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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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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社会的风尚、喜好乱转；不应像报纸和政客那样见风使舵、赶时尚。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在对社会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中，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他认为，“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ｗａｎｔｓ），而是社会所需要的（ｎｅｅｄｓ ）。 ”（注：Ａｂｒａｈａｍ Ｆｌｅｘｎｅｒ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ｅｒｍａ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ｐ．３～３６）
弗莱克斯纳认为，学者和科学家应主要关注四大目标：“１．知识和思想的保存；２．知识和思想的解释；３．寻求真理；４．训练青年学人成为将来继起的工作者”。（注：Ａｂｒａｈａｍ Ｆｌｅｘｎｅｒ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ｅｒｍａ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ｐ．３～３６）他认为，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任何情况下，大学都有对于知识和思想的保存的责任。对于知识和思想的保存与发挥，在大学里的性质和科研机构是不一样的。对于科研机构来说，由于仅仅或主要关心这一点，所以可以算作是一件事情；而对于大学来说，是不同的工作。在大学里，思想的清流时时注入人类的宝藏，对于大学的教师来说，激发学生自己探索和研究者团结合作比学问本身更为重要，教师要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大学生不再是幼稚的孩子，而应是成熟的有责任感的成年人，在取得独立研究能力之前，他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过一段艰难的学徒般（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不独立的研究生活。在现代大学中在不负实际责任的意义上说，创造性的活动，生产性和批判性的探索必须不断地扩大、再扩大。大学必须产生思想家、研究人员、发明家、教师和学生，他们需要去探索人类生活的现象并努力去理解他们。
弗莱克斯纳认为，由于社会变化节奏的加快，以及物理和生物科学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科学寻找基础和提供研究方法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社会需要理智的行动，否则，就会陷入非理智、盲目、自私和冲动。因而，大学必须注重理智（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大学必须接受这一挑战，社会上再没有其它机构能够或者愿意担此重任。在这样一个良莠并存、错综复杂的社会中，改造社会，增进人类道德和智慧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大学身上，因而，大学应增加人文科学和哲学的学习。人文社会科学虽然需要不断地与商业、政治和社会实践相联系，但是必须摆脱商业的控制、政治的控制以及各种各样改革的控制，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这样。
弗来克斯纳认为，中等教育与大学的区别是不成熟与成熟，正如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自由和责任增加了。中等教育的一些特征在大学教育中应消除。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道德和智慧的力量，大学就没有他的位置。他特别强调，大学不应沉湎于大量毫无意义的杂事之中，大学不应等同于中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研究中心、进修机构、事务所，它应是“全心全意献身于发展知识，解决各种问题和培养人才，并尽量努力向高水平看齐”（注：Ａｂｒａｈａｍ Ｆｌｅｘｎｅｒ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ｅｒｍａ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６８ ， ｐｐ ． ３～３６）的特殊组织——一个学人的乐园。
三、弗莱克斯纳大学理念的影响
弗莱克斯纳的大学理念一般被称为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如果把纽曼的大学比作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弗莱克斯纳的大学可比作一个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注：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或者可以说，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是一种“研究组织”。
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既是教学的机构，更是研究的机构，他反对大学为社会服务和进行职业教育，他认为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弗莱克斯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进一步深化了大学的研究职能，更进一步强化了研究中的自由空气，使得研究走向深入化和高层次。这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仍有其支持者——主要是科学家、专门家和研究生。
很有意思的是，在弗莱克斯纳发表自己“现代大学理念”的当年（１９３０年），弗莱克斯纳得到别人的资助，创办他梦想的小小的自由的研究中心，一个学人的乐园——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这个研究中心由一群一流的、超一流的大师组成。弗莱克斯纳高薪请来的第一位大师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之后，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在那里作研究。这就大大推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发展。
总之，大学从单纯的教学机构发展到教学和科研统一的机构，从实践的发展到理论的总结，经过德国的洪堡和美国的弗莱克斯纳等人的总结，不断完善，也使大学对世界科学研究的贡献日益强劲。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81节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海德格尔
译注：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７日德国大学节，弗赖堡大学新任校长、如日中天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发表了著名的就职讲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开始了自己备受争议的政治生涯。从此之后，这篇短短的讲演似乎成为海德格尔的永恒“事件”。这次“事件”可比雅典哲学家柏拉图的叙拉古之行。但这决不意味着是一次单纯的柏拉图式的哲学事件，我们对这次演讲的感受将是全面的，因为正如演讲者本人所引的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所说：“对于一切事情都坚持这样做，绝不会有害。”这是校长的典范，也是人类的典范。十个月后，海德格尔辞去校长之职，回归课堂，在平静中重执教鞭。
一个人担任大学校长之职，就有义务从精神上领导这座高校。作为校长的追随者，教师和学生惟有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苏醒过来，获得力量。然而，只有当追随者的领导者首先并且时刻追随那个不可动摇的精神使命时，德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等级和力量，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给德国民族的命运打下这个民族的历史烙印。我们是否知道这项精神使命？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仍然无可回避：我们，这座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是否真正并且共同扎根于德国大学的本质？这个本质是否真的具备塑造我们此在的力量？当然具备，只不过我们要在根本上意求（１ｌｅｎ）这个本质。但有谁愿意怀疑这一点呢？一般认为应当捍卫这一点。但是，我们是否透彻地思考过：这个“自治”的要求，需要我们做什么？
“自治”当然意味着：让我们自己担当起使命，让我们自己决定实现使命的道路与方法，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那么我们，这个德国民族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联合体，是否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是谁？如果没有最坚定和最坚韧的自我反省（１ｂｓｔ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我们能否真的知道这一点？
除非我们首先着眼于未来明确而坚定地界定大学的本质，并在这一自我界定中意求这一本质，除非我们在这个意求中主张了自身，否则不论我们对大学的今天处境多么了解，也不管我们对大学早期历史多么熟悉，我们都无法透彻地知道大学的本质。
自治只能立足于自我反省的根基。然而，自我反省的力量只能来自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ｌｂｓｔｂｅｈａｕｐｔｕｎｇ）。我们是否自我反省？我们如何反省？
德国大学的自我确认就是追求大学本质的原初和共同意志。对我们来说，德国大学正是这样的高校：她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国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护卫者。追求德国大学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就是追求德国民族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因为这个民族正是通过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科学和德国的命运必须同时在本质意志中获得权力。作为师生群体，一方面我们使科学直面最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在德国极端艰难的时刻坚定地面对德国的命运；只有并且惟独在这个时候，科学和德国的命运才能获得力量。一旦我们——在谈到“新的科学概念”时——只不过是为了替今天的科学争取它的属己特性和无前提性，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体会到科学本质的最内在必然性。这种任意地否定的行动，这种眼界极少超出最近几十年的行动，实际上是真正理解科学本质之努力的假象。如果我们想要把握科学的本质，那么我们首先必须直面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是否应该在将来继续为我们而存在，或者我们是否应该促使科学迅速地终结？科学无论如何都应该存在，这一说法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必然。但是，假如科学应当存在，应该为我们并且通过我们而存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科学才能真正地存在？
惟有在我们重新服从我们精神——历史性此在之开端的力量之时。这个开端就是希腊哲学的突然开启。正是在这个开端，西方人从一种民族性出发，凭借其语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来反抗和追问存在者整体，并且如其所是地理解这个存在者整体。一切科学都是哲学——不管科学知道与否，也不管科学愿意与否。一切科学都依附于这个哲学的开端。只要科学仍然生长自这个开端，就从中汲取自己本质的力量。
这里，我们要为我们的此在重新赢得科学的原初希腊本质的两个显著特征。
希腊人中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普罗米修斯是第一个哲人。埃斯库罗斯借普罗米修斯之口道出了一句格言，表达了知识的本质：
“但是知识远不如命运有力量。”
这意味着：一切关于事物的知识都预先受到命运力量的主宰，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正因为如此，知识即使为了真正地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也必须展开自己最高的抗拒，存在者之遮蔽的全部力量正是因为这一抗拒才涌现出来。这样一来，存在者恰恰在其深不可测的不变之中敞开自身，并且赋予知识以真理。这个关于知识“无力创造”（Ｕｎｋｒａｆｔ）的格言，是一个希腊名言。人们太容易在希腊人身上发现某种知识的典范：一种纯粹依赖自己进而遗忘自己的知识；人们向我们表明，这种知识是一种“理论”的态度。－但对希腊人来说，“理论”究竟是什么？人们都说：理论是纯粹的“沉思”，这种沉思依附于事物的完整和要求。有人以希腊人为据，认为这种沉思的态度是为沉思而沉思。这种引经据典的做法纯属错误。因为，一方面，“理论”的产生并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单单来自一种想要接近如其所是的存在者并受它逼迫的激情。但另一方面，希腊人的全部努力，恰恰是把沉思的追问作为一种实现（ｅｎｅｒｇｅｉａ）、一种“实践存在”、一种人的方式，并且作为惟一最高的方式来理解和贯彻。他们的想法不是要使实践符合理论，恰恰相反：他们把理论理解为真正实践的最高实现。对希腊人来说，科学不是一个“文化财富”，而是民族——国家整体此在的最内在决定性核心。对于他们，科学也不是把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单纯手段，而是深入此在整体之核心并且聚拢此在整体的力量。
科学以追问的方式坚守在不断自我遮蔽的存在者整体之核心。由此，这种有所行动的坚韧认识到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82节 科学在开端时的本质
这就是科学在开端时的本质。但是，这一开端不是已经过去了两千五百年吗？人类活动的进步不是同样改变了科学吗？没错！紧随其后的基督教——神学的世界解释，正如后来的近代数学——技术思维，都使科学在时间上和事实上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开端。但开端绝对没有因此而被逾越，更没有被摧毁。因为，倘若原初的希腊科学乃是一个伟大事物，那么一个伟大事物的开端就仍然保持自己的最伟大要素。即使这个开端的伟大不复存在，科学的本质也不可能被抽空，不可能被耗尽——不像今天，尽管有全部的成果和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科学的本质却早已被抽空和耗尽。这个开端仍然存在。开端并非作为遥远的过去处在我们身后，而是站在我们的面前。开端作为伟大事物预先超越了所有将来之事，因此也预先超越了我们自己；开端已经闯入我们的未来，它站在那里，遥遥地主宰我们，命令我们重新把握它的伟大。只有我们坚定地服从这个遥远的命令，重新赢得这个开端的伟大，科学才能成为我们此在的最内在必然。否则，科学就仍然只是一个我们深陷其中的偶然，或者仍然不过是一种悠然自得、回避危险地追求纯粹知识进步的活动。
然而，一旦我们服从开端的遥远命令，那么科学就必将成为我们精神——民族此在的根本事件。假如我们最本己的此在本身正面临一场伟大的转变，假如最后一位满怀激情地寻找上帝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言不谬——“上帝死了”，假如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今天人在存在中的被遗弃状态。那么对科学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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