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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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容易在“新媳妇”身上显示权威的，如果“新媳妇”还想反叛自己，就更要行使淫威了：这正是学术等级制度所特有的现象。这里也还有一个学术判断力的问题：真正的大学者，在面对年轻一代的挑战时，他可能并不同意、或不能接受挑战者的新观点，但却能够看出其内在的潜力，其所能提供的新的可能性，从而采取宽容与鼓励的态度；而另一些学者，他自己的学问可能做得不错，但却为一己的学术思路所拘，从而对不同于己的新的学术追求失去了判断力，常常因其存在某种不足和缺憾而予以简单的否定，而任何一个新的创造，在其草创阶段，总是毛毛糙糙，显示出某种不成熟性的。因此，提出“兼容并包”的理念，不仅是使不同的学术选择形成互补与相互制约，以实现学术的生态平衡；而且具有保护学术新生力量的作用。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一流教授、学者的培养的角度来说，只有坚持“兼容并包”才能使具有不同的学术追求、风格的一流人才在大学校园内都能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　　　　
　　　　 这里还涉及一个评价机制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许多朋友都强调要建立以本专业的国际、国内的权威学者的评议为主的评价体系，这是我也能同意的；但我想补充的是，为了避免蔡元培所说的某一或某些著名学者的偏见而产生的“牵制”现象，还需要对权威教授评议实行某种制度性的制约，例如必要的“回避”制度，申请人的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等等。　　　　
　　　　 在我看来，这次北大教改中提出的“避免近亲繁殖”的原则，也是一种制约性的规定，尽管执行起来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但其基本精神我还是赞同的。在一流教授的聘选中，还有一个校长与系主任的权力与作用的问题。蔡元培校长当年凭着梁漱溟的一篇论文就聘请这位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年轻人来北大任教的例子，是人们经常提及的。这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大学人才的评选，当然要有一定的制度与程序，但又不能将其凝固化与绝对化，变成“制度万能”，而必须以“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作为补充。这实际上是对校长与系主任这些掌握了一定学术权力的学术领导人和组织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广博的学养，“兼容并包”的胸襟；他们自身不一定是一流学者，但却需要有很好的学术判断力与决断力，能够识才，用才。这同时涉及校长与系主任本身的民主选聘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是大学校长的民主选聘，目前似乎还没有提到中国大陆大学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校园民主改革问题相联系的，这里也不能详尽讨论了。　　　　
　　　　 在结束这篇长文时，还要简单地说及我的言说立场。在我看来，任何言说，在有其特有价值的同时，都会有其限制。我的这篇文章首先是一个思想者的言说。我曾经说过，“思想者”和“实践者”是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因而发挥不同的作用的：思想者着眼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并从自己的教育理念出发，对现行教育的弊端做出批判，从而形成一种思想和舆论的压力，并为其所呼唤的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因此，要求思想的彻底，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考虑现实的操作。实践者所面对的是教育的现状，不仅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更要考虑在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下，改革的可能性与有限性，因而奉行“逐步推进”的改良策略，这其中也包括必要的妥协，而不可能像思想者那样“彻底”。这样，改革才可能稳步而有效地进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很明显，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思想者与实践者都是不可缺的，他们既互补又相互制约：如果没有思想者所提供的大视野与新理念，及其锐利的批判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力，改革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或者只能在既有框架内打转，变成换汤不换药的表演，而改革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作为支撑，更可能变成鲁迅所说的“盗寇式的破坏”与“奴才式的破坏”，并且会陷入一味的妥协而在事实上维护了既得利益，从而产生根本变质或走到主观愿望反面的危险。反之，如果没有实践者对思想者的理想的调整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和试验，也会因思想与实际脱节、过于超前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因此提出了“思想要激进，行动要谨慎”，“开始要早，步子要慢”的主张，就是试图将思想者与实践者的逻辑统一起来。　　　　
　　　　 我的言说，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怀疑主义的：可能是受鲁迅的影响，我总不相信表面宣传的东西，要追问背后可能隐蔽着什么；对任何事情，我更多的是想到它的负面，即可能存在的陷阱。特别是当“改革”、“与时俱进”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更想提醒人们注意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危险。我赞同、可以说渴望北大的改革，因为在我看来，北大的积弊已深，再不改，真的要被时代所淘汰；但我又忧虑于北大的改革，我担心改革如果不能对症下药，甚至下错了药，就会旧病未除，新疴又至，北大就真的承受不住，连那点老底都要赔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冷一冷，看一看，保守一点，也不见得不好，北大不要任何时候都领天下风气之先。心有所惧，不得不言：我所说的是“可能”，而非“已然”与“必然”。或许是杞人忧天，我自己也但愿是杞人忧天；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危言耸听，我也只希望人们能认真听一回，在这个“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的时代，听听不祥之音是有好处的。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对自己的言说，特别是言说的作用，也是怀疑的。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８日——２１日，　　　　　　　　
　　　　８月９日——１２日，　　　　　　　　
　　　　８月１９日——２８日　　　　　　　　
　　　　陆续写成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5节　保护大学生态

　　　　刘　　东　　　　
　　　　一、　一流大学与新思维　　　　　
　　　　就像很难凭常识去理解，究竟为什么非要先给国民经济预设一个固定的年增长率，然后再据此施展种种宏观调控手段，迫使事实靠近自己的预言一样，同样也很难凭常识去理解，为什么非要抢先宣布哪所高等学府注定会在多少年之内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然后再打着这个既沉重又浮夸的标语，让教学和科研统统围绕着这种拍脑袋式的表态打转。照我看来，有点儿反讽的是，制定和宣扬此类非常靠不住的时间表，这本身就显得不大跟得上世界潮流，更不消说还想进入世界一流了。它的架式怎么看怎么像当年那种大轰隆地搞运动。　　　　　
　　　　同样，就像一旦动用行政手段来完成预设的经济指标，即使不再在数字上玩什么花样，也很可能导致正常的经济秩序变形并留下潜在的后遗症一样，一旦提出了原本就很难凭理性论证清楚的学校建设目标，那么即使只是为了让该计划稍微显得可行一点儿，也就只有采取以往那种“动态平衡”的老办法，没有条件也要千方百计拼死拼活地创造条件，提出所谓“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来。我不知道，如果把“跨越式发展”这个口号对译成英文，会不会碰巧跟“大跃进”的固定译法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一模一样？但我却笃定地知道，就我本人所从事的基础人文学科而言，即使它还确实能够谋求和指望发展——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那已是万幸了——那也从来都只能是按部就班的和循序渐进的，连一小步也跳跃不了。材料，从来都只能一行一行地阅读，而不能隔一行才读一行；观点，从来都只能一个一个地想清，而不能掌握一个跳过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真正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从来都只能在苦思冥想的基础上日积月累，而不能采取任何贪图速率的手段。否则，一种本身就不正常的学术成果验收制度，就只能把那些投其所好的趋利者逼疯。难道我们在这方面的惨重教训还少吗？　　　　　
　　　　这么说当然并不意味着对“急起直追”的想法本身有什么迟疑。我们这个民族因为落后而挨了那么多年打，哪一个炎黄子孙不盼望着急起直追？而且在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也确实像是在急起直追来着。毫无疑问，学术界不仅应当为这种急起直追而欢呼，还应做出相应的努力来配合全民族的上升，至少不要让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偏在此时此刻从我辈手里滑落成了文化小国。——我不仅时常拿这些话自警，还把它写进了许多新书的扉页。然而，就像任何一位合格的运动家都知道的那样，急起直追又是一种很有风险的竞赛策略，它要求在技巧上非常讲究的富于节奏感的步态，需要默默沉住底气的耐力和韧性，而不是好大喜功的夸示。因此，这种“急起直追”更应表现为某种咬紧牙关在肚子里默诵的念头，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类许愿式的口号。否则，这种四处张扬的“超英赶美”的宏愿，就很有可能反而使我们欲速不达贻笑历史。　　　　　
　　　　由于就不免感慨地想到，总有那么一帮人爱走极端——如果以前最让人受刺激的是对改革的冷漠和抵触，那么现在最让人受刺激的竟然转而变成了对于改革的太过热衷，以至于非要把表面文章做足了不可。于是乎，正因为要急起直追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改革的步子就必须超常规，必须具有轰动效应，必须有“一万年太久”的气魄。由此一来，任何心血来潮的改革，朝令夕改的改革，机械照搬的改革，伤筋动骨的改革，都有可能被赋予某种天然的合法性，即使它们并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甚至正因为它们不能被基于常识来理解。比如前一阶段，似乎大家都突然认定了这么一条，只要热衷于让大学之间“大鱼吃小鱼”般地合并，就可以打造出驶向“世界一流”的超级巨轮来。我真不忍心相信，那么多长期搞教育的行家，又隔三差五就要出国考察，竟会不约而同地在如此简单的问题上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所以我宁愿认定，那不过是长官意志的产物，服从了上面为官一任的政绩需求。　　　　　
　　　　由此又不免生出一点幻想：要是我们各所大学的船长们，都能既稳健又坚韧地宣布——学校的航线已经确定，学校的航船已经起锚，舵手们只能根据轮机和船体的实际条件，与所有可能遭遇到的未来天气和水文变化，去灵活机动地制定合适的航速，而把何时到达目的地的问题，留给今后的历史学家们，那么，尽管这种说法不显得那么豪迈，不那么具有新闻效果，却会让人觉得更亲切更可信甚至更鼓舞。于是，这种更平实更懂行的校园氛围，也无疑就更能吸引与之有着天然亲和性的研究家们投奔于此、乃至终老于此……　　　　　
　　　　然而，这难道算是很大的苛求么？不都是些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么？最近在处理非典危机时所崭露出来的新思维的苗头，不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常识么？——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才算是跟国际接轨的，也就是说，不管它属于第几流，总还算是入了流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6节　母语与母文化教育

　　　　校园里又有一个流传广泛的笑话，同样涉及到这个倒霉的“一流”“二流”的话题，只不过它却没有那么令人振奋。据说，在我所任教的这所全国最高学府里——隔壁校园里的情况只怕也差不离——如今竟有着“一流的大学生，二流的硕士生，三流的博士生”！这个笑话一直使我这个教书先生感到难堪，所以有必要进行一点辩解：即使它并非全然空穴来风，也不能全赖这帮吃粉笔灰的，因为跟它连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番雅谑——据说现如今的北大和清华，不过是两所最高级别的“留美预备班”罢了。　　　　
　　　　这种“每况愈下”的现状跟前面那种“大干快上”的姿态，怎么说也形不成正比关系吧？所以，如果任何改革都是要应对某种危机的，那么我就很想提醒一句——其实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遭遇到的真正的甚至最大的危机，因为教书育人毕竟是我们这个教学单位的首要职责！仅就我本人的专业领域而言，如果老是这么得意洋洋地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科状元一个都不少地囊括进来，又不声不响地不那么光荣地几乎一个不剩地全给送了出去，那么我们这所学校的地位就别提有多尴尬了：一方面，它至少在全国的中小学师生的心目中，总显得是一所高不可攀的“超级牛校”，足以权威地验收应试教育的最终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有可能在学术国际化的巨大压力下，悄然沦为基层的或地区的某种“业余体校”，无非在帮着国外同行选拔和培养一些苗子而已。　　　　　
　　　　于是，这种“集天下英才而送走之”的窘境，就给了我们一个不言而喻的有效判断标准——任何有利于提高学生水准特别是研究生水准的改革方案（比如对研究生实行“硕博连读”的稳定学制甚至干脆取消独立的硕士阶段），肯定是切中要害的；而任何明里暗里继续把同学们往国外撵的改革方案（比如不顾国情校情地照搬凡毕业生无论优劣均不得留校的普泛规定），都属于火上浇油。　　　　　
　　　　我首先抓住这一点，实因这方面的切肤之痛太现实太迫切了。事实上，跟寻常希望“出国镀金”的俗念刚好相反，从“百年树人”的终极教育目标出发，目前这种大面积的人才流失，别的且不说，首先就对学生的心智成长本身构成了巨大的障碍。比如，在一位本来非常有苗头的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初稿上，我就曾充满担忧地写道：“本来你应当继续在我门下深造，那样的话把握还大一些，但现在既然要走，也只好先将就对付这个阶段性成果了。如果你将来的老师不能像我这样了解你，或者你将来更主要地是需要对付陌生的环境，那么你终将明白，你这次的出国选择并非福气。”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不是出于个人的自负，而是基于向少被人留意的母语教学本身的特点和优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