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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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术的“生产力”，为这样的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提供更加自由而广阔的天地。当然，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是需要长期的，甚至是几代人的扎扎实实的努力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眼光已被眼前的实利所遮蔽，而缺乏这样的创造新文化、新学术的自觉与胸襟。而且更应该正视的是，这样的创造新文化、新学术的时代要求与前述中国大学的现状之间，也就是大学的“应然”与“已然”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的，本来，改革的理由就存在于这样的反差之中。如果我们的改革不但不能缩短、反而加大了这样的差距，那就变成南辕北辙了。——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以上所说的大学的“保守性”与“革命性”两个方面的理解，就构成了我的基本大学理念。在我看来，坚持大学的自主自足，充分发挥大学的“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与“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的功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是“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与标准；真正的第一流大学在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结构里，是同时担负“文化、精神的堡垒、圣地”与“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的双重重任的。需要补充的是，大学功能的这两个方面，总的来说自然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互渗透，很难截然分开的。但也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如前所说，要完成思想、文化、学术的积淀与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思想、文化、学术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而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又是以对既成的、被体制化的思想、文化、学术提出质疑与批判为前提的，这样的“规范化、体制化”与“对规范与体制的突破”的双重要求，就形成了大学与学院学术的内在紧张；这就提醒我们：创办一流大学，是在内在的张力中进行的，是在运动中实现其相对平衡的过程。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大学的危机，一方面是对怀疑、批判精神的压抑，导致了对学术创造性的压抑；另一方面，学术的积淀与传承，又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样，就既缺少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更是怀疑、批判精神和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的匮缺，这样的大学的保守性与革命性品格的双重不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与北大）失精神”，是引起社会对大学（与北大）的失望与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然，大学在前述基本的精神性功能之外，也需要满足社会的功用性要求。这也构成了大学教育的内在张力。　　　　
　　　　 我们不妨看看当年蔡元培的认识与应对。我们知道，蔡元培对“极端之实利主义教育”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的，强调重建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他在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即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也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他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而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也当务之急也”。面对这样的对教育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蔡元培在高等教育中区分了“大学”与“专科”两种体制：专科偏重于培养“实用型”人才，而大学则以“研究学理，养成人格”为主。他还因此而将商科、工科等偏于实用性的学科从北大分离出去（原计划还有法科，因教员反对而未实行）。我以为，蔡元培的思想与高等教育的体制设想是可以借鉴的：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坚持统一的基本要求（如必须坚持“立人的教育”等）的同时，还应因侧重于不同方面，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而采取多样的教育体制与模式，不可“一刀切”。强调统一而忽略、以至不承认差异，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其实正是所谓计划经济式的管理的一个弊端，本就应该是改革的对象。甚至可以说，进行教育改革，首先就要找准自己的学校在整个国家与民族，以至世界的教育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为自己的学校“定位”。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3节　教育改革

　　　　而我认为，北大这些年的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好“定位”问题。从表面上看，北大应是“研究型大学”，这似乎并无异议；但事实上，这些年却越来越向“实用型”教育方面靠拢，市场需求几乎成了学校一切教育措施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北大越来越向“高等职业大学”的方向倾斜，越来越成为蔡校长谆谆告诫万不可做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我这里并无轻视职业大学教育的意思（而且职业学校也不能办成“养成资格之所”与“贩卖知识之所”）；相反，在我看来，大力发展各级职业学校，是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这是关乎中国教育的总体格局的大问题，以后或有机会做专门讨论。但我却反对“研究型”大学的职业教育化与市场化。尤其是北大这样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它应与所谓政治需要与市场需求保持适度的距离，这也是当年蔡元培一再强调要反对“极端之国民教育”与“极端之实利主义”，反复告诫北大学子：“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要有“独立不惧之精神”和“安贫乐道之志趣”的意思。蔡先生说得很好，这正是为了要“担负将来之文化”的发展的重任。按我的理解，北大如果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继续在整个国家，以至世界思想、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独特作用，就要着眼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思想、文化、学术的长远发展，绝不能目光短浅，追逐眼前的实利与时尚——应该承认，任何时代都会因时代风气与需求所致，形成某种热门学科，如五四时期的哲学，８０年代的文学，以至当下的经济、法律等，大学教育当然应回应这样的时代需求，但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回应方式。比如，实用型的职业教育可以以培养经济师与律师为目标，而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就应以培养经济、法律的研究人才为己任。而另一方面，一些市场需求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市场效应的所谓冷门学科，这当然不能进入实用型大学、职业大学的编制，但研究型大学，至少是北大这样的少数大学，就绝不能也弃之不顾。说极端点，即使一门学科，只有一个教授，两三个学生，也必须坚持办下去。课程也是如此：记得当年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文辞研究》课，只有王瑶一人选修，还有一位季镇淮是旁听生，总共两个学生。按今天的市场标准，可谓没有任何“效率”，应在淘汰之列。但就是这样的超越市场需求的教育，培养出了王瑶、季镇淮这样的为国家、民族的学术与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一流教授。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无用之大用”、“不服务的大服务”。在我看来，“保存与保护学术稀有物种”，应是北大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也是“一流大学”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需要眼光与勇气的。这里并没有将北大的这种定位神圣化与崇高化的意思；无非是强调不同类型、模式的大学要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获得应有的价值。　　　　
　　　　 现在中国大学的问题正是定位的混乱：一方面，是各类学校纷纷升级，扩大范围，扩充势力：专科升成本科，师范大学变成综合大学（在我看来，这又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误，以后再作专文讨论），各大学不顾自身的条件，不断增设各种新系、新学科，不惜代价、用尽手段地争取硕士点与博士点，盲目地向综合性、研究性大学发展；另一方面，像北大这样的基础很好的研究性大学，却不肯在自己的优势系、科的健全与发展上下大功夫，也热衷于增设各种有市场时效的新系、新学科，办各种服务市场的培训班——从学术长远发展的需要，开拓新学科当然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许多新系、新学科的设置，其着眼点不是“研究”，而是“实用”，这就有可能导致“研究型”向“实用型”的倾斜。这构成了当下中国大学的纷纷转型、转向的奇观，“规模”与“经济效用”成了办学者的主要追求与动力，其结果是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大学的结构，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并且已经完全谈不上各类学校、各个学校的个性（这本来是教育健全发展与成熟的一个标志），有的只是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大发展”的表面繁荣，所掩盖的正是教育质量（包括教学质量与学术研究的质量）的下降。这样的“教育泡沫”现象，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还是回到北大的定位上来。曾经有好几年，北大新生入学，都要我去给学生做报告，我也总要向学生讲述我对北大的培养目标的一个理解与设想：“作为现代中国教育的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理所当然地要培养这样的具有独立思想、人格与自由意志的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已经说过，北大应该培养一流的专家、学者，现在我们还要补充说，这将是一代有思想的专家、学者——有思想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有思想的人文学者，等等，而不是单纯的操作型的技术人才。北大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为我们国家、民族，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的思想家；同时，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从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北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相互吸取和综合。为此，应该特别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尽管我声明“这是一个理想的梦”，但学生的反应依然十分活跃与热烈；那时候，北大的学生大概是愿意和我一起做梦的。后来，却不允许我对北大学生演讲了；因此，我也不知道今天的北大学生们如何设计自己的未来。我只知道自己仍痴心不改，还在固执地做着这样的更加不合时宜的北大之梦。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4节　什么是一流教授

　　　　（三）我要说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什么是一流教授”以及“如何培育、选拔一流教授”。由于文章已经写得太长，只能略略谈一谈了。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对大学各类职称的评定标准：“正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并开出一条像样的道路，有人选择并跟进这一条路。副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公认的贡献，并保持着水准以上的质和量。而助理教授的资格则是，在你初出茅庐之际，一定表现得有活力、有潜力，让人觉得假以时日，你会有贡献也有创新”。我以为这一标准基本上是合适的。我所要讨论的，是“一流学者教授”，或者说是“大师级的学者教授”。不用说他们有极为深广的学养，一般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而其最重要的、本质性的特点，则是他们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而这样的原创与开拓的起点，又必然是对既成的思想、学术体系的怀疑、批判，以至反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一流教授、大师级的学者，都有异乎寻常、不拘一格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必然具有某种异端性。特别是开创学术新路的初期，他们必要向已被普遍认同、并多少被凝固化的学术“定论”与权威挑战，在既定思想、学术秩序的维护者的眼里，他们的新思想、新学术，都是“野狐禅”，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这就是说，一流教授、大师级学者都必然有一个从不被承认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而真正的大师即使在自己的思想、学术成为“正宗”以后，仍然保持着科学的怀疑精神，包括对自己的学术也在不断地反省中寻求新的突破，从而保持着不断开拓的创造活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仍然保持着某种异端性，对新的甚至是挑战自己的权威的异端，也能够采取宽容、以至扶植的态度。　　　　
　　　　 一流教授、学者的这种与其原创性、开拓性相联系的异端性，正是提醒人们，大学要培育与拥有第一流的教授、学者，必须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真正保证思想自由与学术无禁区，并实行“保护少数”的原则，而且要写入《大学法》（为大学立法也是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迫切任务），以得到法律的保证。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压抑、甚至扼杀最具有创造力的的一流人才，而鼓励循规蹈矩的平庸之才，并且形成不敢触及思想与学术上的重大问题，不敢独立思考，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萎靡之风，这是我们的学术多年来缺少大格局、原创性，批判力、想像力、创造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是在大学里必须实行“兼容并包”的最重要的理由。蔡元培对此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解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挥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最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蔡校长看来，影响大学的思想与学术自由的，不仅有“宗教或政党之拘束”，还有“著名学者之牵制”。　　　　
　　　　 如前文所说，真正的大学者，不但自己敢于挑战权威，而且也容忍、甚至鼓励新的一代挑战自己。但不是任何“著名学者”都能做到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学术权力的问题：“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是很容易在“新媳妇”身上显示权威的，如果“新媳妇”还想反叛自己，就更要行使淫威了：这正是学术等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