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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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德大学门口，他们一口气烧了两万册所谓有“非日耳曼影响力”的书。这些被烧的书有汤麦斯·曼的、爱因斯坦的、弗洛伊德的。这可说是德国大学史中最可悲的一章。在世界大学史上，比纳粹时期大学的命运更可悲的恐怕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比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有更强烈的反智狂热，对学术自由的摧残也更彻底。纳粹政治化的大学，驱走了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学者与作家。“文革”则不止以政治污染了大学，还使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肉体上受苦，还关闭了大学，产生了教育的断层恶果。学术不自由之祸害不可谓不大矣，深矣。　　　　
　　　　从上面这些事象中可以看到，学术自由是与社会的一般自由不能截然分开的。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时，学术自由是毫无保障的。只有在一个开放的民主法治社会，学术自由才有实现发展的机会。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1节　学术自由与制度性保障

　　　　“学术自主”（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与“学术自由”是两个不同但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概念。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则“学术自主”便是大学的灵魂了。在西方大学，有自主性的大学自可以剥夺其某些教师的学术自由（如１９世纪初叶的牛津）。反之，没有自主性的大学也能保障其学术自由（如德国洪堡德时期普鲁士的大学）。不过，大学之自主性，像学术自由一样，在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是普遍地受到尊重与支持的。前面已指出，在中古时代，大学是教会的附属，学术是宗教的婢女，学术并没有一个自主性的领域。它与教义分不开。所以，教权主义（ｃｌｅｒｉｃａｌｉｓｍ）是对学术自主性的最大障碍。　　　　
　　　　当理性主义兴起后，在巨大的世俗化的趋势下，政教分裂，过去宗教弥天盖地的现象已有了改变。“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说明政治已独立于宗教之外，这也就是宗教的新的“定位”。学术虽然从“教权主义”中逐渐解放出来，但它却受到政治的干预。大学原是教会创立，现在则为国家所创建或属有。政治固然从宗教世界中取独立，但政治本身的势力却一直膨胀，只有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政治才有其界限与“定位”，而“社会”亦可显现其独立的性格。当政治有其定位时，学术的自主才能有免被政治干预的可能性。我同意艾雪培爵士所说，学术自由与学术自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依赖民意的，惟有当民意了解大学为何而设立，并予以尊重时，学术自主与自由始能获得保障。但是，这一说法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才有意义。在极权主义的国家，不论是左翼的或右翼的，都是属于“泛政治主义”，政治无所不包，国家（或党）之权力了无界限。国家与社会几乎是重叠的。亦即社会非独立于国家之外另有天地。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只是国家或政治权力的学术工具，一种培养“人力”，富国强兵的工具。大学自主或学术自主的观念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们可以说，在２０世纪，学术自主最大的阻力来自政治，来自行使政治权力的党或国家机构。在纳粹主义的德国，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主的传统，受到右翼的极权主义如何的摧残与打击。在左翼的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时代，学术的自主性也是一种虚幻。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森科（Ｔｒｏｆｉｍ　Ｄ．Ｌｙｓｅｎｋｏ）事件了。李森科是一个粗鲁而野心勃勃的农学专家。他对遗传学只是略识于无的人，他摭拾米丘林（Ｉ．Ｖ．Ｍｉｃｈｕｒｉｖ）的理论（环境可以改变植物的形质遗传），但由于获得斯大林的宠信，压制了一切相反的理论，建立起一种“科学的专制”，对苏联的优生学、生物学、植物学产生长远性恶果。在斯大林时代，科学是与政治结为一体了。沙克洛夫（Ａ．Ｄ．Ｓａｋｈａｒｏｖ）与一些有独立精神的科学家，曾对“李森科主义”不假辞色的抨击，沙克洛夫的奋斗即在为“思想的自由”、科学的自主而努力，他抵制政治对科学的干扰，反对科学的“国家教条”的建立。沙克洛夫的精神是英勇而高贵的，但面临巨大的极权机器，他的命运注定是带有悲剧色彩的。　　　　
　　　　从上面简要的论述中，我们已不难发现学术自主的观念的建立在“泛政治主义”的社会是何其困难。实则，即使在民主社会，学术自主也常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力量的侵蚀。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大学的研究越来越需大量的经费，越来越与政府、工业挂钩，以致出现“军事－工业－学术的复合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现象。这一现象对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固有某些推动的效果，大学与大学教师固也不必都会有Ｉ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ｎｅ　ｏｆ　ｈｉｍ　ｗｈｏｓｅｂｒｅａｄ　Ｉ　ｅａｔ（有奶便是娘）的心态，但对大学的自主性无疑是有腐蚀作用的。不能否认，美国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或商业团体的掣肘，而大多数的州立大学在州议会的监督与预算的控制下，也无法享有太高的自主性。其实，在美国始终潜在着一种“反智主义”（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大学常不免受到左右极端主义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还，大学更有“政治化”的倾向，校董会、教师及学生中不乏有人喜欢把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标准放到学术知识的问题上，而不能掌握到学术与非学术的分际，此无疑亦会影响大学的自主性。１３诚然，如艾雪培爵士的研究指出：“在今天，没有一间大学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犹如一个独立国家或一个自治的市（镇）一样。”比较地说，英国的大学制度是很措意于学术之自主性的维护的。英国大学皆为公立的，但国家不干预大学校政。在政府与大学之间有一“大学拨款委员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委员会由学术界及社会人士组织，有独立地位。大学定期向该委员会提出学术计划，该委员会则就社会之需要，公帑之妥善运用、学术之自主性等为原则，向政府建议拨款。“大学拨款委员会”之设计，旨在维护大学之自主性的计划与管理。大学之自主性包括：教职员与学生之甄选；课程与学术素质之控制；研究款项的收受等。尽管在英国制下，大学也不能完全地不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则确有高度的自主性。据我所知，香港中文大学即享有充分的学术自主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制度的设计，很值得其他中国人社会的大学（特别是公立的大学）借镜参考。从长远与实效的观点看，大学之享有学术自由与自主必更能发挥它的功能，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必更多积极的贡献。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2节　学术之定位与学术伦理

　　　　“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与大学之为“知识性社会”，以及大学之为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地方，这个认识是不能分开的。更进一步说，大学要发挥大家的功能，还必须讲“学术伦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ｔｈｉｃ）。所谓学术伦理即是学术活动的本身的规范。当社会结构达到一定程度的分殊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后，就会出现制度的多元化现象：政治、宗教、经济各别地取得自主性的性格。亦即各种制度性行为都有其领域与“定位”。学术伦理自不同于政治伦理、宗教伦理或经济伦理；把学术与非学术的分开来是建立学术自由、学术自主与学术伦理的重要步骤。在这一点上，蔡元培先生当年办北京大学时，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分际了。他在《答林琴南书》中，曾提出他办大学的二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意即谓其仍具有学术上之价值，而未经科学证明其为谬误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师，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其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恻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蔡元培先生把学术与非学术的分开来，这是为学术“定位”的大工作。只有在学术定了位之后，才能讲学术的自由与学术伦理。蔡先生能在当时“泛政治主义”与“泛道德主义”流行的中国，有意识地“把学术的归学术，把政治的归政治，把道德的归道德”是很了不得的。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知识界，把学术与政治分开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学术与道德分开则真需反省的卓识。钱宾四先生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他说：　　　　
　　　　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一个。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以此可见，中国何以向来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提，亦即道德与学术实为二而一、一而二者。此与现代大学为“知识性社会”之理念有别，亦与“学术自主”之概念有别。在这一点，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与张君劢四先生在１９５８年发表之《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中，曾有很深刻的反省。他们在谈到“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时指出：　　　　　
　　　　然而我们仍承认中国的文化，缺乏西方科学者，则以我们承认西方科学根本精神，乃超实用技术动机之上者……中国人欲具备此西方理论科学精神，却又须中国人之亦能随时收敛其实用的活动，暂忘其道德的目标……今认清此点，则中国人不仅当只求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体……更当兼求自觉成为纯粹认识之主体。　　　　
　　　　依此种精神以言中国文化之发展，则中国文化中，必当建立一纯理论的科学知识之世界，或独立之科学的文化领域；在中国传统之道德性的道统观念之外，兼须建立一学统，即科学知识之继承不断之统。求“学统”之建立，最基本的便是要建立学术自主性的观念。学术自主性或学统之树立，则必须排除“学术的政治化”及“学术的道德化”。学术政治化的弊病，本文已有论及，学术道德化的弊病则是把学术与道德这两个不同领域混淆在一起了。当然，反对“学术道德化”并非意谓从事学术活动可以不要讲道德，只是说学术与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应各有其定位。从事学术活动亦正需有其道德之规范，正如从事政治活动亦需有其道德之规范，在前者为“学术伦理”，在后者为“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如何替学术、政治定位固然是头等大事，但如何为学术政治建立其各别之伦理则更是急切而重要的工作。据我接触所及，韦伯可能是对此问题最早作过深刻的思索者。韦伯强调“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两者之关系及其区别；他认为大学教师在表达其道德性与政治性的见解时，必须把“事实”与“判断”厘清，这是“知识的真诚”，也可说是一种学术伦理。但韦伯提出的“价值中性”（ｖａｌｕｅ－ｎｕｔｒａｌｉｔｙ）观念引起了学术界多年的争论，迄今未息，到底什么构成学术伦理的内涵呢？这确不是易于界定的。法国生物学家蒙诺（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ｏｎｏｄ）则直截了当地以“科学方法”为学术伦理之范典。蒙诺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对真理追求之真诚不欺，盖一个人对真理与知识有绝对真诚乃至进入宗教感时，则真正达到言行一致，表里无违的田地，再者，一个有知识真诚者，必能尊重客观证据，一以理性为导引，必不会曲学阿世。“知识真诚”之为学术伦理的重要组成是可以同意的，但大学之学术研究，特别自原子弹爆炸以及遗传工程方面的突破性发展之后，已越来越涉及到道德伦理的问题。对伦理问题之敏感与关切，不止限于科学，在社会科学也莫不一样。社会科学之研究引致侵害个人之自主性与隐私权的可能性，并有为不合理的建制体系之镇压、统治能力提供新资源的潜在危机。各种学会已自觉地研拟职业上的“伦理规则”（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但学术研究，特别是其实用生产上引起的伦理困境常非一些“伦理规则”所能适应。今天，学术伦理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从根本上问：学术（或科学）之终极功能为何？如果科学（学术）之发展应该是为了人类之福祉，那么学术活动应不止为了满足科学家知识的好奇心，甚至也不应以发明为目的之本身为己足。从而，学术虽应为一自主的领域，但它已不能以“知识之真识”为学术伦理的充足内涵，而必须寻找学术或科学之外的伦理的立足点。这无疑是大学面临的新的挑战性课题。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3节　世纪之交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

　　　　金耀基　　　　
　　　　　　　　１．前言　　　　
　　　　在２０世纪即将逝去，２１世纪瞬即来临之际，来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我觉得应特别把握两个视野，一是历史的视野，一是全球的视野。　　　　
　　　　从历史的视野来考察，世界各个大文明，在前现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