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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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不是出于个人的自负，而是基于向少被人留意的母语教学本身的特点和优长。——有必要声明一下：我是特别强调而且身体力行“拿来主义”的，以至于每年都要付出极繁重的劳动，主持译出十余种公认难啃的学术著作，所以当这次转而谈及母语和母文化的重要性时，至少还希望自己能被认真倾听一次！　　　　　
　　　　照我看来，一副头脑发育到了研究生阶段，在它行将成熟和定型之前，其实正面临着一个相当关键的坎儿，只有想方设法在一个非常迫促的限期之内突破和超越了它，学生的思力才能获得飞跃性的提高，从而在创造性方面发展出基础人文研究所必需的超常素质。否则的话，不管此后多么忙忙叨叨庸庸碌碌，亦终不过只能人云亦云或小修小补而已。正因为这样，又鉴于语言的边界恰是思维的边界，就需要在观念上非常坚定地明确：在提高研究素质的此一紧要关头，受教育者不管可以学习和利用多少种外语，都最好不要长期远离自己存在的家园——母语。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惟有这一种不再担心出错的、口脑合一的语言，方能带给一个人彻底放松的自由感，帮助他在自信与自如的交流和谈吐中，不断反复体验到语言和思维的微妙性、闪烁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体验到被界定对象的模棱两可和稍纵即逝，从而油然生发出对于现有思想概念和程式本身的不满与变革欲望。——从这种认识出发，再转脸看看海外那些规定以英文为官方语言的华人小社会，其语言和思想是何等普遍的单调平板，大家便足以从这种现实的反例中更真切地领悟到，光靠由别人立法的外语，无论如何都不能造成酝酿未来人文大师的语境。　　　　　
　　　　而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人们曾经希望花费多大精力和多少金钱去换取，世界上都并不存在某种抽象的理想教育环境，而一切端赖具体受教育者的特定文化背景而定。也就是说，不管一个人被命定到了何种特定的语境，即使那种文化环境曾经遭到他由衷的厌弃，其母语环境都仍是使其头脑获得发散性的最好温床。反之，如果一个人冷不丁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语境，那么只要他已经过了足以改换母语的年龄，其扩大思维边界的潜能就很可能被大大地压抑。他往往只能疲于应付简单的语言表达，因为那语言对他是外在的、超出个人创造能力之外的；他充其量也只能在交流的间歇，借日渐生疏的母语来孤独地反刍，靠自言自语来部分地澄清内心的想法。由此导致的恶果注定是：不管此人后来号称掌握了多少门外语，其头脑都终究会因为缺少一门内在于自己的和游刃有余的语言，而无从下潜到相应的文化深厚度，而显得苍白、干瘪和拘谨。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除了在智力成长方面所可能带来的思维缺陷之外，目前这种大面积的人才流失，还有可能在人格成长方面为一批本来最有希望的华夏后裔带来文化上的障碍；而这种制造人格残障的可能性，又势必会对我本人所从事的人文学术威胁最大，因为跟其他专业比较起来，这种基础文科更加挑剔其从业者的人格，要求他们对所属文化共同体显出更主动全面的道义承当来。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出人意表，但其中的道理却是古已有之，而且一点就透。我新近写成而尚未发表的《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一文，就曾基于重新解读儒家学说中那个作为渐扩同心圆的“八条目”——即《大学》中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对母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这样的发挥：　　　　
　　　　在昂首企求向上的同时，《大学》中这种发展着的认同，在具体个体的道德养成中，又脚踏实地地有着不可僭越的梯次。由此一方面，从家国走向天下，确实会步步登高地带来闻见的优势，所以儒家不仅不会反对、而且肯定要鼓励人们渐次走出家门和国门，去认识、体会、理解、同情乃至认同本不熟悉的外在文化语境，从而把观照面和归属感日益拓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步步地走向更大的文化空间，本身的确可能蕴含着人格的优长。然而另一方面，儒家的这种修身次第，却又反过来从逻辑上意味着，从小我到大我的渐次成长，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阶梯，而非任意吹胀的短暂瞬间。所以，如果缺乏最基本的修养功夫，就以为可以凭一已之意志而升入“上下同流”的至上境界，那么反而有可能一脚踏空，在“国际人”的脆弱幌子下面，成为无所归依的文化游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许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哪怕就在传统几已破损到殆尽地步的今日之中国，相对于百年树人的至上企求而言，出国留学仍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事实上，认同从来都是双向的结缘，不可能在陌生者中一相情愿地完成。所以，如果有谁在人格发育急需从认同范围中汲取力量的关头，突然因为无论什么原因被抛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场所，发现无论从语言和习性方面，还是从肤色和国别方面，别人都不可能真正认同自己，自己也不可能真正认同别人，那么，其个人的人格成长就有可能受到压抑和阻碍。被抛向这等尴尬的人，将不再拥有《大学》中那种正常扩展的同心圆顺序，不再拥有真正有可能从中汲取人格成长力量的本土资源以及真正有可能操演社会关切的现实语境；于是此后，就算此人后来没有变成道德上的唯我论者，也充其量只能把视界局限于小小的家庭。——要是这样的特殊主义也能见容于我们，那么莎士比亚笔下麦克佩斯夫妇的爱情就足以让我们流泪了！　　　　　　
　　　　对于原典精义的上述阐发，并不是关在书房里偶然想到的，而是我本人到国外反复寻访、结交、参验和比较的结果。所以有意思的是：偏偏是在出访游学的过程中，我反而更加看清了本土北京大学的优势所在：不管它眼下在国际上被按照何种尺度排序以及被排在何处，它的实际社会位置和文化功效都是不可比拟的，远远超过了寻常一所美国的常春藤名校；而它的这种突出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它在汉语文化圈之母语和母文化教育中的鳌头地位，有点类似于法兰西学院之“不朽四十人”在整个法语文化圈中的至尊地位。说穿了，这也正是赋予北大教授这个位置以特殊意义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也正是像我这样的学者选择来此执教的主要理据。——毫无疑问，一旦失却了这一点，那么各大学之间日渐盛行的挖角之风，肯定就会给北大惨淡经营的现有文科教师队伍带来巨大的动摇。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7节　知识社群与知识集市

　　　　近来网上流行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讨论中的学校改革方案，或许由于是正教授起草的，就特别偏袒了正教授（包括那些不很合格的正教授）。尽管我并未因此而怀疑自己的工作资格，却仍然为此而感到羞愧：居然不知不觉地生平头一遭，被人家归并到了“既得利益者”阶层。也正是因此之故，我才决计写这篇文章，如果不能帮助廓清相关的理念，那至少也要藉此来表明，似乎还不至于发展到阿赫玛托娃当年嘲讽以赛亚·伯林的那样——“鸟儿被关进金丝笼里了。”　　　　　
　　　　首先我想澄清的是，当总体的生存环境行将发生剧烈迁移的时候，并不可能存在任何可以置身度外的生灵。所以，就算“正教授进了保险箱”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也只是在最低限度内才可以成立，因为他们暂时还被允诺不会“下岗”。然而哭笑不得的是：这都哪儿跟哪儿呀？——对别人我不敢说，至少那些作为学术中坚的同侪，是无论如何也早已超越了如此低水平的生计问题的，走到哪里也不至于再从基本谋生开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间其实大都受到过外来的高薪诱惑。所以，至少就这部分情况而言，其实根本谈不上他们受到了什么优待和偏袒；相反，即使将来北大的学术生态只是沦落得更加平均化，他们都还不如从现在起就干脆接受外部的诱惑。　　　　　
　　　　那么他们为什么至少迄今为止还能够抵御外部的诱惑呢？——还不是因为我们校园里堪称例外的人文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如果非要从纯经济的眼光看问题，那么似乎也可以说，他们其实是花费了超过其年收入数倍的重金来购买享有这种人文环境的权力！由此可见，尽管传统已然淡薄而且越变越薄，然而仍是北大传承已久的学术环境，而不是被看得如此万能的金钱，才是这所学校最为贵重的无形资产。它不仅足以使它的一位并不宽裕的文科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就会婉拒其他学校允诺提供的高达数倍以上的岗位津贴，而且还足以使它的一位并未腾达的法学教授绝非故作惊人之语地在电视节目中坦承天下所有的工作岗位包括担任共和国主席在内对自己都没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要知道，一旦这一方水土不再值得留恋，那就不是校方是否还愿意选择优秀学者的问题，而是优秀学者是否还愿意选择这所学校的问题。说到底，在天下的任何名校那里都是一样，有些人只因为执教于此才显得是个人物，有些人则因为本来是个人物才会执教于此，而一旦后一种教授日益稀缺，或者一旦前一种教授渐成主导，整个学校就难免要江河日下了！　　　　　
　　　　同样，校园里尚且残存的社群文化，本来也应当不断复制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来。它理应把弥散在这里的心气熏陶给加入这所大学的年轻学子，又理应依赖他们之间递相授受的心态来维持本身的生态循环。完全没有必要隐讳，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就是应该让校园里的新生代获得几分自豪感，甚至优越感。正因为这种自豪和优越，年轻教师们才会在相对俭朴的生活中沉稳地安于正常的治学成熟周期，甚至不为世风所动地仍敢指望自己大器晚成。也正因为这种自豪和优越，他们才会即使从自己的企求出发，也能自觉自愿地参与校园里的公益事业和业余生活，从而映衬出整个校风的活泼、宽广和大气。这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来自深层文化的、惟北大独有的激励机制！它同样在思想上提供了既简明又有效的验证标准——不管你设计什么样的改革措施，都万万不可逼迫得校园里充溢着急功近利之风，让年轻学子龟缩到跟北大精神彻底相悖的“小我”之中。年轻人既已来到了这所学府，就理应有闲暇去关心一些跟饭碗扯不上关系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就理应有资格去心胸开阔地显示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书生意气。否则，他们的学术视野就会狭隘，治学冲动就会单薄；他们的内心就会只有“课题意识”而无“问题意识”，做出的学问也难有大手笔。——如果连堂堂北大都沦落如此，今后中国的良心更将安在何处？　　　　　
　　　　经济学家总有一种自大的幻觉，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最精明地理解激励机制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有许多疑难偏偏是单以经济眼光根本无从回答的，比如德莱克·帕非特？在《理性与个人》（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一书中所提出来的所谓“贡献者困境”（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此种困境大致说来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为集体做出了贡献，当然会增加集体收益的总量，但他由此分享的增加份额，却由于存在长长的分配名单，而不足以偿还他本人的贡献，甚至接近于看不见的无穷小；于是，很可能就有人想搭便车，但这种精明之举的前提却是，其他人并未动同样的脑筋，否则一旦很少有人或者干脆无人再做贡献，结果就将对任何个人都更糟。在我看来，这种两难困境的本质，在于它充分显示了“精明”与“傻笨”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人人都显得太过精明的时候，作为系统的总体就被愚弄了，所以个人作为总体的组成分子最终个个都成了傻瓜；相反，当人人都安于木讷的时候，作为系统的总体就受益了，所以个人作为总体的组成分子最终个个都显得聪明。　　　　　
　　　　正因此人类才需要文化！正因此其实任何正常社群文化之最基本的潜在用心——无论它是以传统习俗、道德规劝还是制度规定的面目出现——才会是去鼓励大家保有和安于这股“傻劲”，而不是弄巧成拙地激发他们竞赛经济头脑的“精明”。否则，一旦人们的公心已失，不再被人们认同的社群本身就难以再保持以往的向心力，就难以再借人们不假思索的、表现为心灵习性（罗伯特·贝拉）的自动奉献而得到维护，此正合庄子当年对于机心的警觉——七窍成而混沌死。在这方面，我们的大学当然不会例外，因为它也是一种特定的社群，所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回应性社群主义者的宣言》——“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的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奉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单纯追求私利会腐蚀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体系，并将破坏我们共同进行的民主自治实验。”　　　　　
　　　　上述道理教训了我们，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和系统的工程，其间所蕴含的规律绝非仅靠经济学家的简单成本核算就能廓清。如果改革的进路果真是如此单向度的，那么即使它按照自己的预期而获得了成功，也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和被动的局面：以后凡是能在大学里站住脚的个人，都可以算是在激烈竞争中成功了，而唯独作为这些个体之集合的学校，其本身反而在相互厮杀中失败了。因为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