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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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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必要打蔡元培的旗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知道蔡元培的改革不仅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做支撑，而且有教授评议会这样的大学制度作保证，如果离开了这些基本理念与制度，或者借口“时代变了”而不准备认真实行，那么，继承蔡元培的传统不过是宣传而已。除了经验以外，中国大学（包括北大）的百年改革留下了不少教训，如果不认真总结，重走老路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而最感不解，也是一直想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总是有一个“赶超先进国家”的情结，而且要追求“跨越性的发展”？这样的“赶超”思维和战略本来是来自经济建设方面的：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其实就是“赶美超英”、实行“跨越性发展”的一个尝试，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使国家元气大丧。可见即使是经济建设，这样的“赶超”战略还是有许多问题的。现在，又要用于教育与学术，思想与文化，可疑之处就更多了。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在某些方面（如教育发展的规模、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等等）也有可比性，但就总体而言，却很难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先进的西方文化，落后的东方文化”，或者“先进的西方教育，落后的东方教育”这类说法是很难成立的。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的问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先进与落后的，自然也不存在“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有相互吸取、交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取、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都对世界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是有疑惑的，我以为，“创建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也许是更科学、更切实际的。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用不着预设一个所谓“世界标准”。这样的“世界标准”落实下来，一定会是以某一个国家（例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们心目中的苏联以及今天某些人心目中的美国）或某个地区（通常是西方世界）的教育作为“样板”，如前所说，这就有丧失我们的教育、学术、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的危险。或者是以那些具有可比性的“硬件指标”作为标准，事实上，这些年有关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努力，也是集中在硬件建设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以为硬件上去了，就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以为硬件建设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有世界性，那就进入了一个大误区，这不但会因忽略软件建设，有可能导致空有大楼，而无人才，更失精神的恶果；而且会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投资的问题。坦白地说，明眼人早就看出，这次北大改革，其动因之一，就是向国家要钱。
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有了钱，就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教育投资固然是办学的基本条件（我们国家也确实存在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在这方面还需要做许多努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大学的理念、制度与人才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大学在体制上的弊病不革除，投资多未必产生好的经济效果，大量的资金的流失，在各种名目下被“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私下议论最多的大学腐败就是这么产生的。说得更严重点，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心理：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了，有了钱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出于各种动机，被夸大了的“事实”），谁都在打国家的主意：如何将国家“大金库”，变成单位“小金库”，最后按权力大小“分流”到个人。前文所说的大学里的利益集团就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最后在或一程度上变成一个“分钱”运动，这样的可能性与危险也是存在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9节 “赶超”情结与战略
还是回到“赶超”情结与战略上来。这里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当时的“赶超”基本上是限于经济的范围，在文化、教育上，倒是自认为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先进”，自然在文化、教育上先天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如果有不足，也是与同样在政治上先进的苏联有差距，因此，要以“苏联的今天作为我们的明天”，以“东方莫斯科大学”作为改革目标。而当时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是要竭力“藐视”的，因为它经济上固然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但政治上落后，文化、教育上自然也落后。但到了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以及２１世纪初，我们却要把经济上的“赶超”扩大到文化、教育上的“赶超”，这背后也是有一个理念的，即“经济落后，一切都落后，文化、教育也必然落后”，反过来，“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上去了”。这样的“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决定一切”，看似相反，但在不承认文化、教育、学术具有独立的逻辑，独立的价值，将其视为或政治或经济的附属这一基本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教育、文化、学术独立自主性的匮缺，正是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不变的根本问题；因此，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发现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为旗帜的大学改革的思路里，依然是沿用政治的逻辑与经济的逻辑，而不是教育的逻辑、学术的逻辑，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跨越式发展”的策略，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思维与经济思维的产物。它追求的是政治与经济（市场）的轰动效应，而很少考虑教育与学术的循序渐进，积累式的发展这样一些基本逻辑，“欲速则不达”这类基本常识。企图通过所谓“新举措”，就能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局面”，上一个“新台阶”，如果仅仅是作为套话，不过是宣传而已，如果真的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那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由此造成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浮躁、浮夸……已经严重地败坏了中国大学的学风与校风，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当人们（从各级领导到教师）都忙于应付花样百出的“新举措”，忙于应付各类检查而不得不做出种种表演姿态时，不仅改革成了一句空话或一堆报表，连日常的教学工作都无人也无暇过问了。其实任何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有现实感的人，都知道，中国大学现在最需要的是，坐下来，静下心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始终流传着“诺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老话，过去是由于政治的混乱，现在则是商业的冲击与行政的干预），老老实实教书，做学问；“赶超”、“跨越式发展”之类的口号，都显得过于高远，弄不好还是“皇帝的新衣”：这是许多人心里都明白，谁也不愿说破的。
中国的大学当然要改革，“创建第一流大学”仍然应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一是前文所说，先要弄清中国大学的现实的“问题”在哪里，以便对症下药；更准确、全面地说，要弄清“现状”：哪些是必须改的，哪些是应该坚持与发展的。二是要从根本上思考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制度问题，就“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的目的、作用何在？什么是一流大学？”这样一些基本的学理进行深入的讨论与研究，从而使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与主观性，这对中国大学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可惜的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总是忙于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而缺少这样的有距离的、超越性的根本思考，缺少探索基本理论、原理问题的兴趣与迫切要求。但事实上只要是办教育，搞教育改革，就会有理念的支撑；结果，我们很容易就与时俱进，追逐各种时尚理念，于是，就有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北大就曾宣布过“面向社会，适应市场”，“使学科建设和教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最新的说法则是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是为国家决策做贡献——面对这样的要求，我立刻想起了鲁迅两篇文章的题目：《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这些指导思想、要求，看似很新，其实不过是“教育为政治服务”再加上“教育为经济服务”，核心还是“服务”，仍然没有教育本身的自主与自足。但仔细看看我们这些年教育的实际，包括教育改革的实际，也还真的是贯彻与体现了这两大服务要求。其威力实在不可低估：现实的逻辑远比我们这些书生的思想与学术的逻辑强有力得多。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要在这里固执地谈我的大学理念，尽管我同时深知，自己也是缺乏超越性思考的，因此，所要谈与所能谈的依然是经验层面的“思想的碎片”，是缺少内在的深刻性的。
谈到大学的目的与作用，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性的说法，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第一流的大学就要培养第一流人才。这似乎也是人们的共识，但追问下去：“什么是人才？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等等，就会突现出分歧。一位朋友的文章中，提到爱因斯坦的名言：“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据说许多人都不以为然。我是赞成爱因斯坦的观点的。前几年在给北大理科学生讲“大一语文”时，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所确立的大学目标，不能局限于做一个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更要努力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这就是说，不仅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更要有‘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自我与他人的精神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思考、探索‘人生的目的，人活着为什么’，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之间，应建立起怎样合理、健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以至信仰，从而为自己一辈子‘安身立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精神的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铸炼自己的人格，在发展个人爱好与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开掘与发展自己的想像力、审美力、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我接着又这样提醒学生：“作为理科学生，你首先得进入专业，而且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惟一的世界、世界的全部，惟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精神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来越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后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最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与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是把自己（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工具化了。人的这种精神的狭窄化与自我工具化，正是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我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在我看来，“科学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的大学教育，以至中学教育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0节 分析
我曾经通过对高考语文试卷的分析，指出：“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在社会上就是上级、老板）的意图；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和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和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的科学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与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所暴露出来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知识、能力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和个性的培养，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心灵的反面”。这样的危机也同样存在于大学，前几年所出现的震惊海内外的北大高才生卢刚杀人的事件以及为媒体广为关注的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残害动物的事件，都足以警示我们，如果忽视“立人的教育”，把教育变成技术、能力的培训，就很有可能培养出“高分、高能而失精神”的一代，从而出现人的危机，这是会导致整个民族的危机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忧虑的地步，以后将做专文详尽讨论。
下面，我想着重讨论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问题。记得杜威对北大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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