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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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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中心”，人文用处不大；你还可以说，现代大学之所以有别于中古大学或传统书院，正在于其突出科学，人文的被冷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更可以说，人文过于玄虚，评价体系很不稳定，想扶持都不知从何入手。但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端不上台面的。因此，主事者都会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文的重要性。
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撰文谈论一流人才所需素质，特别指出“人文素质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一流人才》，《求是》２００１年２３期，１２月１日）；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批评那些蔑视人文的科技专家：“这些人，或许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成就，却难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成为开拓一门学科，乃至推动整个科学发展的大师。”（《科学要自觉请人文来指引》，２００３年６月５日《北京大学校报》）这两位校长之强调人文的意义，侧重人的素质，而不是学科的位置。
另外两位校长更勇敢，直面目前中国大学里人文的困境。去年９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上海做题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的专题演讲，谈论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金先生认为，这种状态很不正常，“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面，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９日《文汇报》）。金先生是少数对“大学理念”有过认真思考的大学校长（参见其《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论及人文在现代大学中的位置，显然不太乐观。约略与此同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发表《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９日《中华读书报》），称现在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第一偏颇便是“重理工轻人文”。照杨先生的说法，重理工是对的，轻人文则甚为不妥。
这四位校长的论述都很精彩，但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撇开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决策的偏差，人文的困境，与目前的大学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坊间流传的大学排行榜，北大文科（包括人文及社科）的分数，不及理科的三分之一；全国顶尖文科（北大）的分数，只有最好理工科（清华）的五分之一（参见新浪网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２００３中国大学评价》）。你也许觉得这种评价牛头不对马嘴，很可笑，可它代表了大众的眼光以及某些主事者不便明言的心里话。因为，按照师生比例、科研经费、社会贡献（可量化者）、院士数目（文科没有）等“硬指标”，人文确实乏善可陈。
在很多人眼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文是个软指标，容易上下其手。上海交通大学２１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曾给出了“充实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大师汇聚，科研经费充裕，学科门类齐全，留学生比例高等九大指标（参见刘继安《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３日《中国教育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一流大学”对于所在国（乃至人类）的社会进步以及思想文化进程的贡献。光说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科研经费，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科技进步，还包括精神建设。而后者，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对于希望“春种秋收”，马上显示政绩的校长们来说，人文的建设其实难度更大——花钱再多，也都无法速成。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不只一次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这一判断是明智的，不仅仅是科学／人文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大学的风气、凝聚力以及社会声望等，与这些看似虚幻飘渺的人文学术，大有关联。假如我们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那样，增加“学术声望”一项，给予２５％的权重，并且在数以千计同类院校的校院长中进行问卷调查，使无法直接量化的因素通过民意测验获得二次量化的数据（参见潘懋元《一流大学与排行榜》，《求是》２００２年５期，３月１６日），那么，人文的影响力便立即浮现出来。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5节 “学界口碑”
千万不要小看“学界口碑”，它比那些用数字支撑、言之凿凿的“排行榜”，不说更重要，起码一点都不逊色。而大学的“社会声望”，与人文学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变化风气，影响思想学术，这种贡献，无法量化，却是现代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为只有得大奖、评院士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精神文化上的努力，不只无法准确统计，更因其介入现实，申述正义，张扬民主，很可能得罪权贵，招人嫌恶。但这种独立思考、不断求索、勇于承担的精神传统，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应该格外珍惜并努力承继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问心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校方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主题是我们与“世界一流”有多远。与会者大都是“海归派”，说起自己熟悉的国外某某著名大学，全都如数家珍；对于北大在专业研究方面的差距，更是毫不留情。轮到我表态，一言既出，四座皆惊：“找不到差距。”不是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而是拿她来跟哈佛东亚系比，不可比，故没意义；跟耶鲁英文系比，可比，但说不清。记得当时我曾略为分疏，算是暂时平息了众怒。事后想想，不管是我的脱口而出，还是人家的过度反应，背后都大有文章，值得认真推敲。
先解释我的“可比”与“不可比”。听多了我们在经济、军事、管理、大学等落后１０年、２０年的断语，很多人思考问题都是直线式的——似乎人类文明真的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表演空间或发展形式，因此，一切差异都可以折算成时间上的“先后”，而且精确到年月。可在我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确有较大的共通性；文化观念及制度建设，则不见得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５０年前我们有一句口号，叫“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如何？落空了。今天如果有人开出支票，说“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估计也很难兑现。以中国之“庞大”与“复杂”，说积极点，有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从消极方面考虑，则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供抄袭。在这个意义上，谈“比较”，不能只是追问时间上的“差距”，还应该考虑空间上的“差异”。
为什么说不能拿北大中文系跟哈佛东亚系比，教授及学生总数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各自承担的功能及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关注本国（语言、文学、文化），一个探究外国（语言、文学、文化），即便面对同一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都很不一样。单打独斗，确有训练好坏之别；作为整体形象，却很难说谁高谁低。如果一定要比，北大中文系不应该找哈佛东亚系，而应该找耶鲁大学英文系、巴黎索邦大学法文系、莫斯科大学俄文系、东京大学国文系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文系”，相对于“外文系”来，都可能聚集更多的人才，也吸引更多的目光，其工作目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与研究”，更直接介入了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
正因为希望而且可能深刻影响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各著名大学“国文系”的工作，除了纯粹的学理探询外，还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日常生活，因而很难做横向的比较。比如，以北大文科教授为主体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史上曾发挥巨大作用，你拿她跟哪所大学的哪个阶段比，恐怕都不太合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伟大。就像鲁迅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
也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这样来看“人文”，你就明白其在现代大学的位置：很难“实用”，但有“大用”。只是这个“大用”，不见得马上被承认，还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异说纷陈。换句话说，人文建设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纷表态“大力支持”，但往往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6节 管理是否万能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校长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定是由易入难循序渐进：“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蔡先生意料不到的是，早就走过了“兴学之初”的中国大学，其弊病依然如旧。但平心而论，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不能单怨大学校长。
人文之所以普遍不被看好，除了此“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国情外，还有其成果本身的模糊性。你说这位学者很伟大，这部著作非常了不起，好吧，拿证据来。请问哪位人文学者，拿得出“板上钉钉”的证据？我念博士时，有段时间与一位念化学的同屋，毕业时，他的博士论文创造的“直接经济产值”是５０００万，我呢，一个大子也没有。在这种评价体系里，你让校方怎么重视人文？每回填表汇报成绩，见到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值评估，人文学者能不头皮发麻，就算坚强的了。主事者很开通，提醒大家不必介意，这一栏是为理工科设计的，人文学术“特殊”，可以不填。大学里，原先叱咤风云、执意于探求“普遍原理”的人文学术，如今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令人感叹唏嘘。
这种重理工轻人文的局面，近年似乎有了较大的转机。许多大学开始投入资金，争抢人才，一时间热闹非凡。可你仔细看看，这些大学之所以突然“发力”，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或评重点科学，或争博士点。如果文科真的开始评院士，大学对“人文”重视的程度，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可态度变了，思路依旧，还是希望人文学者的成果能“过硬”，也就是说，要“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迷信科学、偏好精确的社会里，一切成绩都必须量化。将教学、科研、精神、传统、学风、信誉等，全都变成数目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评价有“客观依据”。另外，也好让领导一目了然，知道谁好谁坏，谁用功谁偷懒。现在的大学校长，心里都有本账，科研经费、重点学科、院士数目、ＳＣＩ索引等，这些都是“过硬的资料”。至于人文，最多举出个把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过于相信数字，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及立场。还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谈及必须分清什么是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此提问被认定是主张“教授治校”，有抢夺领导权之嫌。这里不想辨析民国年间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单说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须着力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其工作兴趣，任其自由发展，尽可能为其攀登学术高峰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是迷恋于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定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９年不出１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３６０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３０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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