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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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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培养什么人？
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朱光潜主张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学生要文史哲兼修，中外语言文学互通（朱光潜《文学院》，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胡适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为推荐沈从文到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在给文学院院长陈源（西滢）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关于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教师、作家、学者。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学国文系应“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１１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９０）走向教育界的中文教师，用来传授中文知识。作家重在文学的创造。学者重在学术研究。胡适特别强调中文系的教学中不可忽视大学生中的喜欢文学创作的一批年轻作者。在此之前，胡适作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他大胆地聘请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已写过大量小说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到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文学创作。沈从文认为这是胡适的“第二次尝试”（第一次是他的白话新诗《尝试集》）。胡适和沈从文此举都成功了。从此沈从文从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讲坛，一直站稳到西南联合大学的讲坛，在西南联大，他还培养了小说家汪曾祺。
从１９１７年胡适进北京大学（当然，他的身份不是作家，但他很快成了著名的诗人），到现代作家约半数以上在各类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执教。现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办学的功能也就相应地有了培养作家的可能。
作为作家的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俞平伯、朱自清、杨振声、冯至、冯沅君、凌叔华、许地山、老舍、林语堂、钱钟书等在大学任教。而他们之中，自然不少人是北京大学（如俞平伯、朱自清、杨振声是“新潮社”的成员，胡适、周作人是他们的指导老师）、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如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孙大雨是“清华文学社”的成员，钱钟书也出身清华，但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冯沅君、凌叔华出身该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再在大学培养新的作家。如废名（周作人的学生）、“汉园三兄弟”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出身北京大学）、臧克家（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曾祺以及“西南联大诗人群”。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作家辈出，相当多的人是出身大学中文系。
中文系的学术路径是什么？
在大学，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包括教学生如何去获得知识），学生学习知识，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的目的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实现。而自由的实现是要依靠相应的文化过程。因此，费希特说：“国家是一个艺术机构，其目的是文化。文化是一种过程，凭借这一过程，人可以真正成为人，最充分地实现他自己，并且，正是这种实现才是完美的自由。”郭斌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在中文系课程草案中将清人姚姬传关于学问之途：义理、辞章、考据引入他自己的办学理念中。实际上，义理、辞章、考据的分野对应的是哲、文、史的格局。朱光潜主张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学生要文史哲兼修，不必分得过细。郭斌认为义理、辞章、考据的并重，是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的统一，是见识、才情与学问的交融。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在做学问时一定要充分把握这三者的内在理路。
如果仅从中文系的实际情况看，或者说在狭义的文学领域里，文学批评（评论）乃义理之学，要的是学理和见识。创作是辞章之学，靠的是才情。专门的文学史研究是考据之学，依靠的是知识的积累，即相应的扎实的学问基础。在中文系，这三者互重，无所谓谁长谁短。当然，若三者兼而有之，那自然是件好事，是大家、大师的风范。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61节 大学之魂
肖雪慧
无论风云变幻、世事无常，人们始终对大学抱有比别的许多事物更为特殊的关注。大学的形象关乎人们对大学这一事物的认同，也关乎大学的自我身份认同。大学应该呈现什么形象？还是让我们从世界上的伟大学府那里寻求答案吧。
一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巴黎大学最经常地使用了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出了大学的独立形象。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弥足珍贵的世界主义，早期就从这里发散出去，但它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征——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姊妹学校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早期，她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让古罗马文明光照人间，这种努力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到来做了准备；当意大利处于豺狼包围中之时，她又站在斗争前沿，正如意大利民族诗人卡尔杜齐所说，“在战火中，在博洛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人们听到了法学教授用拉丁文发出的呼号”；本世纪末叶，欧洲联合的事业艰难曲折，她又在１９８８年九百年校庆之际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牛津大学，这个世界顶尖人物的摇篮。诗人马修·阿诺尔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确当的描述。他写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敬爱的梦想家啊，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蒂克，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诗人寥寥数语，便让人窥见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
剑桥大学，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很多人却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熟知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传统。关于剑桥的讲传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的《剑桥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动人的引文：“１９１８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的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剑桥对传统的谨守由此可见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它的传统中“一直有变动，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它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
至于哈佛大学这个后起的世界顶尖大学，本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哈佛拒绝授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一事便显示了这个看重自由和创造的伟大学府十足的底气……
在上述这些大学通常留给世人眼中的传统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们又有幸听到世界著名大学的现任校长谈大学。
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如果说巴黎大学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博洛尼亚大学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使命感，牛津的博大、古典，剑桥的孤傲、恬静的书院气息，哈佛的内在精神……是以各自独具的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那么，当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长们的谈话则表明，这些大学在对理想的执守中又发展和丰富了它。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的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正是成为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则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忠于伟大的理想，担负起传承伟大遗产的使命，又忠于光荣的探求，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传统。这传统是一种自我滋养的创造性源泉，也是大学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稳定流向的力量。开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动在忠实执守着的传统中。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62节 大学的独立
二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独立的斗争。巴黎大学还在雏形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联合和斗争。作为教会的神学院，巴黎大学一开始就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学和学术中心，王权和地方行政当局也觊觎着这块地盘，千方百计要插手和干预它的内部事务。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夹击下，巴黎大学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在与教士进行过无数次争执的斗殴后，巴黎大学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取得国王特许证书，摆脱了主教们的监督、控制和干涉。接着又是与警察的长期斗争。１２２９年，巴黎主教借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对学生提出起诉，摄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学生。在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中，学生死伤很多。师生愤然罢课，并撤出巴黎。罢课和撤离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因为正如当时一位红衣主教所指出的，巴黎大学教授学习美文学的潮流“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会的天堂”，但师生的撤离出走使这个一直在巴黎城有力传播着的潮流“冲出了它的河床即巴黎城”，这个潮流将“因而减弱以至消失，就像一条溢出河床的大河，涌进许多溪流然后干涸”。１２３１年，长达两年的罢课带来的“大河干涸”的威胁使得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以创办异端裁判所和维护教皇特权著称，但正是他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和结社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这三大特权。并确认只有教皇才是它的最高监护人。这份由教皇亲自制订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彻底摆脱主教控制而取得作为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和王太后的承认。
从此，就如１３世纪另一位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说的，巴黎成了“生命之树”，它吸收了欧洲各国最好的学生和许多来自各国的最优秀教师，巴黎大学则成为了“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教会的第一所学校”，而且还是神学事务中的国际仲裁人。但学生仍然经常罢课、打架。他们既反对教皇的监督，也拒绝国王的监护。在很多时候，不论是主教们还是国王的警察都对巴黎大学无可奈何。这种为了独立自治而不屈斗争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１９６８年从法国开始，波及欧美、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就肇始于巴黎大学，这次学运是大学生对僵死、停滞的教育体制的社会不公的抗议，也是这所大学的独立精神、罢课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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