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2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２０世纪即将逝去，２１世纪瞬即来临之际，来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我觉得应特别把握两个视野，一是历史的视野，一是全球的视野。　　　　
　　　　从历史的视野来考察，世界各个大文明，在前现代时期，都有一种教育性的组织体，类似今日的大学。希腊、中国与阿拉伯都有各别独立的发展。在中国，西汉武帝从董仲舒之请，创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教授，在东汉最盛时，太学生达三万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实是国家养贤之所。从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称国子学（国子监），都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清末叶，中日甲午战败，乃有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中之重要措施，就是废科举，立学校。１８９８年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可说是中国现代大学之发轫。１９１２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　　　　
　　　　今日我所讲中国的大学，不能不从北京大学讲起。北京大学之源头不是汉代的太学，北京大学之源头是在西方。北京大学是戊戌维新之产物，是西化的产物。而在西方，今日大学之直接源头不在希腊，而在欧洲之中古。论者认为今日大学只有一个共同的世界性的学术模型。此即欧洲大学的模型。首建于１２世纪的意大利与法国，其后虽历经修革，但仍为大学之普遍模式。此一大学之普遍模式，八百年来，固然有其强劲的持续性，但也有几次重大的转化。中古大学之原型有浓厚的世界精神，然而拿破仑之后，在民族主义影响下，大学之性格即转向族国本位，而２０世纪以来，不止大学之组织结构有变，大学之理念与角色也有变。　　　　
　　　　从全球的视野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大学之原型虽然有世界精神，但事实上却不能不受到其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中古大学之视野也不能完全跳出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之内在逻辑是要摆脱文化的制约性的。中古大学的神学（基督教）就是跨文化、跨国界的，现代的科学则更是超越国界与文化的。所以，现代大学尽管有民族国家的印记，但较之其他的组织体，总是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国际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由于全球化的趋势，大学的世界性格将更深化，的确，大学在某个意义上，比跨国公司具有更大的全球取向。无庸讳言，大学一方面有它的世界性，一方面有它的族国性，两者如何达致一个平衡将是越来越需面对的课题。近年来，由于资讯科技之发展，已出现所谓“全球教室”（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数码大学（ｃｙｂ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可以想像的，资讯科技在２１世纪将对大学之理念与角色产生新的挑战与影响。　　　　
　　　　 ２．大学之理念与角色的演变　　　　
　　　　大学之理念在根本上是大学之目的，是大学之内在逻辑，是大学存在之最后理由，而大学之角色则指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大学对外在世界所产生之作用。大学之理念与大学之角色是相关的，但二者有时吻合，有时则可以有偏离，甚至有冲突，大学之理念与角色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它是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　　　　
　　　　大学之存在已有悠久的历史，但第一个专门讨论大学理念的是１９世纪（１８５２）的牛津学者纽曼（Ｊｏｈｎ　Ｈ．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Ｎｅｗｍａｎ），他在《大学的理念》（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书中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育绅士的地方，他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他心目中之大学应是着重对文化传统之保持，大学之目的则在对一种特殊型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故纽曼的大学之理念显然以大学是一个“教学”的场所，是一个培育“人才”的机构，也是一个保存文化传统的地方，这个理念与中古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契合的，到今天为止仍然是留给大学教育一项重要的遗产。　　　　
　　　　１９世纪末时，大学之角色开始巨大的变化，这一改变始于德国，德国大学亦由中古一脉相传而来，但到了１９世纪末叶时，在洪堡（Ｖｏｎ　Ｈｕｍｂａｌｄｔ）及阿尔托夫（Ａｌｔｈｏｆｆ）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改制，摆脱中古的学术传统，标举大学的新理念。他们的大学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从事“创造性的学问”。这个大学的理念与纽曼所怀抱者迥然不同。因为他所重者在“发展知识”而不是在“传授”知识。德国这种大学的新理念影响到欧洲各国，并对美国发生巨大的冲击。中国现代的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阐明大学之性质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吕思勉认为“在他（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认为他之提倡学术研究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不是偶然的，蔡元培先生也是创立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4节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在美国现代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Ａ．Ｆｌｅｘｎｅｒ）的书中获得系统性的阐扬，弗莱克斯纳在其１９３０年《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标举出“现代大学的理念”。他特别强调“现代大学”，以别于早他七十几年的纽曼之“大学”。弗莱克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却没有轻忽大学之“教学”功能，他说：“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在他心目中，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发展知识，也在培育人才。不过，他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之课程，他甚至认为哈佛的商业学院“夸张而危险”，应该从哈佛分开出去。他更极力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站”（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弗莱克斯纳之大学的理念在美国造成深刻的反思，尤其在医学教育方面促成了一连串的改革，提高了医学教育的水准。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的理念，第一次把高阶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弗莱克斯纳高度推崇德国模式，剧烈抨击美国大学鼓吹“现代大学”的新理念时，美国的大学在霍布金斯的吉尔曼（Ｇｉｌｍａｎ），哈佛的艾略特（Ｃ．Ｅｌｌｉｏｔ）等人的改革下，借鉴德国大学，大步伐的独立发展，已稳稳站在世界大学的前沿。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大学之发展与其国力交光互影，发展尤为突出。美国大学一方面继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方面也承继了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我们可以说，有规模的美国大学的研究院与大学本科的二重结构，就是美国采择德、英模式而结合设计的，这个设计也已成为今日世界各国大学的模式。今天，美国大学不但在量上是世界之冠，在质上言，其一流学府，如哈佛、伯克利、耶鲁、芝加哥、斯坦福等较之欧洲任何大学亦毫不逊色，甚或更有过之。哈佛的罗索夫士基（Ｈ．Ｒｏｓｏｖｓｋｙ）自豪地说“三分之二世界最佳的大学坐落在美国”。平心而论，这并非夸大之言，他所指最佳大学是指世界公认的五十到一百所名校而言。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Ｃ．Ｋｅｒｒ），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的终身董事，我认为他可能是对当代大学最有研究的教育家，他１９６４年的《大学之功用》（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ｔｙ）一书是了解当代大学不能不读的书。克尔选择用复数的“功用”（ｕｓｅｓ）一字来讲大学是有意思的。既然讲“功用”，他当然理解到大学可以有“误用”（ｍｉｓｕｓｅｓ）之可能。克尔首先指出当代大学应面对新的“角色”，大学必须严肃地审察它所身处的新的“现实”，这个新的现实就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即“新知识是经济与社会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大学的不可见的产品——知识，可能是我们文化中最有力的单一因素，它足以影响到职业、甚至社会阶级、区域、国家的升沉”。社会学者贝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指出，在美国，大学已变成社会上一个有支配力量的重要的制度，它已是社会主要的服务机构，不止训练人才，并且也是政策咨询的主要来源。这个基本的现实指出，社会对大学知识生产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大学也因而成为“知识工业”的重地，成为社会的主要的服务中心。今天我们讲“知识经济”，讲“知识社会”，它们的主要资源都必然来自大学，可以说，就因为这个现实，大学之角色与理念都有了变化。　　　　
　　　　今日的大学固然不再是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它也不再是弗莱克斯纳所讲的“现代大学”，克尔认为今日的大学之功能已不止在“教学”与“研究”，并已扩及到“服务”。他认为早期大学之目的是局限的，今日大学之目的则是多元的，今日之大学已成为一个多功能多面向的多元性组织体，克尔为它取了一个新名词，就是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般译为“综合型大学”），克尔说纽曼的古典大学像一个村，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像一个镇，当代的综合型大学则像一个城市。当然，综合型大学的角色繁复得多，而它的理念自然也有所不同了。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5节　大学与社会之互动

　　　　今日大学起源于西方中古，迄今已七八百年，一件有趣的事是，像意大利的勃隆拿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等中古大学，历经了几多王朝的变革、革命的激荡，仍然巍然存在，并显发其生命力。即使在美国这个年轻国家，像哈佛、耶鲁等的生命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诚然，大学是一种极有韧力的组织，但是，大学之生命与发展毕竟与其社会息息相关。整体地讲，在１９世纪之前，大学在社会上只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但进人２０世纪之后，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越趋重要，如前所述，已成为社会之中心。在１９世纪之前，大学服务的对象常为社会上少数人，或上层精英人士，或是少数的专（职）业团体，如宗教、法律、政府文官。但２０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来，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大学在与社会的互动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化。最显著的是大学生人数大大地增加了，大学的数目大大地增加了。世界大学生人数由１９５０年的６６０万增至１９８８年的５８００万，预计在公元２０００年，全球的大学生人数将增至８０００万。大学数目由１９４０年的３５００间增至１９８８年２６０００间，可以预言，到了２１世纪初，世界大学的数目将续有增加。应指出者，这些大学的素质当然是参差不齐的，但几乎是很少有例外的，大学教育（或应说是高等教育）发展得最快的都是在所谓的发达国家。梭罗（Ｍａｒｔｉｎ　Ｔｒｏｗ）在１９７５年指出高等教育正经历着转型，即由“精英”转向“大众”再转向“全面”，美国于二次大战后不久，在相关的年龄群（１８～２２岁）中入高教的有３０％，欧洲则只有５％，仍维持精英制，但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欧洲已增加到１５％。至１９７０年，瑞典达２４％，法国达１７％，而美国则已达５０％，接近“全面”入学的地步。　　　　
　　　　大学数目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是极堪注意的。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５年的二十五年中，澳大利亚由１７５增至２７９，加拿大由１８１增至２５６，德国由１３６增至２３５，瑞典由１６增至１３２，英国由２０７增至３００，美国由１８５１增至３０２６。台湾在同时期由８增至１００。大学或高教这样快速的发展，原因很多，高教大众化与教育的民主化无疑是有关的，但最大的发展的动力，显然是与大学之角色，或社会要求大学提供的功用更有关系。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是与教育成正比的，而一个国家或社会为了增加生产力也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劳动市场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要有高教的知识水平，以美国论，１９５０年约只需１２％，到了９０年代，则已增加到３０％，这反映在专业、行政或技术方面的工作上。从大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学从来没有像今日那样被国家和社会赋予如此多，如此大的任务，不但社会上不同的职业和专业需要大学提供越来越多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力，国家也需要大学提供高教水平的人力来为国家的现代化，或为国家在国际上增加竞争力。“人力资源”已被普遍视为国家或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大学则是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最主要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各个国家才出现对大学的越来越多的“投资”。　　　　
　　　　由于社会的变迁，由于回应社会与国家对大学有各种的需求与冲击，２０世纪的大学不断地扩大了它的角色与功能。大学在专（职）业的学科训练上大大增多了，在实用性知识领域的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佛兰斯纳“现代大学”的理念视野。今天几乎美国所有的一流大学中都有商业学院，并且在大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专（职）业化是过去二十年中一个重要的趋势。世界各国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大学课程必须为各种各类越来越复杂的工作提供相关的训练。最近中国大陆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重点是科技与教育，这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振兴国力的一个方向。说到科技，长期以来古典大学，像牛津、剑桥都排斥、轻忽科技，以技术重实用，不登大雅之堂。这里应指出，英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工业革命却是在大学门外发生的，英国的工业力量不来自大学的科学教育。在５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