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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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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意味着必须提高广大教师参与学校内部管理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大学的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
二、兼容并蓄 胡适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北京大学月刊纪念号》上撰文写道：“我看这五年的北大有两成绩。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第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容纳个性的发展。”这是对蔡元培１９１７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真实写照。蔡元培奠定了北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
兼容并蓄，在对待个人问题上则表现为尊重个人的尊严、自我价值和个人的需要，宽容多样性、甚至能宽容人的怪癖。
当年的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传薪播火，弦歌不断，并造就了一批大家、大师，就在于当时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北京大学前校长蒋梦麟在谈到“北大精神”时也指出：“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凡是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如死了的一般。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好驶飞艇才好！”（蒋梦麟，《北大精神》，原载《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
三、制度创新 制度是协调和维护人们的权责关系、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范或行为规则。制度从广义上应包括办学体制、办学机制。邓小平说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旧的制度改变了，新的制度产生了，才能一变百变、一通百通，才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持久，保证行动的统一、协调，从而减少弯路。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资金和人才都是可以国际流动的；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南方周末》）
这一认识，对于我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适用。否则，正如人们担心的，只怕我们花很多钱，仍然与现代化无缘，与大师无缘，与世界一流无缘。
四、自由的学术氛围 大学本质是培养人的社会文化活动，因而，作为传递、应用、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高等学府，必须注重学术，这不仅是现代大学理念所在，更重要的是现代大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既是探求真理和发展科学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保证。坚持学习自由和研究自由的原则，使学术争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现代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也是保障学者们在自由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
１９２９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就表达了这种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总之，大学中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虽然是一个在历史和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流动、变化和发展着概念，但我们仍然要使大学保持这样一种境界，即大学应“具有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性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定势而言的包容性。”（任剑涛“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
五、通识通才教育 清华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认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梅贻琦《大学一解》）。诚然，在知识爆炸，专业分工日趋细密，各种学术思想深奥异常，学科门类庞杂的当今世界，“无人能再望作一个活的百科全书的亚里士多德。但对一门精通一切，对各门略知梗概，仍当是学者的最高理想”。２１世纪的到来，尤如春风拂面，也带来无限发展机遇和挑战，“今日求知的机会也可谓空前；生今之世，而甘作井底之蛙，岂不冤枉可惜？因为人力之有限，每人或者不免要各据一井去活动，但我们不妨时常爬出井外，去领略一下全部天空的伟大”（雷海宗《专家与通人》）。六十年前的殷殷之言，现在读来，尤如对现实之鞭笞，对吾辈之面语，倍感亲切之余，不禁汗颜。
通识，通才教育，就是要注意能力、素质的培养，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人才及广博知识的教育；赋予学生以扎实、渊博的基础知识底蕴；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学生人格及道德的健康和完善。洪堡在创立柏林大学时则更强调科学研究之于道德完善的作用，他认为“大学的真正成绩应该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59节 留学生和现代大学理念
大学理念
从晚清的学堂到民国初现代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而现代大学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空间，成了他们思想的发散场地。现代大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互动和互为依赖关系，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最初也是最为高峰的展示。当留学归来的胡适借助北京大学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取得文化－文学革命的巨大成功后，他的命运就与北京大学紧紧地连在一起。以１９２１年仅有的两所国立大学为例：北京大学的四位校长依次为严复、胡仁源、蔡元培、蒋梦麟。东南大学的校长是郭秉文，校办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刘伯明。随后新起的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梅贻琦）、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无一不是在留学生手中创制而兴。可以说，现代大学的体制是西式的，置身于大学的著名学者大多也是受过西学教育的。
从大学校长（如蔡元培、竺可桢）到执教的教授（如陈寅恪），已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大学理念：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态度。而这三者也都是有相对的存在指向的。前者是相对于大学存在的政治体制，后者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结果。而思想的自由则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二者在西方现代大学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不言自明。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就明确指出，“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自由》，阎风桥等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乃至于在大学的教授群体中，出现了许多非积极地社会政治介入的、自我内守的主张“消极自由”的学者。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梅贻琦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大师”之大。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为大。所谓大学的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创造、学术的功能都是建立在这一有“大师”和有“研究”之上的。
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
在欧洲近代大学兴起以后，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种理想。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中概括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教育理想模式：英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在养成“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绅士），而德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Ｓｃｈｏｌａｒ”（学者）。前者以牛津大学为代表，后者以柏林大学为代表。而美国则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当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是依据两项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转引自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读书》２００２年第３期）。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看法，因为在德国以洪堡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者同时对研究型的学者（作为科学的研究者）和他们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不断在广泛的人文和学问基础上，开拓更宽的领域，寻求新的知识，而不应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麦克莱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和大学，１７００－１９１４年》一书中指出：“科学及其进一步发现是学者的手段，而非目标。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和培养一种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独创性的思维习惯才是目标所在。”（转引自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由于归国留学生执掌大学教育和在文化界的实际影响，在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和文化界因此也就有了“通才与专家”、“绅士与学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论争。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间，在东南大学曾就办学的目的和理想展开过讨论，并形成通才教育与专家教育的尖锐对立。“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若仅以教育的眼光看也可以视为这一范畴。“学衡派”与胡适“新青年派”在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上的态度、立场的不同，实际上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
郑晓沧认为“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绅士）相当于中国的“君子”，“Ｓｃｈｏｌａｒ”（学者）相当于中国的“士”。而张其昀在《白璧德——当代一人师》中，说“人文主义之理想为君子之风”，“人文主义为君子精神之表现”。
人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更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在白璧德的视野里，人文主义者指的是少数的社会优秀分子。人文主义的人类之爱是同情与选择，是理智战胜感情的中庸与合度，是在规训与纪律的持平中，寻求与道德、传统和人事的和谐。它是基于君子的良心和自律，取决于人基本的善的德行。就像基督徒依赖信念，依赖一种内在的皈依状态。“道德的艰辛成为道德的标志；一种行为过程如果不是深刻的道德斗争的结果便不是好的过程”（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２）。自律的结果是自己的灵魂永远处在磨难之中。而“学者”、“专家”乃至大到“科学主义”以及“实验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内在精神是一种行为主义的路径。即要看实践的检验和实际的效果，要求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序，并且是合乎数理逻辑的。
“通才”、“绅士”、“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被“学衡派”中人带到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我们可以视此为人文主义的教育。但事实上在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现象和实际的势力，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及杜威实验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北京大学的两任校长蒋梦麟、胡适（又曾任中国公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河南大学校长查良钊、凌冰、邓翠英（邓还出任过厦门大学校长），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详细统计见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晓庄师范的陶行知，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后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都出身于哥大研究院，或为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或是杜威实验主义的门徒。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实验主义哲学家、“新教育运动”领袖杜威来华讲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和实际影响，远比主张人文主义（保守的“东方主义”）的泰戈尔影响大。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上述杜威的中国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出现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仅当时的东南大学就存在着白璧德门徒（新人文主义）与杜威门徒（实验主义）之争。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60节 科学的精神和求是的态度
科学的精神和求是的态度是“专家”、“学者”的立身之本。而这一点在德国的大学教育中则被神圣化。１７９４年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中写到：“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进程。”他“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在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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