学人的迹印而移动。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论如何丰瞻璀丽，皆不可能是圆满俱足，无可增美的。事实上，学人的远游外访，都常常丰富了他自己，也丰富了他的文化。伏尔泰１７１１年英国之游，把牛顿与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的思想带回法国；亚当·斯密１７６５年造访法国，启发了他的名著《国富论》的思想；诗人柯立芝（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把谢林与康德输人英国；戴斯达（Ｄｅ　Ｓｔｓｅｌ）夫人把歌德与席勒引进法国；严复与蔡元培英、德之行，带回了物竞天择的达尔文思想与德国现代大学的精神。诸如此类的学术文化的移植，史不绝书，不胜枚举，而其意义之重大与深远，实不待智者而后喻。　　　　
　　　　大学是社会的学术文化的要枢，而一间真正配称大学的学府，则莫不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大学的星群之中，它的大门也必向四海之内的姊妹大学的学人善意地敞开。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有学人，若大学的学人能彼此造访，互相攻错，交光互影，则一真正世界性的学人社会当能逐渐出现。此不但可以使整个大学的星群愈加光辉绚丽，而一种世界性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也会生根发芽；大学之为大学，即在其拥有一种学术没有疆界的世界精神。故每个大学的学人都可以像杜尼（Ｊ．Ｄｏｎｎｅ）一样说：“吾涉身于人类之中”。　　　　
　　　　三　　　　
　　　　大学的世界精神的孕育与发挥，诚有多途，惟学人之相互访问，则不止为中古大学之传统，亦为极有意义与价值者。通过学人的互访，就访问学人本身言，固然得以在读万卷书之余，行万里路，广阔眼界，亦可与各地学人，交流意见，切磋学问。歌德尝谓：“认识你自己，将你自己比之于人。”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思想与思想的交换，会引发新想法、新意境，而精神上的感通，心灵上的会遇，尤足兴海内知己，天涯比邻之感。此固然能加深世界精神，同时，学人对自己之民族文化，对自己原有之大学，经由反省与比较，尤能激起新的认识、喜爱与承担。至于对一间款待外来学人之学府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文化自来即有此四海一家之开放精神，而来访的学人，与师生居息一堂，涵泳优游，设能有一相当之时期，聚晤论学，无拘无束，则不止有知识与知识之摩荡，更有人与人间之相契相悦。任何大学，无论其如何伟大，皆无法罗致天下一流学人于一校。邀请世界歌德学人之到访，正所以增加大学之力量，可以不断增添新激素、新理念与新思想，从而，虽地居一处，而可以与世界相通相接。世界大学之为一星群，正是此意。　　　　
　　　　天下一家的真正境界尚缈远难期，但大学之世界精神却是一座无远弗届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学术得以彼此沟通，文化得以互相欣赏，学人与学人间更得以增进了解与互重。不能否认，今日我们所处的仍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人间还有无数人为的关卡，最后的跨越，根本的根本，还在于人之整体性的尊严与价值得觉醒与肯定。人之位序的不定，世界一家理念终难落实。在这里，我想转述一则我读过的故事：　　　　
　　　　一位父亲，颇不耐烦他孩子玩具的噪声，为了要宁静思考，他撕下手上书中的一张地图，弄成无数碎片。“孩子，你慢慢把这些纸片拼成地图的原样，再玩你的玩具吧！”想不到，没有好一会，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已经放在眼前。父亲惊讶地问：“孩子，你怎会知道世界地图的原样的？”“父亲，我不知道世界是怎么个模样，但这幅地图的背面是一副人像，我就是照人像来拼整的。当人回复到人的原样，那么，他背面的世界也就一定回复到世界的原样的了。对吗？”　　　　
　　　　我们相信，学人的互相访问，就在突显人，一个个学人的整体性的尊严与价值，而此正是建立世界理性秩序的一条通路。　　　　
　　　　四　　　　
　　　　今年９月１１日，我去拜会久欲登门致谢的龚雪因先生。龚先生是香港工商界一位声誉卓著的前辈先生。近三年来，他一直默默地支持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我也只默默地感念他的好意。这次见面，使我有机会跟龚先生谈谈新亚书院的理想与发展。当他知悉我与同仁有一个访问学人计划的构想时，甚感兴趣，并当即表示愿意捐出港币五十万元作基金，以其孳息支持此一永久性之计划。就凭借龚雪因先生这种对学术文化的热忱，对大学之世界精神的欣赏，我们的一个“空想”就变成即刻可行的事实了。龚先生说：“我虽非富有，但我还有一点能力对教育文化尽些心意，算不了什么！”这是何等的谦冲！何等地襟怀！在龚先生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中的优美品质。　　　　
　　　　新亚书院的师生对龚雪因先生的慷慨支持，极为感奋，为了对龚先生的情怀表示尊敬，决定将访问学人计划定名为“新亚书院龚雪因访问学人计划”（简称“新亚龚氏学人计划”）。无疑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