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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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想着重讨论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问题。记得杜威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不妨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自然是对蔡校长本人的一个极高、也十分确切的评价；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大学，对“民族”与“时代”所起到的巨大的，有时甚至是“转折”性的“作用”。从大学的功能的角度来看，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又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这个方面的功能，是表现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的。这里，需要对“保守”做一点辨析。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不与时俱进，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的发展的角度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要经过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是不能处处“创新”的；从精神的发展的角度，更是不能与时俱进，而必须有坚守，也即有所进、也有所不进的。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文化、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精神的堡垒。这样的精神堡垒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还会发生特殊的作用。从中国大学的百年教育的历史上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西南联大在民族危难之际，就“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与文学）的传承与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这一传统，在当今的中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潮”，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信念与乌托邦的理想，坚持精神与道德的操守……就有着特殊的紧迫性。在这样的整个民族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的时刻，以精神追求作为自己的本职的大学应该起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在９０　年代中期写的一篇文章里，曾发出“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的呼吁，并且说：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不难看出，这样的呼吁背后，很有点悲凉的意味：因为当时许多国人心目中，北大仍是这样的“精神圣地”，我自己则是既希望如是又心存怀疑，为种种不祥的预感所困惑的。　　　　
　　　　 时至今日，我的困惑又多了一层：据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回避的事实。但同时必须正视的是，围绕着“全球化”的走向，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努力方向：一种是试图以国际资本的力量，铲除一切差异性，包括各民族文化、教育上的差异性，以实现全球的单一化，即美国化；与之相对抗的，则是主张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吸收，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坚持差异性，以形成全球文化的多元互补的格局，并因而实现世界文化的合理的生态平衡。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发展，绝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其实都是在对世界文化多元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1节　北大改革的讨论

　　　　其实，在这次北大改革的讨论中，也存在着两种趋向。有的文章就向我们介绍“采取英语教学，英语是工作语言”的经验，据说“这就使得学校整套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是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初稿中，也看到了今后的北大教授必须能够用外语讲课的硬指标，尽管后来因反应强烈而取消，但背后的理念是否也变了则不得而知。于是，有的学者在文章中引述了金耀基先生《大学之理念》中的观点：“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任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像力的重大挑战”，并且指出：“华人大学的根本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篱’”。我是同意这样的观点的，我在大学校园里就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单一化即美国化”的趋向下，中国民族文化所受到的严重挑战。这就说到了人们私下谈话中经常提到的所谓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成了“留美预备班”的问题。在我看来，青年学生希望有机会到国外留学，这本身并无问题，事实上，２０世纪几次留学高潮都对中国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今后我们在教育改革中，还需要注意吸取国外留学的优秀人才（即人们所说的“海归派”），以与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相互补充，这对更好地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促进良性的学术生态平衡的形成，是大有好处的。在这方面确有不足（包括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此海归不是彼海归”，这并不是着意贬低今日的海归派朋友，而是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也是对我自己以及同代学人的一个自我反省：在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学人，是经历了文化断裂以后的一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的稀薄是一个先天的不足，其传统文化的修养是不能与当年的留学生相比的。由于底气的不足，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很容易丧失文化的自信与自主性。这也是我们这些所谓本土学人的弱点，这样的“底气不足”与“文化自信与自主性的不足”，是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共同隐痛。这正是我们的学术不能有更大的发展，学术自主性不足的一个更内在的原因。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已经“告别”了文化断裂的时代，但在“一切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接轨”的时代风气影响下，校园里的年轻一代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的稀薄，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新问题，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逃离自己生长的土地，远走他乡和异国，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生命选择和文化选择，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与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涵着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坚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的疏离，陌生。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这或许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这正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用外语作为大学里教学用语、以至工作用语的“经验”的最基本的理由：语言更是关系着文化的根的问题；现在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够熟练地应用英语对话，有的还具有较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他们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对汉语的掌握，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就有了问题。我想起了诗人欧阳江河的诗句：“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里幽居，＼与众多的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着众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真的面临民族文化的危机了。这同时也必然是大学的危机：它是与大学的“文化、精神传递与坚守”的基本功能完全背道而驰的。　　　　
　　　　 大学的功能、作用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自身，做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具有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与人自身的发展与变革，为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与变革，提供精神资源，提供新思维，新的想像力与创造力。这是大学教育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在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上，五四时期的北大，即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重新估定价值”，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质疑和批判，同时，又以全新的眼光与博大的胸怀，在最广泛的吸取基础上，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思想与学术的活力，创造了全新的“校园文化”：新的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新学术，从而为新的时代变革提供了新的文化理想，新的价值体系，并通过现代传播媒体（主要是《新青年》与《新潮》），将新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用前引杜威的说法，是对整个民族与整个时代“起了转折的作用”的。后来，鲁迅将北大的传统概括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强调北大的希望与前途就在于它永远“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他主张要培养“思想革命的战士”，以后又提出大学里“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都是意在突显大学的“革命性”功能。这里，似乎也需要做一点正名。如鲁迅所说：“‘革命’这两个字……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革命”也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只有否定而无肯定，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对既成规范的批判，与新的创造是同一个过程：没有批判（质疑与否定）就不会有创造（立新，建设）；而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因此，在我的理解里，所谓“革命精神”，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不断革新、向上的精神，就是自由、独立、怀疑、批判与创造的精神。大学如果不能如鲁迅希望的那样，弥漫着这样一种“革命的精神”，就会丧失生命活力，甚至自身存在的理由。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2节　革命精神与功能

　　　　而为了坚守这样的革命精神与功能，大学就必须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学术现实形态的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如有的朋友所说，“大学的应然与社会现状之间，有一个本质上的张力关系，这可能是大学与企业最大的不同。国外一些著名的学府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会，很有象征意义。也许，与其他机构相比，最应该自足自律的机构，是大学”。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所说：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至少大学里的一部分教授与学者应该是自觉地处于社会与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研究的超越性、彻底性与超前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的。　　　　
　　　　 在我看来，大学“革命性”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正是当下中国大学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前述“教育为政治服务”与“教育为经济服务”论，就是对大学的“革命性”这一理念的否定；而学术自由、民主的不充分，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与现实妥协、迎合的犬儒主义……之风在校园的弥漫，更是极大地压抑了大学所应有的“革命”精神。在学术上，由于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的不足，更是造成了学术原创性的匮缺，这正是我们这些年学术上没有突破性进展，没有出现真正的学术大师的症结所在。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价值理想、以至信仰的重建，文化的重建的历史要求，正在呼唤着原创性的新思想、新文化与新学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与学术界共同的历史性课题。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曾经创造了五四新文化的学校，应该、而且可以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我们不仅有博大、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而且我们更拥有空前丰富与复杂的２０世纪的中国经验，而中华民族以及它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具有智慧与创造力的，再加上在这世界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又有可能以更加自由、开放的形态，对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进行最广泛的吸取。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发挥我们的以上优势，真正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出发，从总结中国的经验入手，又超越这些经验，最终是有可能如五四时期一样，创造出回应新的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新学术，不仅为变革中的中国，提供批判性资源与新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而且这也是中国的思想与学术真正走向世界之路。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的改革，创办“一流大学”的努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增强自信力与自主性，解放思想与学术的“生产力”，为这样的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提供更加自由而广阔的天地。当然，这样的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