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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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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今日大学的“功用”已经涵盖了“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个领域。说到这里，我应该对大学之“功用”的发挥作一厘清，我上面所讲“大学”之理念与角色之变，乃是主要就１９世纪以来的传统大学而说的，二次大战之后，大学的通称实已涵括“高等教育”的整个体系。我们应了解，大学“功用”涉及的三个领域，并非所有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都能够做得到，更不必说都能做得好了。事实上，大学的功能已高度分化，因此，高等教育体系就有“分类”与“定位”的必要。有的大学可以在教学、研究和服务三方面都做，但大多数的大学则只能偏重其中一方面或二方面。此所以当今大学出现了各种的性格与形态，如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博雅学院（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社区学院（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等等。就我所知，由克尔教授领导设计的美国加州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计划”（Ｍａｓｔｅｒ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１９６０－１９７５）对大学的定位做得最完整、也是最受重视的。加州大学有九个校区，都是教学与研究为主的，是综合型研究型的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则以教学为主，是教学型大学，而社区学院则以学习技能为主。加州的模式是很值得大家参鉴的。今日大学越来越多而性格殊异，每一间大学要办得好，要有“卓越”的表现，则不能不在定位上把握得紧，不能不在理念与角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6节 大学“功用”的问题
大学之“功用”，不论在教学、研究或在服务，都脱不开知识。“教学”是保存、传授知识，“研究”是发展、创造知识，“服务”是知识之应用。这在抽象的层次上是很易明白的，也不会有太多争议的，但在具体的运作层次，则这三个领域各别涉及到种种复杂的问题，也往往是争议的焦点，这里不能深入一一讨论，只能举几个例子来说，就大学“教学”的功能而言，其目的是培育人才。培育人才，是教育做人，也是培育社会的公民，这就牵涉到传授的知识的内涵的问题了。贝拉（Ｒｏｂｅｒｔ Ｂｅｌｌａｈ）指出，“科学知识的文化范典”（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在美国，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中，已当阳称尊，在自然科学固不必说，社会科学在这个范典下，也只重“客观性”，视一切社会问题的本质主要是“技术”性的，而非道德性或政治性的，至于关乎什么是好的人生，好的社会的伦理教育则不再是高等教育的重点。这情形当然不只限于美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又何尝不如此？伦理教育或价值教育在大学中已失位或消失，在最好的情形下，也是边缘化了。这是因为在“科学知识的文化范典”下，价值系统及观念被视为不是“知识”，于是伦理教育或价值教育在大学知识庙堂中的位置也就不确定了。弗兰克·纽曼（Ｆｒａｎｋ Ｎｅｗｍａｎ）说：“如果美国今天在教育上有危机，这不在考试成绩降低了，而在于我们在培育公民的教育上失败了。”而哈佛的前校长博克（Ｄｅｒｅｋ Ｂｏｋ）及罗索夫斯基都主张大学课程应建立伦理学课程。显然已感到这个问题的逼切性。
再如在大学传授的知识上，究竟应该多少属于专业，多少属于通识，也是一个大学需要仔细考量的问题。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是大家承认的，但显然的，由于知识的爆炸与专业化的需求，通识教育的空间已越压越小。美国大学一直以来重视通识，但其比重已从１９１４年的５５％，降至１９３９年的４６％，再降至１９９３年的３３％。如何在大学中使通识教育有一定的位置已成为有些大学教育者的保卫战了。
谈到通识教育的保卫战，其实最激烈的还是所谓大学中的文化之战。大学中的文化之战，莫如文化传统的攻防争夺，一个大学到底有哪些关乎文化传统的知识必须加以保有与传继？在中国人的大学中，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该如何定位？如何取舍？并非是不辨自明的。美国大学近年来在多元文化革命的冲击下，对于课程安排引起的争论就从校园扩大到大社会，纷扰不绝。
若就大学的“研究”与“服务”的功能来说。在美国，曾经争论不已的“军事－工业复合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所造成的问题是大家熟悉的，就在我从事的社会学中，也于１９６４年曾有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ａｍｅｌｏｔ的事件。这是一个由美国军方背后支持而由大学推动的研究计划，目的是要找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洲），内部动乱与革命的原因。这个计划被指是用“研究”包装的美国间谍活动，后因舆论批评、外交抗议、学生示威而被逼取消。这里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社会学者到底应不应该参与这样的研究？大学到底应不应该从事这样的研究？这涉及到价值问题，学术伦理问题，涉及到知识为谁？知识为什么的问题，也涉及到大学的理念与角色问题。再如近年科学上的发展，如复制羊、复制牛的出现，诚然是知识的突破，但究竟大学应不应该在“复制人”上投入研究呢？这涉及的问题与影响，其复杂性是难以估算的。显然，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之创造的问题，它触及到伦理、法律、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它甚至触及到“什么是人”的问题。如果大学容许这样的研究，则究竟这是大学的“功用”或是大学的“误用”呢？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7节 展望２１世纪的大学
我们正在跨进２１世纪的门槛，而２１世纪必然会加剧全球化的趋势。罗马俱乐部（Ｔｈｅ Ｃｌｕｂ ｏｆ Ｒｏｍｅ）在１９９２年发表了《第一次全球革命》（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指出人类现在正处于一个新型态的全球社会的初期阶段。不能讳言，２０世纪末叶出现的初期阶段的全球社会实在是一个问题重重的世界。耶鲁大学的肯尼迪（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在他《创世纪》（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一书中，显然同意威尔斯（Ｗｅｌｌｓ）与汤因比的警告，那就是：全球社会是一个“教育”与“灾难”的竞赛。肯尼迪认为为了准备２１世纪全球社会的来临需有三要素，而第一个要素就是教育。
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在２１世纪，大学在整个教育中必然是重要的，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可以预见的，在充满竞争性的全球局面下，各个国家都必然会对教育增加投资，而大学的经费也必然会在整个教育经费中占一相对高的比重（据１９９０ ＵＮＥＳＣＯ年报所示，英国占１９％，日本占２２．２％，加拿大占２８．６％，美国则高占４０％。在一定意义上，大学之发展是国力的一个指标，因为大学不止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来源，也是产生知识最主要的地方。据统计，诺贝尔奖成果中有７０％是在一流大学做出的，世界上对国计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也有７０％是在一流大学做出的。有人说２ｌ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是根据什么来说的，我只想说，如果中国人的地区没有五十到一百间一流的大学，那么，这个说法最多是良好愿望的一种自我陶醉。
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大学是任何社会中最前沿的组织体之一，因为大学是先天上最具世界性格的，诚如胡笙（Ｔ·ＴＨｕｓｅｎ）所说：“学术的意索（ｅｔｈｏｓ）意含着普世主义。”在这里，我想指出，全球化应该是世界结构中多元现代性的出现，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认识到一个事实，即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现代性的全球性的扩散。别的不说，现在大学的领域中，我们发现第三世界及亚太新兴的工业国家中有超过一百万学生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大学攻读。这一现象显示了全球化过程中学术文化上不平衡的倾斜。这一倾斜更强烈说明了欧美的优势，也说明了非西方国家的“西化”的倾向性，当然，这些留学欧美的学生也往往是日后成为本国现代化的动力。蔡元培先生就是这方面一个杰出的例子，他留学德国，但他办北京大学是促进中国学术上、教育上的现代化，他还说过：“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注意我国文明的输出。”蔡先生这样的想法应该是２１世纪中国的大学所认同的。
我上面提到资讯科技之发展，在２１世纪将对大学产生新的挑战与影响。事实上，资讯科技已经迅速地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了，在商业、娱乐、文化各领域中正在产生迹近革命性的变化。那么，它对大学的影响会如何呢？征诸过去大学发展的历史，大学是不容易改变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学门外发生的。近八十年前，爱迪生认为电影将“注定将我们的教育制度革命化”，１９５７年福特基金会报告预见地说，电视是“自活版印刷术出现后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最大的机会”。这些预言后来证明都是绝对夸大了。今天，也有人认为资讯科技将使我们熟悉的大学制度寿终正寝。我敢肯定地说，这样的预言也必然被证明是夸大的，不过，资讯科技对于大学制度肯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传统教与学的性质，诸如时空的改变，教者与学者角色的改变等，在根本层次上，它甚至会影响到知识的性格，诸如什么才算是知识？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人在知识产生的过程中是如何参与的？知识又当如何评估？资讯科学对于大学之“功用”提供了极大的机会，也即它对大学之教学、研究与服务三方面的功能都有增加扩大其效率与效能的机会，因此没有一个大学可以有不利用这些新科技的奢侈。可是近年新设立的大学，如１９９０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设立的Ｍｉｒｕ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５年在亚里桑那成立的Ｍａｇｅｌｌ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或美国西部设立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全面走上虚拟教学（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数码大学之路，则与我们现有的大学大为不同，它们是没有校园的大学，是没有“学人社会”的大学。我个人不会喜欢这样的大学，但我认为它们会有生存发展的巨大空间。它们会是“另类”的大学，不会是２１世纪大学的主流。无论如何，２１世纪的大学系统将比２０世纪更为多元化，大学的功能将更为区分化，大学的素质将更为层级化，而大学之理念与角色也将会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新的思考。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8节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谢 泳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时间并不长。
去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有文章把北京大学的建校时间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标志，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言。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以１９２５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是一个雏形，而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那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大体上说，它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条件。
一、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正如柏林大学的创办人纽曼所说：“实用的知识乃是不足称道的”。（转引自《大学的功用》２页，江西教育出版社）
二、中国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女同校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稳定的科系设制，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四、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五、选课制的设立。
六、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八、大学中普遍的体育运动。
以上这些条件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比较起来，当年的清华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现代大学的观念有很多，但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生转化的国家来说，以上那些条件是较为重要的。因为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并不单纯是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在中国，大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它的人文意义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事情。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却表现出了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就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学。抗战爆发时，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间也就是十年左右，但那时像北大、清华都可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能够有此成功呢？关键是大学的制度设计。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它的起点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须知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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