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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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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8节 改革与保守
不知道是否有人考证过，在蔡元培校长主政的那个年代，我们学校究竟有没有加入过国际排名？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肯定有它的世界地位，也肯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无可替代的辐射。
正是靠北大先贤创下的那点基业，才使我得以在前面讲出这样一层意思——其实北大当前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千方百计去改革，倒不如说是千方百计去保守！这种对保守的重视，并非针对任何时弊的即兴说法，或者反映出思想的暮气，而是出于我本人一贯坚持的学理主张。比如，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在《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一文中申说了这样的理由：“在中国，由于《天演论》的恶性刺激，同时也由于人们对于‘进步’概念未能进行理性清洗，所以人人都对‘保守’这个字眼儿避之犹恐不及，故而要敢于标明自己‘保守’就非大智大勇者不办。但实际上，不管文明进程是赓续绵延还是突变断裂，人们总是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总是历史过站中的过客，故此真正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创新行为，由于种种前定条件的有形无形的制约，也由于此后富于惯性的历史环境的筛选，就反而只有通过对于旧有传统的有效激活和改造方能完成。”
保守这种历史行为何以如此重要？——盖因为只有维护住大学的基本生态，才能维持住我们现在的教育活动与蔡元培等人当年的教育活动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才能信守住我们从内心向北大先贤做出的郑重承诺！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绝对值得重温柏克在《法国革命感言》中的名言：“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我们必须以格外的敬意来看待它，因为它不是那些仅仅服务于短暂粗俗的、易于损毁的物质性存在的伙伴关系；它是所有科学、艺术、道德和完美性的伙伴关系。由于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不可能在许多代人之内就能达到，它就不仅是生者之间的，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将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每一个个别国家的契约都只不过是永恒社会的伟大的原始契约的一个片段而已。它将低级的与高级的事物、可见与无形的世界联系起来。与这一掌握着所有物质和精神的，由牢不可破的誓言所批准的契约相契合，一切事物各得其所。”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在对于传统的此种敬重之中，内在于社群框架中的文明接力活动才能不断延续，个人的有限生命才能以类的形式超越和保留下来。
这种对于保守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要跟真正的改革唱什么反调，相反倒恰恰构成了合理改革的必要前提。此间的复杂辩证关系，也正如柏克在同一本书中所指出的：“一个不具有进行某些变迁的手段的国家，也就不具有保守自己的手段。而没有这种手段，它甚至可能要冒丧失那部分自己最虔诚地希望保有的制度的危险。”职是之故，我们万不可因循以往那种简单化思维，把改革与保守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并且不加分析地对之一褒一贬。相反倒要相当警觉地认清：凡是不善于进行保守的人，凡是不尊重自家传统的人，也许他还可以进行彻底推倒重来的革命，却绝对没有资格奢谈什么改革。我们必须沉痛地从历史教训中记取：任何具体时空中的具体历史主体，都必须首先抓住真正值得保守的东西，再顺势开敞其中原已蕴涵的方向，而这种历史行为本身已经包孕着改革；反之，一个完全不懂得保守的人，他所提倡的改革就不可能意味着改良，倒有可能把人类社群的自身连续性切断，让历史成为断了线的风筝。
如果对上面的观念并无疑问，那么容我接着讲一句不怕得罪的大实话——其实根本用不着论证，因为就连三尺小童都能知道，北京大学最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它最抢眼的亮点是什么，从而它最值得保守的强项是什么！早从蔡元培的时代开始，几乎所有让这所学校引为骄傲的学术重镇和文化名流，就全都出自同一个人文学科。而直到我书写这篇文章的此刻，这所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最让别人瞠乎其后的，同时也是最让举国青年为之神往的，也仍然要数它的人文学科。正因为如此，真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张口闭口拿自己跟哈佛相提并论的学校，反而能忘记了人家剑桥那边的一个基本事实——不会赚钱的文史哲各系，全都可以登堂入室地建立在哈佛院内，唯独那所教人发财致富的商学院，却只有资格远远地建在查尔斯河对岸！
就此而论，既然北大的基本特色和主要优势，首先在于它的人文研究，那么在制定学校的改革方案之初，偏偏没有吸纳文史哲各系的人员参与其中，就显得不可思议和不太正常了。对此无论在事后怎样安抚和修补，全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真正有意义和有水平的对于本校传统的尊重，决不应表现在先根据某种抽象的经济定势去制定一个普遍的规则，再照顾性地给予传统优势系科一些特殊政策恩惠，而应表现在从一开始就潜入这些系科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祈求之中，从而更加深入和全面地领会这所大学的历史特色与学术风格，乃至水到渠成地为它找到当今的定位和未来的使命。因此，任何有资格短期执掌北大的人，都应首先敬畏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或者说，都应当记住当年竟能拆了城墙修二环的惨痛教训——一旦把赓续上百年的治学传统给草率地抹平了，那么就算所设想的改革措施全都如愿以偿，北大也仍然有可能沦为一所在美国到处都是的，介于二三流之间的平庸大学。果真如此，它可就真的在整个世界上什么地位都没有了！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9节 主要优势
还有一句不怕得罪的大实话——既然谁都知道这所学校的主要优势来自何处，从而它的辉煌名声主要来自何处，那么就谁都没有理由一边沾着北大传统的光，一边却漫不经心地出手磨灭这个传统！前些时在网上看到校方的一个讲话，坦率地承认在拿到那笔众所周知的巨额拨款以后，首先盘算的竟是基础文科用不着照顾，觉得反正我们的文史哲本来就通吃天下。如果这条消息并非误传，那么此中的决策偏向简直匪夷所思！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轮到市文管会得到了额外拨款，如果它的领导人还是热爱文物的，他们会觉得正由于故宫博物院的东西太好，哪怕再破败点儿别人也赶不上，所以就完全不必花钱保护它呢，还是会觉得正由于这是传统优势，万一自毁了长城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必须首先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呢？
再接着这个“博物馆之喻”往下联想：法国人会因为卢浮宫已经太精美了，就拒绝再向它追加所需的投资吗？会因为卢浮宫总要耗费资金，就以成本核算的思路逼良为娼，不惜把它改造成五星级宾馆吗？——当然都不会。只怕连那边最利欲熏心的商人也会反驳说：没有卢浮宫的巴黎还像巴黎吗？没有巴黎的法国还像法国吗？换句话讲，恰是因为有了这些镇国之宝，巴黎的风情才有它的文化韵味，巴黎才会成为世界文化之都，甚至巴黎本身才会有它的巨大商业旅游价值。事实上，处于任何国家文化顶尖上的人文学术，也都正是这样的镇国之宝，它的潜在价值根本就不能从任何一个局部（包括从一所学校内部）去理解，正如对于一头青丝的合目的性，也只能基于担心秃顶的整个人体系统去理解，而不能斤斤计较地去追问每一根头发。循着这种逻辑，真正到位的问题毋宁是这样的：如果北大没有了它所擅长的人文研究，那么我们整个学校会不会变成秃顶？如果北京乃至全国没有了北大，那么我们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会不会变成秃顶？
当然，打这种比方丝毫也不意味着，我们眼下已经真有资格跟人家塞纳河畔相提并论了。相反，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包括由于我们的政府不像法国政府那样热心文化，北大的人文研究如今同样是问题多多，有时简直是破落得惨不忍睹。可也因为这样，这种传统优势的系科就不仅不应再遭冷落，使之只能继续抱残守缺下去，反而应当受到最精心的照顾和催生，以期焕发为一个重要的知识增长点。当代中国之迫在眉睫的发展困境，并不是只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就可以摆脱的，而需要更大的手笔从基本理念方面进行突破，这就给了酝酿“大智慧”的基础人文学科以巨大的用武之地。因此，我们倘能促成这种传统优势的现代转化，则不仅会重新奠定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基础，而且会帮助在整个北京逐渐保养出一种类乎塞纳河畔的精神氛围，从而以中国学术之逐渐加强的创造力以及这种学术文化之逐渐增长的向心力，来同步地伴随和推动中国国运的上升。我认为，这样一种对于自身传统的有效激活，远比跟在别人后面步步被动拾人牙慧地追逐什么“一流”“二流”，要更加符合北大的实际条件，更加富于深沉的历史感，也更加具有本土的主体性与主动性。——由此北大才能不辜负它自己的辉煌历史，不辜负国人对它的厚爱甚至偏爱，也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著名大学之林。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日于京北弘庐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0节 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甘 阳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在２０００年的新版《大学之理念》中曾提出：“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像力的重大挑战。”
我在２０００年底收到金耀基先生寄赠新书时，曾即刻发表了两篇评论，分别题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以及《华人大学与通识教育》（收入拙著《将错就错》）。在这两篇评论文章中我认为，金著《大学之理念》旧版与新版相隔１７年，其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即旧版《大学之理念》主要讨论的是“西方大学的理念”，而在新版中作者已经开始思考“华人大学的理念”。但我在评论结尾中亦指出：“就今日华人社会例如中、港、台的所有大学而言，根本的问题乃是华人的大学基本尚谈不上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亦即远未确立华人大学的理念”。
一、 华人大学：独立自主还是附庸藩属？
今天讨论北京大学等国内大学的改革问题，不能不重新提出这一“华人大学的理念”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这方面，香港高等教育界在２０００年前后对香港高等教育的检讨和反省，是值得国内高等教育界人士深思的。因为这些检讨和反省虽然主要针对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但却对华人社会的所有大学有普遍的意义。我个人印象深刻而一直存留的一篇文章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香港明报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４日“世纪版”），而丁教授的文章又是呼应原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一篇文章，题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这两位先生在一致指出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时，又都同时引用了原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杜祖眙教授的一个看法，来概括香港高等教育也是所有华人大学面临的最大危险，这就是杜教授所言，在一个西方为主的全球化世界中，华人大学如果“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便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如果综合这四位香港高等教育者的看法，则我认为“华人大学的理念”之核心问题实际已经非常清楚，这就是，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我们现在担心的问题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学等的改革方向，是否会导致失去中国大学在思想学术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立自主，是否会反而主动自觉地把北京大学等变成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
我略觉遗憾的是，最近丁邦新教授在介入关于北大改革方案的讨论时（见《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６月１９日），却没有能阐述发挥他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一文的精辟见解，从而没有提醒国内大学改革可能面临的最大陷阱即失去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自主而变成西方的“附庸藩属”。我不大相信丁邦新教授现在会放弃他三年前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基本看法和立场，因此只能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丁先生还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现在不折不扣地正在同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丁先生在《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中所提出的妨碍中国学术发展的根本弊端，似乎现在恰恰是有些中国大学当局认为最需要模仿的先进经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下面有必要大段引用丁邦新教授讨论香港高等教育问题的原话，以说明不可把弊端当经验。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1节 中文为主还是英文为主？
丁邦新教授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从》一文的所谓“何去何从”，就是指香港高等教育是要走“独立自主”的学术之路，还是永远做西方的“附庸藩属”。而在他看来，香港高等教育的体制性问题如果不改革，那就很难走上学术自主的道路。他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华人大学要坚持学术独立自主必须解决的最关键的体制性问题，即第一，“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第二，要明确“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三，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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