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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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我对大学制度改革的一种期望。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没有搞清楚。譬如说，打破“大锅饭体制”总是对头的，但是由谁来打破它呢？好像说来说去都是在对付教师。有人在解释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是：整个国家在改革，所以没有理由独独让教授的岗位稳如泰山。我觉得这是非常糊涂的观念，是一种政客的语言而不是一个教育家的语言。要知道我们国家的改革措施中并非人人公平竞争，国有企业中工人和干部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企业破产工人下岗，却未听说厂长和经理失业，其实对于搞垮一个企业真正负有直接责任的，正是那些享受大锅饭好处的厂长和经理。所以我觉得盲目地用“大锅饭”体制来比喻社会主义体制也不一定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还分国立的和私立的，国立大学就是国有的。国有企业亏损，生产上不去，可以引进外资，调整产业结构，国家经济照样能发展。大学不一样，大学是培养国家人才的机构，它关涉到国家的未来发展的竞争能力，大学教育极需要稳定。现在一说到大学要稳定就是针对学生闹事，其实更重要的是教师的稳定，只有教师的稳定才能使他们有好的心情来看社会发展，用这种好的心情来感染学生、影响学生和培养学生，这是国家稳定的关键所在。我说的大学教师稳定，说简单些就是国家要让教师能够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居有屋，行有车，这样才能使他们安心教学搞科研。　　　　
　　　　 现在好像改革之风吹来吹去都在威胁：学校也要打破大锅饭，教师也要下岗，可是教育工作中行政管理机构庞杂繁琐，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都严重窒息了教育的活力，为什么就没有人把这些迫在眉睫的弊病放在人事制度改革思路里去解决？　　　　
　　　　 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一批重点大学，我以为教师就应该是终身制的，这些大学的教师应该成为全国学术精英，不能设想，没有他们还有什么国家的学术传统？国家应该在当前经济改革引起社会动荡之际，尽可能保护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确保他们的工作岗位。社会上许多部门都可以动荡瓦解，惟独教育领域不可动荡，大学要保持绝对稳定，只有保障了教师的终身岗位才能保证真正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才能使大学不跟着市场经济狼奔豕突惶惶不可终日，才能使大学成为举世滔滔中的一片绿洲，才能让教师以良好的心态来搞好教育，让青年一代以良好的心态来接受人文传统和科学知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系国家的未来命运和学术的持续性发展，也保证国家生产力的持续性发展。　　　　
　　　　 有一种说法：一流大学里要求每一个学者都是一流的，而不是平均一流。从理想的要求来说这应该是一流大学所追求的目标，但是从实际出发，世界上哪一座大学能说其中的教授个个都是一流的？这一流的标准又是什么？优秀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一个学校有２０％的真正一流学者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否则，连“一流学者”也成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的奋斗指标了。北大改革者的理想是好的，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首先我们就不具备一流的行政管理水平和服务设施，不具备一流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指导思想，在高校的日常工作中有多少时间是消耗在非学术和非教学的无聊会议及各项应付性工作中，如果个个都是一流学者有没有可能来面对那么许多的日常事务？所以，盲目地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改革要求，只能是掩盖了更需要改革的一些问题。在一个具有深厚人文基础的大学里，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做到教育体制健全、教育指导思想明确、行政管理科学化、学校服务系统完备、教授治校能真正发挥作用，那么，即使是平庸一些的教师也能够勤勉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这些前提失措，那么，优秀教师一流学者也会无所事事不务正业。　　　　
　　　　 过去几十年来高校一直是社会主义大锅饭的体制，几十年的历史都证明了真正阻碍学术的只能是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和控制，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积极性，只要政治上宽松，坚持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学术就会繁荣起来。现在教育决策者过于强调经济的作用，把金钱视为钓饵，把大学视为产业和赚钱机器，用放高利贷的方式来规范学者的学术研究，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知识分子的劳动，肯定不能真正认识知识分子的劳动价值。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不为稻粱谋而存在的，他们的学科研究可能没有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效益，但是他们还是必须去苦苦地研究，探索，那是为什么？因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发展需要这类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精神劳动。这种精神劳动对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既是一种绝对的内心欢悦，他必须兴致勃勃地去研究探索，同时也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需要由他们来提升。因此他们的工作压力也是极大的，往往一个课题研究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有时在学术上真正推进一步需要付出许多年的努力。如果没有终身制来保障他们的学术活动，对整个民族文化发展都是不利的。　　　　
　　　　 我走过许多发达国家，名牌大学教授都是终身制的，美国教授的终身俸制度是很普遍的，不像有些文章说的，只有很少人才能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一名博士生毕业后在大学谋求教职，从进入“终身俸考核”（ｔｅｎｕｒｅｔｒａｃｋ）起，到获得终身俸，一般要经过七年时间。当然考核制度比较严格，淘汰率也很高。但我们现在一个博士生毕业留校任教，如果不是破格聘任的话，大约也要七八年的时间。美国大学的教师岗位有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合同讲师制？（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走这条道路意味着永远不能拿终身俸，另外一个系列在竞争中还是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大学教职都是终身的，没有听说过大学教授需要担心下岗。在美国，如果谁拿到大学的终身教职后还可以跳槽，去应聘更高待遇的学校，终身俸教授可以到死也不退休，如果退休又能拿到很高的退休金。这才叫做安居乐业。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40节　终身教授的制度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教授要有终身教授的制度？以美国为例，美国当初设立终身俸制度的理由，是为了保护“言论与学术自由”，保障大学教授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无论是否违背美国政府的观点或学校当局的意见，比如说没有终身俸的大学教师有可能因为反政府游行之类的行为、或者在课堂上讲授一部被查禁的小说而被学校当局开除，而对于一个获得终身俸的教授就没有这种顾虑。在美国尚且如此，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就更需要这样的保障。　　　　
　　　　四　　　　
　　　　 北大的改革方案里有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岗位和专任教学岗位两类，我以为是可行的，但并不说明教学工作就比科研工作差。优秀教师的教学工作同样也是科研的一部分。我看到有的文章批评教师学术成果不丰，用“无所事事”来形容，这是不妥当的。全世界的大学都没有像中国的大学那样重视学术研究成果。一般来说，国外教师的课程量比中国教师要多得多，一个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只要他上好课，达到了规定的工作量，上课能够受到学生的欢迎，就是完成了他的工作。学术成果是第二位的，因为作为一个教师的“事”主要是在课堂上培养教育学生。著书立说谈何容易，非苦心孤诣反复推敲不能成其为学说。许多老先生一辈子也没有写过几本书，即使是大师级的人物也就是几卷文集而已。他们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上课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却有崇高的荣誉。怎么能说这样的教师是无所事事呢？　　　　
　　　　 再退一步说，人文学科的许多学者的精神劳动，就是需要在无所事事地读书、讨论、思考中产生的。就像钱钟书说的，学问大抵皆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不能搞大兵团作战。现在对教师的考核的方法非常可疑，几乎每年都要统计有否新的著作出版，既要求上课又要求科研，指标都定得很高，就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完成。到头来就是心力交瘁、弄虚作假，媒体上经常揭露的那些自己抄袭自己的现象，都是这样给逼出来的。一个再好的学者哪里可能每天产生新思想和新成果？　　　　
　　　　 一个大学以培养专业人才为它的主要目标，各式各样的大学就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和分类，为国家培养多样的、全面的人才。这是最主要的大学目标。而上课和指导研究生是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基本途径。科研当然应该从事研究，但是在大学里从事科研工作也应该与培养学生联系起来，学校不是一般的企业也不是专门的科研单位，不能脱离了教育学生这个“本”来从事科研活动。　　　　
　　　　 以文科而言，总是要在人文知识训练和人文精神培养的总体目标下创新知立新说，培养学生大胆突破传统偏见，颠覆陈腐观念，训练出敢于创新的思维能力。上课就应该把最前沿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展示给学生，教育给学生，这也就是科研的一部分。科学上的探索（包括人文学科）是极为艰难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研究中有独立思考、创建新说的能力，但至少人文学科的学者应该有学术的敏感和识别能力，有大胆吸取新成果的能力，他们只要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采用、传播新的科学成果，并把它施教于学生，就是一种称职的行为。学校不能片面地把学术研究和教学割裂开来，把科研看成是每一个教师的工作业绩。这样人为的逼迫人人搞科研，结果只能像大跃进时代那样，使本来可以通过学习搞好教育的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被无情剥夺，去浪费在炮制大量平庸之作的过程中。尤其是现在许多学校为了申报博士点或者满足其他指标，都不断耗费钱财去印制许多明显不够水平或者没有个人见解的学术著作，最不能原谅的是，或者为了盗名争利就不断炮制伪劣的学术著作，然后利用上课的权利把那些伪劣学术著作强行推销给学生，不但科研上败坏了学术风气，而且造成教学上的低水平和混乱，害人非浅。但所有这些都可能在量化的考核科研指标体系里获得通过和鼓励。　　　　
　　　　 所以，如果不把教学和科研对立起来，就很难说搞教学就不需要科研做后盾。　　　　
　　　　 我举两个自己的例子，我在二十年前刚留校任教时，我的老师潘旭澜教授对我说，上好一门课要以３０：１的时间来做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用３０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１小时的讲课内容，这话太夸张了吗？如果就事论事，当然是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但青年教师基础不好，许多书都没有读过，为了在课堂上讲得有根有据，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知识，讲解一个作品，最好是读这个作家的全集或者传记，这样一来，大约３０：１的时间安排也是不够了。我当初就是按照潘老师的要求去做的，我从一开始上课就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其说是口才的问题，不如说是有了科研做后盾。　　　　
　　　　 还有一个所谓“无所事事”的例子：１９９０年代中期，我刚评上博士生导师不久，教学任务还没有现在那样多，我负责指导一个韩国学生，她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而胡风文艺理论是以晦涩难读闻名，加上时代背景和复杂的宗派斗争，一个外国学生要弄清楚不很容易。我那时在韩国做访问学者，真的无所事事，反正也很闲，她就回到汉城来跟我读书，我与她一起逐篇通读胡风选集，就一篇篇读，一句句讲，这样隔一天讲一次，每次讲八小时以上，哪里是春秋笔法哪里是奴隶语言全都讲清楚了，录音磁带就有几十卷。这个学生也很有悟性，后来写出来的论文非常出色。她回国后很快就击败了本国的同行竞争者，取得了一份很好的教职。我相信这样的教学对外国学生来说很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培养真正的外国汉学家的必要措施。　　　　
　　　　 可是现在我就不可能再这么做了，因为没有时间，不无所事事就只能是匆匆忙忙地教书，蜻蜓点水的指导。现在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很忙碌，但未必真的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当然，我这么说并非否认对教师的考核。但我想对大学教师的考核应该充分考虑到他的工作的特殊性。考核应该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师风师德的考核。学校以“立人”为宗旨，学校里通过教育要使学生学会怎么做人、怎么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师德师风是第一要义，对教师的最要紧的考核。如果教师在道德品质上不能为人师表，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里都是不被允许的。陈独秀当年在北大被解聘，不是因为编《新青年》宣传激进思想，而是他私下里去八大胡同逛窑子，还闹出丑闻，北大就把他解聘了，蔡元培也没有办法保护他。第二方面是考核教师的教学工作。如果教师上课不负责，敷衍了事，或者上课效果极差，不受欢迎，那也是不被允许的。至于科研工作，项目指标等等，不应该成为教师的考核标准。科研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科研是否上得去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优秀的标志，但不是衡量一个教师是否优秀的标志。优秀的大学教师一般也应该是优秀的学者，但是不能把这样的标准绝对化，搞形式主义。大学对教师的要求应该分出等级，待遇也应该拉开距离，对于教学科研岗位上双肩挑的优秀教师应该给以崇高的荣誉和更加优厚的待遇，由他们来承担学科带头人的重任。但大学永远也需要一般的教学人员，可以只承担上课教学，不一定要做什么科学项目，对于普通教师，没有必要逼着他们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钱财。大学的教师考核制度是很复杂的现象，做得好可以调动积极性，让教师各安其职，把教学科研都做好；搞一刀切是最容易的