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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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能够产生一流的学术成果，教育出能够担负起这个国家艰巨的政治经济文化任务的公民，大概只会落得一场空。最后不但要引进别人培养的学者，恐怕还要输入别人培养的公民或政治家，甚至是别人培养的“中国人”。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5节　教育先进国家

　　　　四　　　　
　　　　大学改革大概是所有改革中最为困难的一种，即便对于所谓“教育先进国家”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一位学者就曾指出，美国教育的历史就像是堆满无数废弃的改革报告的海滩，而那些号称最有革命性的改革往往也最令人失望。大学改革为何如此难以取得成功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大学改革本身涉及了某种内在的困境，而任何大学改革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一困境，找到相应的出路，就难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教育之所以可能，在于传统的存在，而教育总是通过“温故知新”来传承和更新这一传统。如果传统没有任何价值，教育也就毫无意义了。然而，大学改革总是会面临改造教育赖以进行的“传统”的艰巨任务。对“学术传统”的强调当然不意味着任何大学改革都没有成功的可能，但这确实意味着任何对已有的学术传统缺乏尊重和反思的大学改革都很难成功，而那些毫不珍惜已有的学术积累，抱着一种反传统心态进行的改革，却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一次大学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只想将前人的学术建设推倒重来，亳不考虑如何耐心整理已有的学术积累，继承其中的优良传统，那么这样的大学改革势必破坏多于建设，一时虽然声势浩大，长远看来却毫无成效。没有传统的大学改革，也不会留下任何传统。这样来“推动”改革，只会使中国大学越改越缺乏活力，反倒形成了对这种破坏性改革的路径依赖，逐渐走向教育与学术的毁灭之路。　　　　
　　　　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要求大学改革应该把重心放在培养和完善一种能够促进学术自主发展和教学相长的学术传统上。换句话说，大学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造血”，而不是“输血”，更不是“放血”。大学改革应该致力于建立具有长远考虑的学术制度，将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奠基在更宽厚的思想传统上，从而为未来的学术发展提供通畅的血脉。而这种传统的营造，往往需要一种宽容平和的学术气氛和不计功利的学术热情，这些经常会与大学改革中必然涉及的各项精心算计的管理目标发生冲突。真正目光长远的大学改革者，应该努力寻找二者的平衡点，而当二者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候，知道什么才是中国大学真正的理想，什么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从而能够做出有利于学术和教育长期发展的抉择。没有什么现代大学可以逃避管理的约束，但管理本身却绝不是大学的目标。没有学术自主的管理，也许会办出一所赢利的大学，但却造就不了具有真正高度的思想和学术，培养不出既有学识和德性，又勇于担当责任的学生，更不用说引导一个国家的教育了。　　　　
　　　　当然，大学改革之“道”也需要“器物”的承载，决定大学改革成败的学术传统也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加以维护和保障。如何在大学改革的制度维新过程中充分考虑对传统的继承和建构，最终还要在制度上找到落实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在谈及大学改革的制度问题时，都特别重视相关的法律问题，强调要尊重不同大学的历史与传统，倡议采用渐进改革而非“休克疗法”。实际上，这些建议都是希望大学改革能够充分尊重学术传统，避免改革对学术传统带来毁灭性的冲击。这些谨慎的告诫，往往源自对近年来各种浮躁的大学改革的反省。这些大学改革，往往既不顾中国各大学已有学术传统的积累，又忽视对未来学术传统的建设，而是采用经济的思路或是政治的逻辑，大搞所谓“学术工程”，进行“学术动员”。这些不尊重学术规律的改革做法，倒是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东西，与中国改革的总体思路背道而驰。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计划经济”式的学术政治运动，打出了“国际”的旗号，甚至瞄准了“世界一流”的目标，就忘记了“与国际接轨”和“创世界一流”都算不上什么新口号。如果没有真正检讨中国大学改革的基础和方向，这些点缀着“洋花样”的学术“跃进”只怕会重蹈覆辙。　　　　
　　　　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首先要强调的或许不是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是在改革中继承和建设中国学术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否则改革只会变成一场不断摧毁、永无休止的“革命”，不会给中国大学的未来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6节　谈大学“改革”

　　　　黄　　平　　　　
　　　　　　　　“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说法本身是有问题的。什么叫一流大学？现在的流行“标准”是：一流大学就一定要一流的建筑、一流的设备、一流的草地，门类要多么齐全，要多少多少万学生，要多少个学院多少个学科，教室和设备要多么现代化，是这样的吗？一流大学不一定意味着要门类多么齐全，假如硬凑一个一个学院和系所，不论凑了多少，教学和科研质量不行还是不行。　　　　
　　　　 有的人实际上把一流大学理解为一流的公司，甚至也不一定是一流的公司，而是大公司，大公司是大学吗？整天讲大学大学，基本没有大学之道在背后作为理念，而是嚷嚷着要学外面的名牌大学，其实连旧时代的小学都没做到。李零写的文章叫做《大学不是养鸡场》，我理解，现在想办一流大学的人也不是真想办个大养鸡场，但是我看他们很想办个ＩＢＭ那样的东西，认为那样就是一流了。这有点可笑。一所大学如果缺乏最重要的那些要素，比如说对学术的无尽探讨和对学生的合理引导，怎么能叫一流？其实学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师生们的讨论、争论，雅典学院也好，岳麓书院也好，都有孔夫子说的那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的是争鸣、探讨、交流、对话；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如果知识的再生产与社会生活本身缺乏的紧密关联，培养不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也一定不是一流大学。一所大学在一个社会被认为是一流是因为它培养出了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人。如果在一个发展中社会，某所大学培养出了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人才，那对这个社会来说，这所大学当然就是一流的，至于是不是“世界一流”，其实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我自己刚去英国，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在拜见费孝通老当年的同学、剑桥著名的人类学家埃德蒙·里奇。我说你看你一辈子做学问都没有中断，现在是世界上顶尖的人类学家，费老吃了多少苦啊，４０年代内战，５０年代又反右……里奇立刻就给驳斥说，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类学家能像费老那样和他生活的社会结合得如此紧密？他的研究能够立刻被社会所用或参考，整个社会可以是他观察研究的对象，哪个能做到？我里奇写的书看的人不足一千，现在那些大学者的书有几个人看，哪一个学者的东西能够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实践？这个意义上难道费老不是一流的吗？　　　　
　　　　 如果要宏观地来讲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现代教育是现代社会建构的一部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如果没有现代的以都市为中心的工业社会，就不会有这种教育方式：从儿童时代开始，集中、连续性的传授和学习专业化的知识和技术；另一方面，这种教育制度本身又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最强有力的合法性。教育本身是使人认同、驯化于制度与社会关系，把现存的秩序合理化和正当化，所以教育制度实际上又不可能与其它制度相分离，而是同样地，在现代社会，它们把个人从血缘的或地缘的自然关系村社关系中抽离出来重新加以组织，学校无非是这种组织方式之一。　　　　
　　　　 今天的教育不但是传授知识，而且还为现代社会培养和塑造它所需要的人才。如果拿现代教育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方式做比较的话，当然，科举时代有很多问题，但是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套教书育人的规范，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和做人是同一个过程，所谓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老师一定是做人的楷模，孩子们学知识的同时也是学做人的，读书做人是不分的。而今天的教育基本上把这两个过程分开，并且把整个的学习过程抽离于社会实践之外，只要求学生学会很专门的技术和技能，然后另外开一门品德课，缺乏自古以来教书育人、读书做人彼此不分的传统。１９０４年以来，废科举、兴新学，也有但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了。　　　　
　　　　 当下教育的问题之一在于，它的方向不是为这个社会培养所需要的人，而是过分地讲究“成材”，成材了就“跳槽”，飞了，一去不回，所以不只是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笑）我们西北就留不住人，都往东南来，大城市来，大城市也主要要来北京上海，北大清华，然后就漂洋过海，彻底告别黄土地。我们的知识分子一直就羞于与自己的同胞（特别是农民兄弟姐妹）为伍，而总想着“接轨”，拔着自己的头发也要飞跃，奔向大海和西方极乐世界。其实要按现在这种格局，只有两种人真能“飞”出去，一种是知识精英，飞不到哈佛牛津剑桥就去连二流都算不上的任何一所学校（即使到了一流学校也未必就能干一流的活）；另一种是铤而走险，偷渡，主要是南方少数几个县的青年农民。这两种人，在十三亿中国人中加起来也只能是小菜一碟。而中国目前最大的制约之一，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多地少，而是总的说来必须要靠自己来化解内部的张力和种种问题，包括印度巴西在内的所有的后发的人口农业大国也都与此类似。小地方还可以搭船，所谓“四小龙”无非就搭了冷战的船。而中国这么大个摊子谁要你搭呢？说得不客气一点，时代到今天，人家也学聪明了，你就是想卖国、想当李鸿章汪精卫也没那么容易了。如果主要得靠自己化解人多地少等张力的话，对教育的基本的设计，就应该是培养这个社会需要的、学了用得上的人，培养本土的（“在地”的）人材，而不是把教育变成一个不断“抽血”“吸血”的过程。这倒不是说农村的孩子就该待在农村，反过来，我们这些多少代都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凭什么就不该为农村和农民做点事呢？难道城市的发展真的要以农村的衰落为前提吗？说得“自私”一点，农村要真的完蛋了，城市也没什么好的，就如中国要真的完蛋了，世界也没什么好的一样。　　　　
　　　　 话说回来，大多数人通过一个连续学习的过程，应该成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材，应该对社会有所回报，这才是办教育的真谛。当然回报的形式可以有多样，做实验的、搞尖端的没有必要去辨认小麦和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异想天开”，如我们国家没有义务兵制度，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义务报答社会制度，具体实行起来可以很灵活，比如说可以自愿选择时间段和地点以及回报的方式，但社会总是需要我们回报的，不然还办教育、办大学干什么！　　　　
　　　　 那种目标盯着要“飞出去”的教育观念造成了当代教育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看重培养人才、尖子。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7节　精英教育

　　　　简单地说今天的教育其实是个精英教育，所以才有高考指挥棒，才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有重点学校和奖励优等生。精英教育毫无疑问可以把资源和机会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能培养出很拔尖的人物，但如果与大众教育之间没有一个基本的平衡，它就会以牺牲多数人上学的权利为代价。当然我并不是说要简单地回到以前的江西共大、六厂二校、开门办学，而是强调这里边存在一个平衡的问题，即如何平衡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每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而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考上清华北大复旦南开，甚至只有少数人能考上大学，现在农村里能考上大学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文革”以后就搞那个尖子班、精英班、少年科学家班，很大程度上就是很多人放弃受教育的机会来换取少数人的成功，当然这背后也没有什么险恶用心，无非就是技术和认识层面的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也可以说是顺应当时四个现代化的潮流吧，用心还特别好，但客观上，二十多年下来，就会看到教育资源布局、学科布点上的“偏”和不平衡。以前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很有名的大学，各个大学都有很有名的学科，各个学科里都有一些拔尖的学者，比如兰州大学、吉林大学、云南大学，更不要说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了，而现在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北京上海的很少几所大学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资源，废科举以来的一些资源，古往今来的一些资源，今天如何来看待，如何有可能地加以吸收和利用，是需要珍重考虑的。　　　　
　　　　 现在的“大学改革”，太厚今薄古了，太崇洋媚外了。于是大家都讲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其实在最发达的地区，最好的大学里也蕴涵着很多问题。第一危险的就是高度的专业化，知识被学科、专业分割得支离破碎，最后既与社会无关也与其他知识无关。第二是学术研究的高度商业化，即使像哈佛这样的学校也没法脱俗，其实它最强的并不是商学院，甚至也不是法学院，但它也需要这两个学院来支撑他的财政。这两条是地处边缘的地区最容易陷入的困境，事实上也已经在发生了，评估啊、指标啊，看发表多少论文、发表在哪儿，这个完全不是精神生产和知识再生产本身的做法，而是生产皮鞋、袜子、ＩＢＭ计算机的做法。对教育的这种高度制度化和专业化的理解整个形成了一个框框，在这个框框里，现在的教育大纲里规定的那套知识才算知识，要通过那套知识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