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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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在他的校长任内，教授们全都几年不出一篇论文，看他着急不着急。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学里的管理，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分寸不太好把握。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过多的规矩，又必然对天纵之才造成束缚。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２２１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由行政当局钦定若干种子选手（比如“跨世纪人才”之类），不见得就能保证比赛的胜利。况且，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挫伤其他选手的积极性，焉知奖杯最后不是落在那些原先不被看好者手中。真正的学术创新，既需积累，也讲机遇，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你很想要的，不见得就能得到；你没想到的，反而可能翩然而至。作为大学，最好的策略是，“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挑战与荣誉。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不用催他／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7节　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明。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其结果往往是“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一般都有很具体的追慕对象。就像写论文一样，有人博采众家之长，有人固守一家边界。后者的措施成龙配套，亦步亦趋，容易学得像；前者则必须视野开阔，各家之长如何协调是个难题，弄不好变成大杂烩。但对于立意高远者来说，前者无疑更具魅力，也更有发展前景。１９０２年，当时的管学大臣张学熙为了重开因庚子事变而停办的京师大学堂，曾敦请各驻外使节提供各国的学制资料。其中驻美使馆提供的资料最有意思。因“国家并未设官管理”，也没有统一教材，只好“经切商美外部”，提供哈佛大学（四种）、哥伦比亚大学（四种）、耶鲁大学（两种）、宾法尼亚大学（一种）等十三本章程（其余两种为中小学课程）。尽管因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１９０６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说得很明白，德国与日本的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或“万世一系之皇统”，故最少流弊），晚清各种学堂章程的制定，实际上多采德、日学制；但晚清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努力“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张学熙等《重订学堂章程折》）。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不知是否意识到，诸君信誓旦旦的“与国际接轨”，很可能是个虚妄的目标。　　　　
　　　　不只一次见识过这样的局面：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与国际接轨”，冷不丁说到某个具体问题，这时候，留法与留德的，留日与留美的，意见全都不一样。这下子你就明白了，起码在大学领域里，“国际”上并非只有一“轨”。只不过现如今美国独步天下，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许多人误将美国大学作为惟一的标准，整天将“哈佛”、“斯坦福”挂在嘴上。文化传统不同，各国大学其实面貌迥异；同一国家的著名大学，也因其成长背景及现实环境的差别，而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就连常被相提并论的“哈佛”与“斯坦福”，其间的“楚河汉界”，也都值得你认真对待。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返顾，猛扑过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眼下渐趋消歇的大学合并之风，便是看对了病，开错了药。这帖药，明显是为了救治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落下的病。主事者用心良苦，只是忽略了国内各大学原有的传统，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也未免过于单一，加上行政主导，实际推行中，出现了“以大为美”的偏差。可就像王则柯所说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学科门类并不齐全，学生也不过区区数千，但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小的是美丽的》，《开放时代》２００３年２期），你能说这不算“世界一流”，不值得仿效？这下问题更大了，你让我学什么？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我的答复是：都可以，又都不可以。说“可以”，是假定你已经深思熟虑，知己知彼；说“不可以”，是怕你只是震于大名，盲目响应。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8节　大学分类型

　　　　其实，大学分类型——研究型、教学型、技术培训型、社区服务型，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问规模大小，只要定位准，声誉好，就是好大学。就像写文章，能雅是本事，能俗也是本事；就怕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理论、实用全都不彻底。不同类型的大学，目标不一，道路不一，评价标准也不一；先自我定位，再寻找相关的榜样，比起笼而统之的“接轨”说，要实在得多。各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明白自家长短，形成自家个性，是第一步，也是最要紧的。民国年间的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是有个性的，你几乎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得出其各自的风采。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各大学之间，从专业设置到学术风气，越来越趋同；惟一的差别，只是规模的大小与水平的高低。这种办学观念过于“整齐划一”的状态，现在正逐渐被打破。但所谓“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其说是“扬长”，不如说是“避短”。让志向远大的校长们知道什么是自己学不了的，与让他们知道应该学什么，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校长们才懂得如何腾挪趋避，不至于贪多嚼不烂，模糊了努力的大方向。　　　　
　　　　说到“腾挪趋避”，这一百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并非拒绝“开眼看世界”，而是找不到很好的“接口”。晚清的模仿德、日，１９２０年代的学习欧美，１９５０年代的转向苏联，近二十年的独尊美国，我们谈论大学发展与改革，始终“目光朝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姑且不说西学（包括声光电化与民主法制等）的魅力无法抗拒，西方大学制度在生产及传播知识的有效性方面，也非传统中国的书院可比。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只谈“与国际接轨”，而不努力发掘传统中国的教育资源，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　　　　
　　　　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中，我曾提到，在借鉴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下，应该追问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这里所说的，不指向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而是强调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２１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借用Ｒｕｔｈ　Ｈａｙｈｏｅ的说法，参见　Ｃｈｉｎａ　＇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１８９５－１９９５：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ｐｐ３－２３，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６）。最近１０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定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１９２１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６４－６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不管是“孔墨精神”还是“书院教学”，都比较虚幻，不能直接套用，必须经过一番创造性转化，方才具有可操作性。可思考问题，有这个维度与没这个维度，就是不一样。没这个维度，很容易变成简单的“拿来”，或自我陶醉于“中国的哈佛”、“东方的剑桥”这样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与“世界一流”无缘。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日于京北西三旗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9节　我看百年变革

　　　　陈平原　　　　
　　　　 小引　　　　
　　　　 北大是个夸张的地方，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大人及传媒所关注，并赋予许多或许本身并不具备的“战略意义”。所谓“北大无小事”，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见得佳妙，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原先设计的高难动作，表演中很可能变形。必须是久经沙场的大将，有极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周密计划，方能临阵不乱，既不被猎猎军旗所蛊惑，也不被阵阵战鼓所震慑。期待鲜花与掌声，但也不回避荆棘与陷阱，以平常心面对历史与现实，步步为营，而不幻想着“一剑定乾坤”，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大人来说，至关重要。所有的大学都必须改革——不止北大；所有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