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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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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来说，变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学生，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基础而思考的时候，使我们激动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在将来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应当是大学变革的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正是从这种职责出发，我们自问：当今北大的变革阶层是否成熟到可以成为大学的领导人物？就今天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在等待和期盼之中。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具备成熟建制的现代大学，其起源并不是单纯由所谓西方的市民阶层自身来缔造的，而且在大学的开篇之时，君临全大学的恺撒式人物没有半点市民气。但现在，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北大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丑态百出，让人们觉得无地自容？那些尚未堕落到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的人，早已忍无可忍地看够了知识侏儒们令人作呕的表演，这些表演充斥于这所大学历来的种种高论当中，也充斥在民间和公众对大学的态度当中。北京大学开篇时的那种气吞万里、威震全民族的声势，对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了太耀眼的阳光，照得市侩知识分子群不知所措，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北大市侩知识分子从上到下的这种侏儒气并非由经济原因造成，也不像人们常常错误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利益败坏了道统，因为所谓利益政治在其他国家的大学并不下于北京大学。北大知识分子群落之侏儒气的真正原因，是这个阶层历来的、甚至是天生的布尔乔亚性格。在北大，早已落魄了的市侩知识分子小圈子，总喜欢自作多情地津津乐道以往历史上的某些业绩，而某些焦虑万分的人甚至真会被他们所迷惑，以为他们是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后裔！但实际上他们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无足轻重得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半点行动魄力，也没有丝毫的民族激情，而这两者恰恰是北大幸福时代的灵魂所在。一些落魄文人只是小有政治手腕的可怜虫，他们根本缺乏一个有志于领导权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
须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耽误了一百年的工作，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对北大新一代立法者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即使他们有心补上这方面的课程，现在是否为时过晚呢？但不管怎么说，北大此次变革举措已经向人们表明：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被变革者的外部生存环境，而是变革阶层的政治素质；从具体的变革措施中，我们也能感觉出：目的也不再是以往所要考虑的要使每个人都幸福，而是要达成大学精神的再次联合和塑造。北大新一代立法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任由人数日多的半吊子社会政策家们（恕我如此称呼）齐声叫卖陈芝麻烂谷子，将更不利于补救百年来缺失的课程。同样不能让人忍受的，是那种让人说不出有多难受的小市民的软心肠态度，不管他多么温乎乎地富有人情味。
北大的新一代立法者必须达到一些要求：法律的用语对每个人都能够唤起同样的观念。
当年，法国宰相黎赛留同意，一个人可以向国王控告大臣，但是他同时规定，如果这个人所控告的事情并不重要的话，就应加以刑罚。这就必然阻止一切人将对大臣发起的有意攻击，因为一件事情重要与否完全是相对的；对一个人重要的事情，对另一个人可以是不重要的。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古罗马《十二铜表法》是精简谨严的典型，是“必要的诗歌”，小孩子都能把它们背诵出来。《查士丁尼法典》是繁冗散漫的，所以人们不得不加以删节。法律的体裁要质朴平易。东罗马帝国的法律是完全没有威信可言的；立法者们被弄得像修辞学家在讲话。当法律体裁臃肿的时候，人们就把它当做一部浮夸的著作来看待。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25节 变革的精神难题
２００３年，北京大学以任何大学都从未尝试过的巨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它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它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大还是要小，目前来说，谁都难以分得清、问得明。但我深信，北大仍将从传统中继承大部分的感情、习惯和思想，新一代立法者们甚至也是要依靠这一切来推进变革，他们不可避免地将用过去的砖瓦建造未来的大厦，不管他们是不是情愿这样做。这次令人瞩目的变革，无处不在北大自己和各个大学的内心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概念以及一种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但谁都猜不透这场变革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新一代立法者来说，下面的问题是应该记在心里的：这场变革确实像人们所感到的那样异乎寻常吗？它确实那样锐意革新吗？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他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的深远效果是什么？它具体摧毁了什么？它具体创造了什么？而对大多数人有利益牵扯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意味着一次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从中渔利就可以了。基于这种思想，人们密谋策划，多方准备。猎物既然在前，人们便争夺起来，既相互分裂。又相互接近。人们对情况不甚了解，又抱着万种希望。惟独忘记的是这场变革对大学精神将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复杂纠葛：
第一，大学在人员的事实构成上是个小社会，在这里，可以找到几乎同大社会同样多的差异和阶级。在北大的早期发展中，人们在这个巨大的团体内部仍可以看到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遵循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系全体成员的某些共同思想。２００３的变革举措无疑对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的一致精神造成了冲击。在４７条措施中，特别突出的是对国外大学文凭的强调以及对本土甚至本校文凭的削弱。这事实上并不是自由竞争机制，而更像是配额制；海外文凭的配额增加，本土文凭的配额相应缩水。进一步，这势必会造成“海归派”和“本土派”之间的摩擦甚至嫉恨。更让人关心的是，这些举措将教授转为终身的同时，又把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讲师和副教阶层抛人如履薄冰的境地，这个阶层必须承担变革所带来的竞争失败的全部风险，必须在刻苦工作的同时为承担命运的无常变迁做好准备。就学生的普遍感受而言，在北大这个庞大的集团中，教授阶层往往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大学、对青年教师的影响，也丧失了对学生的影响。教授阶层因富足和安全而自我孤立于有见识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之外。它认为自己始终忠诚于先辈的榜样。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他们模仿先辈的榜样时，他们却背离了先辈曾达到的目标。在从前，教授这一职称确实是精神影响力和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但在那个时代，教授是有学识的，他们还能把向往学识的青年和学生召唤到身边，构成他们的追随者群体。但是现在，许多有学识的人并不是教授，许多教授也不再有学识。表面强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却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尤其是在涉及利益和荣誉的分割问题时，只有基础稳固、实力雄厚的权威才有可能使用巨大的利益和荣誉。当学识的实在内容已被抛弃，还想保住学识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险的把戏；生气勃勃的外表有时能支撑衰弱的躯体，但最常见的是，躯体最终被压垮。
第二，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追随者群体，在几代人中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以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层的雄壮气质。企业竞争和人才流动机制的引入，将使他们一下子在世俗事务中变得俯首帖耳，只要能保住饭碗，他们将屈从于任何人。然而在当初，他们却是国民中最有独立性的团体，而且惟有这个团体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现在，他们必须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学会服从一种外来的权威和压力。这样的人可以说只有一种联系可以把他维系在大学，那就是薪水。砍掉这个联系，他对大学便不再有任何特殊归属。在大学这块他偶然来到、并且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的地方，他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生活着，大学里几乎没有任何与直接利益无关的事情可以触动他。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他只辨别什么对他有利，什么对他有害，其他则无关宏旨。在大学公共生活中，他最自然的状态将是漠不关心。一个身为学生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思想，便不能不使整个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
第三，文史哲三系是北大传统最深厚的团体，拥有人文教育的担当。无论什么样的变革措施出台，我们都可以设想，在这个团体内部及其周围，旧风尚仍会在新思想当中保持活力。在改革措施的压力下，它们无疑将对自己比对大学公共事物更加关心；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它们将始终表现得顽强不屈，并把这种精神传给所有接近他们的人。
没错，文史哲事实上早已完全堕落，不复具有它们的原始风采了。但是想想它们曾经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浓缩出了许许多多代人才得一见的天才，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天才的耻辱和荣誉也就是大学本身的耻辱和荣誉，通过他们，我们对人性的尊严意识便会大为提高。而那些包罗宏富的作品，仍然通过对人、对神、对历史的正确信念，无比美妙地指引着人的意志、净化人的心灵、坚定人的理解。改革措施的介入将使它们更为孤独地存在于大学的世界当中，它们将对当局、和世风日下的平均校园环境，暗怀着更为深刻的敌意、甚至仇恨。它们将在形式上变得极端富有依赖性，但内心的自由感也将因此也变得更为尖刻、更为狭窄、更为暴躁、更具有攻击性。它们将在不可避免的奴役感和传统的自由感之间遭受折磨，并在这种折磨当中，将已经没落的人文教育继续下去。与大学、乃至民族公共生活的脱离，将使文史哲各系的年轻学子把大量的时问花费在已经死亡的抽象知识上、或者干巴巴的历史片断上。学生们只是在他们毫无生气的手中死抓住前人留下的财富，却完全没有继承下来前人赖以创造并增进这笔神圣财富的精神；学生们也在阅读、在赞美，但他们懒散的灵魂全无能力思考和行动。在数代人的时间中，没有产生一部可以用来提高人类尊严的作品；没有在前人的思想体系中增加一个新观念；没有一篇文史哲作品，由于它本身的风格或情调的优美、具有独创性的想象、甚至极为出色的模仿，而得以逃脱被人完全遗忘的命运。一代代耐心的学生轮番成为毫无创见的下一代的教条主义老师。
第四，如果说文史哲是没落贵族，那么随时代风潮而起、又无特殊贡献的新立院系则是假贵族。它们往往也表现出真贵族的那种骄傲与抗拒精神，但这种精神背后只不过是小团体的利益和权利罢了。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每个成员都会站在舞台上，舞台确实非常小，但灯火通明，台下始终有同样的观众，他们时刻准备报以掌声，要不就喝倒彩。这些假贵族小团体中的教师和学生，和传统的北大精神毫无关系，两者互相感到不可理解；两者只是在私生活中有偶然的相遇，但双方不是朋友，不是敌人，而只是陌生人。让我们描完这幅图画。我们注意到可能发生的情景是：整个大学被分割成无穷无尽的片片块块。在这些阶级和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的相互摩擦中，北大所固有的虚荣心将变得更强、更敏锐，而作为一名北大人的正当的自豪感、使命感却被遗忘。没错，这些分立和冲撞大多数一直就存在，但在以往，其成员在处理好各自的事务以外，不断地与所有其他人相聚，以共同照看大学的公共生活的普遍精神。而此后，他们将有可能变得完全闭关自守；有关大学精神的活动将逐渐减少，每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若事不关己，则高高挂起。
学生们呢？既然大学本身的一致精神和共同传统已经丧失，他们就向其他地方寻找出路。国际接轨将以不恰当的方式给学生的心灵打下烙印，所谓“留美预科班”一说的真实程度将日益加剧。至少目前，学生们已经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的位置，便无法再认出他们。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26节 北大精神
自由、民主及其难题那些仔细研究过北大历史的人，从书本中已经能够看出北大内部产生并发展了两种主要激情——对自由的酷爱、对民主的酷爱。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它们也从未指向同一目标。在一段时间中，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反复多次，却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肤浅而易逝。在另一段时期中，对平等的酷爱占据着人们内心深处。它随着事件的变化，不断改变面貌，缩小、增大、加强、衰弱。对过去的北大，对它的法律、弊病、偏见、苦难、伟大，若十分迅速晰透视，就无法理解这场变革的意义。北大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来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者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越这一水准；这个大学的本性经久不变，人们在他诞生之时就可以为他勾画肖像；同时，他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得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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